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名校毕业生在香港卖保险 好焦虑啊
2016年早春，香港尖沙咀海港城知名保险公司，一对三、四十岁夫妇推门而入，穿着讲究，手里只拎着一个24寸小行李箱。
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来买保险的，这里是保险公司吗？”普通话，北方口音。
前台条件反射：“是的，请这边走。”
这年，达达刚入行不久，从武汉大学金融系毕业、到香港知名银行工作两年后，从没想过自己会卖保险，年薪超过金融领域顶级高收入的投行从业者。
近几年间，香港知名保险公司的内地背景销售人员，迅速增长到整个销售团队的三成以上，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像达达这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年轻精英。
曾经的港漂生，借由炙手可热的金融从业身份，迅速站在时代的潮头，奇妙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见证了内地人来香港买保险的众生相，其背后折射了内地城市中产阶层的不安和选择，也就是人们说的“中产焦虑”。
这是一份来自达达的口述。
从武大金融毕业生到“港漂经纪”
两年前刚加入保险行业时，我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收到北大师生邀请，讲解家庭和婚姻的保险保障，今年四月，在北京大学，一群本、硕、博士生甚至教授在台下认真地听我讲香港保险业，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
促成他们请我的，是《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这篇文章带来的冲击。一场流感击垮一个中产家庭，让高学历人群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一变化让我在微博上感慨：“《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影响颇大，让大家看清了现实，同时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有意识地利用财务工具保护自己和家人，这是好事。”
两年前刚加入保险销售行业时，我需要做一些业务外的维护，陪年长的客户游览太平山或慈山寺，带赶时髦的客户去吃尖沙咀刚开业的纽约名媛蛋糕Lady M。
那时你若在香港太平山顶，看到一个留中长发、穿着朴素的娃娃脸小姑娘，尽职尽责帮一对中年人拍照，可能会以为她是导游。但这就是我起步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层家庭。照片里的夫妇40多岁，男人身着Polo衫，是个硬朗的退伍军官。妻子扎着马尾，笑起来很温柔，还留有大病初愈的柔弱。
他们是专程来香港买保险的。小有成就，家庭稳定，有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视野，是我接触得最多的内地中产客户类型。
初来香港，他们都有些陌生和紧张，我福建口音的普通话不紧不慢，让他们觉得很亲切。而现在，大部分客户都能像对待其他专业人士一样看待我，甚至为打扰了我的午餐而感到抱歉。当然，我也很愿意为他们提供攻略和建议。
2015年，从武汉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我在香港汇丰银行工作已满两年，但银行工作的条条框框，让我找不到激情，考虑转型的我，不难注意到“保险热”。
香港媒体上出现了关于内地人“爆买”转向的报道——尖沙咀天星码头，香港最大的购物中心海港城，几年前，内地游客在LV、Cucci门店前大排长队开启“爆买”时代，而这两年，排队方向多了一个，通往商场顶上写字楼中的保险公司。
媒体上关于港漂经纪的报道也充满神秘色彩——精英人士扎堆进入保险销售领域，收入超过投行员工和大学教授——要知道，香港的大学教授年收入可达上百万港币。
但直接转行去“卖保险”，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考验。即便在保险业成熟的香港，保险销售也曾是一个鱼龙混杂、带有偏见的行业。
远在福建的父母也激烈反对：“辛辛苦苦供你读名牌大学，银行不待，跑去香港卖保险？”
那时，一个武大校友在保险公司发展似乎不错，“朋友圈”里经常看到她出国旅游的照片。交流发现，她们部门不乏国内外各大名校的本硕博士生，“四大”出身的会计师，甚至500强企业出身的CEO。
