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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兒童為何互相欺凌?學校成了弱肉強食的叢林
留守兒童為何互相欺凌?學校成了弱肉強食的叢林留守兒童為何互相欺凌?學校成了弱肉強食的叢林
最近，“河北邯鄲13歲初一男孩遭3名同學殺害後埋屍”的新聞引發全網關注。筆者最近幾年一直在農村調研，一個直觀的感受是，在越來越沒有溫度的鄉村，鄉校竟成了弱肉強食的叢林。
到底是怎樣的社會環境讓這3個男孩成為“惡魔”，走上犯罪道路？又是怎樣的家庭環境讓這位受害男孩長期遭受欺凌但周圍人渾然不知？這裡的周圍人包括孩子的老師、孩子最親近的爺爺奶奶、孩子的父親、孩子的“父母官”——村幹部們。被害男孩的“周遭”到底發生了什麼？
爸爸去哪兒了？打工掙錢和留守陪伴的兩難
從法律角度看，除非三位施暴者自己坦白，否則已經難以形成有效證據證明施暴者對受害者生前的欺凌情況。但從惡性欺凌的發生規律來看，受害人在生前應該經常被這三位施暴者“威逼上供”，也許平時家人給的零花錢乃至生活費大概率會被施暴者“分享”。
受害者父親提供的一個細節可以佐證，他表示此前孩子就曾表示不願上學，“我們以為孩子貪玩，並沒有當回事，後來才知道孩子在學校受到霸凌”。受害人同學提供的細節也能加以證明，受害人曾經向同學寫紙條說“自己想死”；有同學曾經多次看到受害人在課間被關（鎖）在“勞動小屋”中欺凌、欺負。
然而，大多數自媒體會將此作為“沒有做好家長”的例證，進而將這起嚴重暴力欺凌事件的部分原因歸於“家庭”。
事實上，在當下農村，像受害人所處的這類不完整（包括形式上完整實質上不完整和形式與實質均不完整的）家庭越來越多，農村青年家庭易碎化、破碎化在我們的調研中日益凸顯。父母其中一方外出或雙方外出務工的留守家庭比例最高，還有父母離異的家庭，青年父親或者母親必須外出務工掙錢才能養活自己和孩子，於是孩子便成為留守兒童。
當“旁觀者”不斷強調父母陪伴的重要性，甚至在“網評”中將輿論壓力引向孩子的“父親”或“母親”時，我們是否真的能站在他們的處境同情和同理化思考：作為一個壯勞動力，是外出打工養家更加迫切還是留守在家陪伴更加迫切？
如果是夫妻情感穩定的家庭，尚能通過“陪讀媽媽-打工爸爸”的夫妻分工方式陪伴孩子成長，但面對當前農村形式和實質均不完整家庭（單親家庭、犯罪家庭、吸毒家庭、事實孤兒等）日益普遍的情形，這些爸爸或媽媽與這些孩子還能做出怎樣的選擇？
如果我們足夠了解當前中西部大部分縣域乃至地級市的經濟發展情況，尤其是當地工業、服務業的基本情況，就不會在網絡中去質疑“媽媽去哪呢？”“爸爸去哪呢？”他們是沒得選擇，只能到有務工機會、發得起養活自己和孩子工資的經濟發達地區打工掙錢，孩子便只能交給上了年紀的爺爺奶奶來照顧。
在自己的孩子多次否認遭遇校園欺凌後，絕大多數忙於生計的父親或母親大概率都會把這歸因於“初中生的叛逆”“孩子太貪玩”“孩子太沉迷手機游戲”，如此，家長幾乎不會同意孩子不去上學，這就是親子之間信息不對稱、權力不對稱造成的“二次傷害”：“你今天必須得去上學！”在我看來這，在這個環節中去區分責任（在孩子這裡是不講實話，在家長這裡是過於權威）並無實際意義。
這裡的深層危機，不是孩子的父母“心大”“粗心”“不負責”等等，而是當今的父母越來越得面對“部分隱形的孩子”，這才是更加普遍的現實。
孩子不願或不敢把自己在家庭之外的經歷告知父母，不論是快樂的體驗還是痛苦的經歷，他們會藏得很深，如果找不到“指定朋友”傾述，他們一定活得很累，自己一個人默默地扛著，等待自己周遭環境發生巨變，看能否獲得喘息的機會。親子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導致孩子模糊化，但這種模糊化的孩子在親子權力不對稱的情況下，大多只能繼續忍受、服從，將自己陷於更加危險的境地。
看似朋友實則“壓迫剝削”的不平等關系
受害人在生前，除了強迫“上供”之外，是否還存在其他的欺凌形式，我們不得而知。但從此次暴力的傷害程度來看，三位施暴者大概率在受害者生前有“看不順眼就打一頓”“沒事就嘲諷他”等或輕或重的肢體傷害。
看相關報道，是三位施暴者主動約受害者出來玩耍的，受害者當時為什麼沒有拒絕？如果這次拒絕，下次雙方碰面後又將遭遇什麼？也許他內心想拒絕，但他不敢拒絕，因為“今天拒絕了，明天可能就成為他們施加傷害的理由”。
也或許，他一直以來在表面上都是跟這三位施暴者玩耍，他們在面上是“朋友”，但一定不是地位平等的真朋友。大家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就會發現，類似的惡性校園霸凌事件，受害方與施暴者之間並非陌生關系，他們常常是“朋友關系”“室友關系”等，就算沒有這層關系，他們總在某個空間內有密集的社會交往和接觸。
