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六四"在中國是個禁忌,但總有人會記得
#舊文重溫 “六四”在中國是個禁忌，但總有人會記得https://t.co/FPAgZufB0v—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chinese) June 4, 2024
北京——在中國，天安門大屠殺不會在任何教科書中出現，不會在任何電視頻道播放，也不會有任何紀念碑。但30年過去了，那個事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潛意識裡依然栩栩如生。這是為什麼呢？
1994年該事件的五周年紀念日剛剛過去不久，我以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此後這個問題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裡。在這裡，人們用兩個簡單的數字指代這一事件：“六四”，也就是1989年6月4日鎮壓發生的日子。前一天深夜和當天凌晨，政府的士兵開著坦克和裝甲運兵車，荷槍實彈地進入了北京市中心。他們的目標是天安門廣場，和平的抗議者已占據廣場近兩個月了，表達出許多人對更加開放社會的希望。
從那以後，政府一直在想盡辦法讓“六四”這個日子不復存在。每年，在這一天到來之前的一兩個月裡，政府會圍捕異見人士，騷擾遇難者家屬，讓記者保持沉默，並派兵鎮守街頭。如果不得不解釋其1989年立場的話，政府會爭辯說，那些學生是激進分子，必須清除出場，所有暴力都是由他們或他們的保護者挑起的，他們襲擊了士兵，燒毀了坦克，制造了混亂。
當然，這是一個典型的指責受害者的論點——幾乎不可信，而且有點令人厭惡。但在某種程度上，它已成為固定的說法。正如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在2014年發表的《失憶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知道這場大屠殺，在知道的人中，有些人認為那是令人遺憾、令人尷尬的異常情況——或許與一些美國人對1968年發生在南越美萊村的屠殺(the My Lai massacre)看法可能類似。
然而，人們對30年前北京那個晚上的記憶並沒有消失。許多人感到憤慨：使用武裝士兵是沒有道理的，幾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也不會洗去那個魯莽決定留下的污點，除非有某種形式的道歉或清算。
這種觀點並不局限於少數異見人士或外國學者，想讓中國難堪的人，或是那些不能讓過去的事情過去的人。那些認為靠武力來維持政權的政府不合法的中國民眾，也在保持著天安門事件的記憶。
許多人在通過一種新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觀點：非官方的歷史。並非專業歷史學家的人已經承擔起責任，來保存這個國家的許多殺戮、饑荒、反抗和政府鎮壓的記憶——“六四”只是其中之一。這些人中有作家、電影制作人、詩人、藝術家、歌詞作者，以及公共知識分子。其中有些人在社會的邊緣創作，他們的作品出來後馬上就被禁止，通常只能在國外展出或出版。還有些人沒有完全離開主流，仍試圖在中國傳播他們的想法，通常是通過社交媒體。
近年來，我寫過一些這樣的人，比如藝術家胡傑或學者艾曉明，他們制作了關於中國政治迫害的開拓性紀錄片。其他一些人在社交媒體上寫關於政府征用農民土地，或中國受迫害的人權律師困難處境的文章，比如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和調查記者江雪。他們經常被刪帖，被銷號，但他們往往能設法建立新賬號，繼續傳播他們的想法。
法國歷史學家魏簡(Sebastian Veg)在他的新書《民間：中國草根知識分子的興起》(Minjian: The Rise of China’s Grassroots Intellectuals)中描述了這些21世紀的非專業活動人士。魏簡展示了天安門事件如何導致了一個歷史性的裂痕。在中國的各朝各代以及共產黨執政的頭40年，知識分子對自己的定義總是相對於國家的，雖然他們有時勇敢地反對國家，但總是以某種方式依存於國家。
民間歷史學家沒有那麼精英主義。他們自己掙錢養活自己，或受益於獨立的智庫或資助者，他們寫地方上的故事或特定主題的文章：農民工、毛澤東時代的受害者、宗教迫害的對象、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用已故作家王小波的話，他們寫的是“沉默的大多數”。
這些有想法的人得益於技術的幫助。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說過一句有名的俏皮話：試圖控制互聯網就像試圖“把果凍釘在牆上”，但中國和許多其他國家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互聯網。然而，技術在記憶的持久性上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胡傑和艾曉明用數碼電影攝像機拍攝紀錄片，這種花銷他們負擔得起，數碼文件還可以上傳到網上。這些片子在中國也許被屏蔽了，但據信有數千萬中國人使用VPN軟件繞過政府的網絡控制，看到他們拍的紀錄片。
更簡單的技術也非常有效。《記憶》是一本獨立的歷史雜志，它以地下出版物的現代形式，就中國近代史上一些最敏感的問題發表范圍廣泛的文章。每期的文章被整理成一個PDF文件，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朋友和支持者。這些人再通過電子郵件或微信之類的短信服務把文件轉發出去。每期雜志都在海外網站上存檔，中國國內的任何人都可以通過VPN訪問這些網站。