“保险销售”，更专业的叫“理财顾问”，已经不知不觉成为了一个精英的行业。
考取保险牌照，加入香港一家知名保险公司后，从产品结构、分红收益乃至售后理赔的服务过程中，我逐渐看出了两地保险的差异和内地人购买保险的巨大市场，认定自己没有选错行业。随着经验和见识的积累，我也对内地中产阶层的普遍心态有了一些了解，虽然身在香港，但是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跟内地保持密切的联系。
香港铜锣湾人潮涌动
疯狂的内地投保者
我看到内地顾客来买保险最疯狂的时候，是在2016年，我入行第一年。
那年3月，网络上爆出，一客户为了购买1000万元的香港保险，不惜花费4天时间，重复刷卡上百次完成支付，刷卡凭单有砖头那么厚。
感受到资金外流压力，2016年初内地相继发布了“银联卡实施交易额度限制”，“境内居民购买香港分红类保险尚不合规”，保监会发布《关于内地居民赴港购买保险的风险提示》，提示香港保单不受内地法律保护，存在汇率风险和外汇政策风险，以及保单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等多项风险。
但我也注意到，2016年3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对于内地人赴港买保险，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表示，香港保险产品具有保障高、预期收益率稳定而且比较高的优势，这点是内地保险产品所欠缺的。
“一方面因为内地保险公司存在风险管理成本和运营管理成本较高、机构僵化等问题。另一方面是需要提升养老医疗管理技术。此外，人才短缺是制约商业保险发展的最大瓶颈。”内地的保险业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发展来改善不足之处。
这也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越限制越要抢购。加上国人“限制的才是好东西”的心理，2016年10月29日夜里，我经历了入行后最疯狂的一夜。
过了午夜十二点，验证中心手持等候号码的仍然超过几百位客户。大批客户从深圳连夜赶过来刷卡投保，因为前一天香港保险圈内传出消息：银联将停止内地客户在港刷银联卡缴纳保费。
我带客户排了四个小时队。队伍从楼下一直蜿蜒到通往保险公司的电梯间门口。进入大堂后，公司又专门开了一间容纳上百人的会议室。黑压压的人群，以三四十岁的中年夫妇为核心，间或银发老人和跑来跑去的孩子，让我想到春运时的场景。
重疾险、医疗险、用于养老和孩子教育的储蓄型保险，是购买最多的几类保险。
重疾险是在你不幸倒下时，保险公司能直接付一笔钱给你，一般是家庭砥柱优先购买的。而医疗险，则是对生病住院医保报销之外的补充。储蓄险则未雨绸缪，为养老和孩子教育存一笔钱。
后来证明，银联并没有限制对这类消费型医疗险等项目的支付，主要限制了资本和金融项目交易，并严格落实境外保险单笔交易不超5000美元的限制。
这对大部分保障性需求的客户来说，并没有太大影响。
加入公司前的内部培训会上，香港保监会统计的数据告诉我们：这是将保险销售给内地人的黄金时代。
香港保险从2005年开始统计“内地访客”数据，过去十年，大陆访客购买香港保险的保费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在2007年至2016年期间，内地访客新保单保费在香港保险业整体新保单保费中的占比从5.49%、6.57%、7.56%、9.09%、13.17%、16.75%、22.35%、24.70%，跃升至2016年的40.59%，接近一半。
但我注意到2017年以来，此前“爆买”的情况趋于理性了，加上香港的保险公司也优化了针对内地顾客购买保险的流程，现在很少出现大堂里人满为患的场面。
人们也明显没有那么急躁了。以前不乏盲目跟风的人，对香港保险好在哪里其实并不了解。现在，更多人开始认真了解香港的保险结构和自己的需求。
2016年10月，在香港排队投保的内地访客。图片来自网络
我看到的“中产焦虑”
做了保险经纪，我成了半个医生，财务助理，香港导游，医药顾问，甚至代购和留学咨询，经常凌晨收到各种咨询，“霍金淋巴癌能治吗？”、“能不能买到治疗癌症的进口药”，有时还要帮内地客户去药铺询问。
也有客户会把网上“黑文”发给我。比如说香港保险甲状腺癌、直肠癌不算癌症。我会直接把之前的理赔报告发过去，用红线圈出“甲状腺”、“消化系统（食管、胃、胆囊、肝、胰、结肠及直肠）”。
虽然也听过上千万甚至上亿保额大单，但我接触到的内地客户90%以上都是普通中产——有一定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固定收入的工薪家庭。