您的點贊是對我們的鼓勵
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到底是怎樣的社會環境讓這3個男孩成為“惡魔”，走上犯罪道路？又是怎樣的家庭環境讓這位受害男孩長期遭受欺凌但周圍人渾然不知？這裡的周圍人包括孩子的老師、孩子最親近的爺爺奶奶、孩子的父親、孩子的“父母官”——村幹部們。被害男孩的“周遭”到底發生了什麼？
爸爸去哪兒了？打工掙錢和留守陪伴的兩難
從法律角度看，除非三位施暴者自己坦白，否則已經難以形成有效證據證明施暴者對受害者生前的欺凌情況。但從惡性欺凌的發生規律來看，受害人在生前應該經常被這三位施暴者“威逼上供”，也許平時家人給的零花錢乃至生活費大概率會被施暴者“分享”。
受害者父親提供的一個細節可以佐證，他表示此前孩子就曾表示不願上學，“我們以為孩子貪玩，並沒有當回事，後來才知道孩子在學校受到霸凌”。受害人同學提供的細節也能加以證明，受害人曾經向同學寫紙條說“自己想死”；有同學曾經多次看到受害人在課間被關（鎖）在“勞動小屋”中欺凌、欺負。
然而，大多數自媒體會將此作為“沒有做好家長”的例證，進而將這起嚴重暴力欺凌事件的部分原因歸於“家庭”。
事實上，在當下農村，像受害人所處的這類不完整（包括形式上完整實質上不完整和形式與實質均不完整的）家庭越來越多，農村青年家庭易碎化、破碎化在我們的調研中日益凸顯。父母其中一方外出或雙方外出務工的留守家庭比例最高，還有父母離異的家庭，青年父親或者母親必須外出務工掙錢才能養活自己和孩子，於是孩子便成為留守兒童。
當“旁觀者”不斷強調父母陪伴的重要性，甚至在“網評”中將輿論壓力引向孩子的“父親”或“母親”時，我們是否真的能站在他們的處境同情和同理化思考：作為一個壯勞動力，是外出打工養家更加迫切還是留守在家陪伴更加迫切？
如果是夫妻情感穩定的家庭，尚能通過“陪讀媽媽-打工爸爸”的夫妻分工方式陪伴孩子成長，但面對當前農村形式和實質均不完整家庭（單親家庭、犯罪家庭、吸毒家庭、事實孤兒等）日益普遍的情形，這些爸爸或媽媽與這些孩子還能做出怎樣的選擇？
如果我們足夠了解當前中西部大部分縣域乃至地級市的經濟發展情況，尤其是當地工業、服務業的基本情況，就不會在網絡中去質疑“媽媽去哪呢？”“爸爸去哪呢？”他們是沒得選擇，只能到有務工機會、發得起養活自己和孩子工資的經濟發達地區打工掙錢，孩子便只能交給上了年紀的爺爺奶奶來照顧。
在自己的孩子多次否認遭遇校園欺凌後，絕大多數忙於生計的父親或母親大概率都會把這歸因於“初中生的叛逆”“孩子太貪玩”“孩子太沉迷手機游戲”，如此，家長幾乎不會同意孩子不去上學，這就是親子之間信息不對稱、權力不對稱造成的“二次傷害”：“你今天必須得去上學！”在我看來這，在這個環節中去區分責任（在孩子這裡是不講實話，在家長這裡是過於權威）並無實際意義。
這裡的深層危機，不是孩子的父母“心大”“粗心”“不負責”等等，而是當今的父母越來越得面對“部分隱形的孩子”，這才是更加普遍的現實。
孩子不願或不敢把自己在家庭之外的經歷告知父母，不論是快樂的體驗還是痛苦的經歷，他們會藏得很深，如果找不到“指定朋友”傾述，他們一定活得很累，自己一個人默默地扛著，等待自己周遭環境發生巨變，看能否獲得喘息的機會。親子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導致孩子模糊化，但這種模糊化的孩子在親子權力不對稱的情況下，大多只能繼續忍受、服從，將自己陷於更加危險的境地。
看似朋友實則“壓迫剝削”的不平等關系
受害人在生前，除了強迫“上供”之外，是否還存在其他的欺凌形式，我們不得而知。但從此次暴力的傷害程度來看，三位施暴者大概率在受害者生前有“看不順眼就打一頓”“沒事就嘲諷他”等或輕或重的肢體傷害。
看相關報道，是三位施暴者主動約受害者出來玩耍的，受害者當時為什麼沒有拒絕？如果這次拒絕，下次雙方碰面後又將遭遇什麼？也許他內心想拒絕，但他不敢拒絕，因為“今天拒絕了，明天可能就成為他們施加傷害的理由”。
也或許，他一直以來在表面上都是跟這三位施暴者玩耍，他們在面上是“朋友”，但一定不是地位平等的真朋友。大家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就會發現，類似的惡性校園霸凌事件，受害方與施暴者之間並非陌生關系，他們常常是“朋友關系”“室友關系”等，就算沒有這層關系，他們總在某個空間內有密集的社會交往和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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