不錯的新聞，我要點贊
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北京——在中國，天安門大屠殺不會在任何教科書中出現，不會在任何電視頻道播放，也不會有任何紀念碑。但30年過去了，那個事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潛意識裡依然栩栩如生。這是為什麼呢？
1994年該事件的五周年紀念日剛剛過去不久，我以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此後這個問題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裡。在這裡，人們用兩個簡單的數字指代這一事件：“六四”，也就是1989年6月4日鎮壓發生的日子。前一天深夜和當天凌晨，政府的士兵開著坦克和裝甲運兵車，荷槍實彈地進入了北京市中心。他們的目標是天安門廣場，和平的抗議者已占據廣場近兩個月了，表達出許多人對更加開放社會的希望。
從那以後，政府一直在想盡辦法讓“六四”這個日子不復存在。每年，在這一天到來之前的一兩個月裡，政府會圍捕異見人士，騷擾遇難者家屬，讓記者保持沉默，並派兵鎮守街頭。如果不得不解釋其1989年立場的話，政府會爭辯說，那些學生是激進分子，必須清除出場，所有暴力都是由他們或他們的保護者挑起的，他們襲擊了士兵，燒毀了坦克，制造了混亂。
當然，這是一個典型的指責受害者的論點——幾乎不可信，而且有點令人厭惡。但在某種程度上，它已成為固定的說法。正如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在2014年發表的《失憶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知道這場大屠殺，在知道的人中，有些人認為那是令人遺憾、令人尷尬的異常情況——或許與一些美國人對1968年發生在南越美萊村的屠殺(the My Lai massacre)看法可能類似。
然而，人們對30年前北京那個晚上的記憶並沒有消失。許多人感到憤慨：使用武裝士兵是沒有道理的，幾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也不會洗去那個魯莽決定留下的污點，除非有某種形式的道歉或清算。
這種觀點並不局限於少數異見人士或外國學者，想讓中國難堪的人，或是那些不能讓過去的事情過去的人。那些認為靠武力來維持政權的政府不合法的中國民眾，也在保持著天安門事件的記憶。
許多人在通過一種新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觀點：非官方的歷史。並非專業歷史學家的人已經承擔起責任，來保存這個國家的許多殺戮、饑荒、反抗和政府鎮壓的記憶——“六四”只是其中之一。這些人中有作家、電影制作人、詩人、藝術家、歌詞作者，以及公共知識分子。其中有些人在社會的邊緣創作，他們的作品出來後馬上就被禁止，通常只能在國外展出或出版。還有些人沒有完全離開主流，仍試圖在中國傳播他們的想法，通常是通過社交媒體。
近年來，我寫過一些這樣的人，比如藝術家胡傑或學者艾曉明，他們制作了關於中國政治迫害的開拓性紀錄片。其他一些人在社交媒體上寫關於政府征用農民土地，或中國受迫害的人權律師困難處境的文章，比如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和調查記者江雪。他們經常被刪帖，被銷號，但他們往往能設法建立新賬號，繼續傳播他們的想法。
法國歷史學家魏簡(Sebastian Veg)在他的新書《民間：中國草根知識分子的興起》(Minjian: The Rise of China’s Grassroots Intellectuals)中描述了這些21世紀的非專業活動人士。魏簡展示了天安門事件如何導致了一個歷史性的裂痕。在中國的各朝各代以及共產黨執政的頭40年，知識分子對自己的定義總是相對於國家的，雖然他們有時勇敢地反對國家，但總是以某種方式依存於國家。
民間歷史學家沒有那麼精英主義。他們自己掙錢養活自己，或受益於獨立的智庫或資助者，他們寫地方上的故事或特定主題的文章：農民工、毛澤東時代的受害者、宗教迫害的對象、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用已故作家王小波的話，他們寫的是“沉默的大多數”。
這些有想法的人得益於技術的幫助。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說過一句有名的俏皮話：試圖控制互聯網就像試圖“把果凍釘在牆上”，但中國和許多其他國家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互聯網。然而，技術在記憶的持久性上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胡傑和艾曉明用數碼電影攝像機拍攝紀錄片，這種花銷他們負擔得起，數碼文件還可以上傳到網上。這些片子在中國也許被屏蔽了，但據信有數千萬中國人使用VPN軟件繞過政府的網絡控制，看到他們拍的紀錄片。
更簡單的技術也非常有效。《記憶》是一本獨立的歷史雜志，它以地下出版物的現代形式，就中國近代史上一些最敏感的問題發表范圍廣泛的文章。每期的文章被整理成一個PDF文件，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朋友和支持者。這些人再通過電子郵件或微信之類的短信服務把文件轉發出去。每期雜志都在海外網站上存檔，中國國內的任何人都可以通過VPN訪問這些網站。
不錯的新聞，我要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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