“香港保险”已不再只是和转移资产、大额投资、人民币贬值等词语挂钩的富人游戏，也成了普通人抵御风险的一个选择。
我也真切地感受到网上常说的“中产焦虑”。
主动抵御风险，走在最前面的是金融从业者、医生和律师。一位福建同乡、武大校友是我早期的客户。
这个1988年的“中年人”是典型的小中产：武大本科，北大读研，回福建小城最好的银行工作，收入中高，也重视投资理财。
2014 年－2015年的股市牛市中，他也曾有一天一两万收益的时候，以为财务自由近在咫尺，但转眼股市破灭，现金被套。银行不良贷款增多，工作业绩下滑。
一个周末，他匆匆来港，帮自己和孩子各买了一份10万美元保额的重疾险，并帮孩子买了1万美元的储蓄险后就离去了。
作为同学，他除了两个孩子，房贷车贷，还有每年五、六万元的保费要支付，想想压力也是蛮大的。
从沟通到签单最快的是一位做留学和移民的内地律师，整个流程走完只花了半个月时间。
早上4点起床赶飞机，中午到港，下午把保险处理完，晚上离开。在讲解、投保到体检过程中，只要有空隙，律师就掏出电脑工作。
他为自己购买了一份重疾险，和一份小额的专门针对癌症的保险。
保单最多的是一个医生家庭。一对40岁夫妇，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在国外留学。
从他们手里接到一大袋保险单，有十几年前买的，有内地买的，也有香港买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七、八张保单，有储蓄型人寿险，重疾险，医疗险，还有每隔数年，追加的相应保单。
针对重疾，一般建议的保额是年收入的3－5倍，那位医生直接提出：“可以翻倍吗？”
医生告诉我，自己看过太多人一家被大病拖垮的悲剧，而社保和内地目前的商业医保让他没有安全感。内地这些年经常有“重病致贫”的新闻，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一场大病很可能就会消耗家庭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积蓄，最后拖垮家庭，透支了未来。
这种担忧在内地的年轻人群里也越来越明显。最近，我的客户里多了更多行业、也更年轻的人群，比如来自二线城市的80后工薪小夫妻，带着一岁多的孩子。还有一位来自国企的先生，特别谨慎，自己在网上了解了一年多资料，看到奇怪的文章，就会来问我，辨别真假。为了买保险，他们都是第一次来香港。
很多人看我的朋友圈，以为我是个工作狂，这是对我的误解。其实我本身是性格内向的宅女。
不工作的时候，我可以找一个地方宅一天，打游戏，或者看一天的漫画。我曾经跑遍香港的漫画书店，淘早期看过的漫画书，整套地买回来。我希望将来会有一面墙，甚至有一家自己的复古漫画书店，里面摆满我最爱的漫画。
我对自己目前的状态挺满意，很多和我一样的“港漂经纪”，从这份看似不稳定的工作中，找到了一种职业上的认同感，曾经那种“港漂”的疏离感，也消除了不少。
小时候，我也曾不理解，爸爸妈妈把我一个人送到香港读书。他们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到香港号称“小福建”的港岛最北角打拼，拿到了香港身份。回老家后，留我独自在香港读完小学、中学。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回老家时，他们聊的事情我已经不知道了。我打包了东西，扔掉校服，通知父母自己要回去。这是唯一一次叛逆。
如今当上保险经纪似乎是一种命运——只有有香港身份证的人才能成为保险公司正式职员，而我在两地生活、求学的经历，成了我现在工作的优势。
香港媒体上，对港漂精英冲进保险业羡慕又讽刺。有人预测，五年后内地保险越来越规范，两地差别越来越小，这种机遇将不复存在。
但至少现在，我依然觉得乐观：境外的保险理财行业发展了将近200年了，对于内地人来讲，香港是离得最近的选择。
从一个“港漂”买保险的视角观看中国的时代发展和转型，这是这个职业给我的一个意外收获。若干年后，回顾这一切，相信依然会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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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来买保险的，这里是保险公司吗？”普通话，北方口音。
前台条件反射：“是的，请这边走。”
这年，达达刚入行不久，从武汉大学金融系毕业、到香港知名银行工作两年后，从没想过自己会卖保险，年薪超过金融领域顶级高收入的投行从业者。
