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不同世代的六四紀念:以個體的堅韌 對抗政治高壓
2023年3月，一個冰冷的雨天。周鋒鎖開了三個多小時車，去紐約附近的一個城市。此前，有人在網上找到他，說自己有一些“六四”的文物要當面交給他。
匆匆一面，暮色中，他只看到對方是一個和自己一樣已不再年輕的中年男子。寒暄幾句，對方遞給他一個袋子，說：“我保存了這麼多年，今天就交給你了。”兩人握手告別，他未及細看東西，匆匆返回新澤西的家，已是深夜。
待他打開袋子，一大片紅布傾瀉而出。這是一面陳舊的旗子，紅布上寫了四個黑色的毛筆大字“西北大學”。旗子被揉的皺皺巴巴，沾染了大片及星星點點的血漬，已接近墨色。
這正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血和旗子。隔了34年，在周鋒鎖的手上展開時，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顫栗。捐贈者告訴他，1989年6月3日深夜，面對全副武裝的軍人，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在最後一刻緊急撤出時，一名清華大學的男生頭部受了傷，鮮血湧出。交付他旗子的男子當時是清華的老師，情急中扯過旗子來，為這個男生包扎。當時還有一塊白色的棉毛巾，浸透了血漬，也被一起保存了下來。
旗子和毛巾暫時被放在周鋒鎖家的地下室裡。這是美國新澤西州一處藍領社區的獨棟三層小樓，除了後院一個長滿蓬勃植物的花園，看起來樸素平淡。一層被他出租出去，租金補貼日常。地下室則成了他收集展示“六四”文物的地方。
紐約的“六四紀念館”於2023年春天正式落成之前，這個裝修整潔的地下室算是紀念館的前身。裡面的藏品，包括一頂藍色的帳篷，是香港支聯會1989年捐贈給天安門學生的。2022年初，一個陌生人專程趕來紐約交給了他，說是當年西安的一對情侶，最後從天安門廣場撤退時，帶走了這頂帳篷，一直保存了下來。
除了旗幟、帳篷等1989年的廣場實物，還有一些藝術品，是1989年6月4日大屠殺發生後，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們創作的。
其中一張水墨畫，創作於1989年6月5日，作者不詳。畫面中間，平板車上躺著一個身中子彈的孩子，殷紅的血從孩子的胸口流出。這個9歲的孩子叫呂鵬，是北京一所小學的三年級學生，根據中國人權網的資料，呂鵬是迄今為止所知年齡最小的天安門大屠殺受害者，於1998年6月3日半夜十二點左右，在復興門立交橋附近被戒嚴部隊多發子彈射中胸部，當場死亡。
“六四”紀念館裡展出的藝術作品《媽媽你幫我問一問》（受訪者提供）
馬少方是當年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曾在《歷史在鞭打現實》一書中，這樣回憶那一天他看到的這一幕：
“車至德勝門，我看到了這輩子最為慘烈的情景。一群人，淚流滿面，他們抬著一個兒童的屍體，那孩子最多不會有十歲的年齡，他那麼小，身上那麼多槍眼，他渾身無力地躺在那破舊的木板上，陽光陰慘地照著他的臉，那張小臉，陰慘的白，小臉上的困惑，在我的眼裡，卻是一個天大的控訴。
不錯的新聞，我要點贊
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匆匆一面，暮色中，他只看到對方是一個和自己一樣已不再年輕的中年男子。寒暄幾句，對方遞給他一個袋子，說：“我保存了這麼多年，今天就交給你了。”兩人握手告別，他未及細看東西，匆匆返回新澤西的家，已是深夜。
待他打開袋子，一大片紅布傾瀉而出。這是一面陳舊的旗子，紅布上寫了四個黑色的毛筆大字“西北大學”。旗子被揉的皺皺巴巴，沾染了大片及星星點點的血漬，已接近墨色。
這正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血和旗子。隔了34年，在周鋒鎖的手上展開時，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顫栗。捐贈者告訴他，1989年6月3日深夜，面對全副武裝的軍人，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在最後一刻緊急撤出時，一名清華大學的男生頭部受了傷，鮮血湧出。交付他旗子的男子當時是清華的老師，情急中扯過旗子來，為這個男生包扎。當時還有一塊白色的棉毛巾，浸透了血漬，也被一起保存了下來。
旗子和毛巾暫時被放在周鋒鎖家的地下室裡。這是美國新澤西州一處藍領社區的獨棟三層小樓，除了後院一個長滿蓬勃植物的花園，看起來樸素平淡。一層被他出租出去，租金補貼日常。地下室則成了他收集展示“六四”文物的地方。
紐約的“六四紀念館”於2023年春天正式落成之前，這個裝修整潔的地下室算是紀念館的前身。裡面的藏品，包括一頂藍色的帳篷，是香港支聯會1989年捐贈給天安門學生的。2022年初，一個陌生人專程趕來紐約交給了他，說是當年西安的一對情侶，最後從天安門廣場撤退時，帶走了這頂帳篷，一直保存了下來。
除了旗幟、帳篷等1989年的廣場實物，還有一些藝術品，是1989年6月4日大屠殺發生後，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們創作的。
其中一張水墨畫，創作於1989年6月5日，作者不詳。畫面中間，平板車上躺著一個身中子彈的孩子，殷紅的血從孩子的胸口流出。這個9歲的孩子叫呂鵬，是北京一所小學的三年級學生，根據中國人權網的資料，呂鵬是迄今為止所知年齡最小的天安門大屠殺受害者，於1998年6月3日半夜十二點左右，在復興門立交橋附近被戒嚴部隊多發子彈射中胸部，當場死亡。
“六四”紀念館裡展出的藝術作品《媽媽你幫我問一問》（受訪者提供）
馬少方是當年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曾在《歷史在鞭打現實》一書中，這樣回憶那一天他看到的這一幕：
“車至德勝門，我看到了這輩子最為慘烈的情景。一群人，淚流滿面，他們抬著一個兒童的屍體，那孩子最多不會有十歲的年齡，他那麼小，身上那麼多槍眼，他渾身無力地躺在那破舊的木板上，陽光陰慘地照著他的臉，那張小臉，陰慘的白，小臉上的困惑，在我的眼裡，卻是一個天大的控訴。
不錯的新聞，我要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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