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三位大陆"80后",不愿忘却的"六四回忆"
《WOMEN我们》编者按
在广场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亲历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么样子？在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它如何启迪、指引和改变人们的生活？5月16日，“WOMEN我们”发起了《我们都是广场上的遗孤——“广场之外”主题征文》活动。
半个多月来，我们收到了三篇大陆读者的投稿。他们都是80年代初生人，分别来自县城机关干部、高校知识分子和农村家庭，或通过学校组织亲历过游行，或间接感受高校政治清算的余波，或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努力向下一代传承着“广场精神”。
穿越或远或近的记忆碎片，他们发出了同一个声音：不要忘记。
(一) 我们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后备军”
作者 XL
我在1981年出生于鲁北某县。我的父母都是党员，父亲在县政府机关任职。
绝大多数八零后都没有参与过“六四”事件，很多同龄人甚至没有任何回忆。 我很有幸地见证了和参与了那段历史，虽然大多只是从电视里看到的。
三十五年过去了，我贡献出自己关于“六四”的记忆碎片。这些记忆也许在下一代人眼里，会成为历史的见证。
八十年代
我对中国政治的最早印象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大约1985年，曾祖父指着墙上贴的报纸上的照片说：“这是胡耀邦”，我发不出三个音，最终发音是“胡邦邦”。另一件事是大约同一年，我指着《儿童画报》上面的党旗和一个对着党旗举着拳头的人，问父母：“什么是共产党？”父母很自豪地向我解释了半天，大意是：“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组织，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987年，我们家搬到了县政府某部大院。那一年，“胡邦邦”已经不太出现在报纸上了，天天露面的是戴眼镜的赵紫阳。
不过当时大家对这个背头形象的印象不太好，因为他上来之后，我们家经济困难起来，物价上涨，吃饭开始紧张。邻居们晚上在门前聊天，说“赵紫阳的儿子倒卖彩电”。实际上还有一句是“邓朴方倒卖导弹”，但我记不得这个“卖导弹”的传言是不是跟“卖彩电”的传言是同时期了。但很肯定的是，当时群众不喜欢赵。
静坐
1988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了。就在第二个学期，1989年，好像有领导人去世了。我看到电视里的黑框照片，正是“胡邦邦”。
几天之后，群众们开始议论，说大学生在天安门静坐。当时的我很震惊，因为我脑海中天安门的活动都是政府组织的，这次似乎不是政府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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