近几年间，香港知名保险公司的内地背景销售人员，迅速增长到整个销售团队的三成以上，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像达达这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年轻精英。
曾经的港漂生，借由炙手可热的金融从业身份，迅速站在时代的潮头，奇妙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见证了内地人来香港买保险的众生相，其背后折射了内地城市中产阶层的不安和选择，也就是人们说的“中产焦虑”。
这是一份来自达达的口述。
从武大金融毕业生到“港漂经纪”
两年前刚加入保险行业时，我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收到北大师生邀请，讲解家庭和婚姻的保险保障，今年四月，在北京大学，一群本、硕、博士生甚至教授在台下认真地听我讲香港保险业，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
促成他们请我的，是《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这篇文章带来的冲击。一场流感击垮一个中产家庭，让高学历人群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一变化让我在微博上感慨：“《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影响颇大，让大家看清了现实，同时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有意识地利用财务工具保护自己和家人，这是好事。”
两年前刚加入保险销售行业时，我需要做一些业务外的维护，陪年长的客户游览太平山或慈山寺，带赶时髦的客户去吃尖沙咀刚开业的纽约名媛蛋糕Lady M。
那时你若在香港太平山顶，看到一个留中长发、穿着朴素的娃娃脸小姑娘，尽职尽责帮一对中年人拍照，可能会以为她是导游。但这就是我起步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层家庭。照片里的夫妇40多岁，男人身着Polo衫，是个硬朗的退伍军官。妻子扎着马尾，笑起来很温柔，还留有大病初愈的柔弱。
他们是专程来香港买保险的。小有成就，家庭稳定，有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视野，是我接触得最多的内地中产客户类型。
初来香港，他们都有些陌生和紧张，我福建口音的普通话不紧不慢，让他们觉得很亲切。而现在，大部分客户都能像对待其他专业人士一样看待我，甚至为打扰了我的午餐而感到抱歉。当然，我也很愿意为他们提供攻略和建议。
2015年，从武汉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我在香港汇丰银行工作已满两年，但银行工作的条条框框，让我找不到激情，考虑转型的我，不难注意到“保险热”。
香港媒体上出现了关于内地人“爆买”转向的报道——尖沙咀天星码头，香港最大的购物中心海港城，几年前，内地游客在LV、Cucci门店前大排长队开启“爆买”时代，而这两年，排队方向多了一个，通往商场顶上写字楼中的保险公司。
媒体上关于港漂经纪的报道也充满神秘色彩——精英人士扎堆进入保险销售领域，收入超过投行员工和大学教授——要知道，香港的大学教授年收入可达上百万港币。
但直接转行去“卖保险”，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考验。即便在保险业成熟的香港，保险销售也曾是一个鱼龙混杂、带有偏见的行业。
远在福建的父母也激烈反对：“辛辛苦苦供你读名牌大学，银行不待，跑去香港卖保险？”
那时，一个武大校友在保险公司发展似乎不错，“朋友圈”里经常看到她出国旅游的照片。交流发现，她们部门不乏国内外各大名校的本硕博士生，“四大”出身的会计师，甚至500强企业出身的CEO。
“保险销售”，更专业的叫“理财顾问”，已经不知不觉成为了一个精英的行业。
考取保险牌照，加入香港一家知名保险公司后，从产品结构、分红收益乃至售后理赔的服务过程中，我逐渐看出了两地保险的差异和内地人购买保险的巨大市场，认定自己没有选错行业。随着经验和见识的积累，我也对内地中产阶层的普遍心态有了一些了解，虽然身在香港，但是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跟内地保持密切的联系。
香港铜锣湾人潮涌动
疯狂的内地投保者
我看到内地顾客来买保险最疯狂的时候，是在2016年，我入行第一年。
那年3月，网络上爆出，一客户为了购买1000万元的香港保险，不惜花费4天时间，重复刷卡上百次完成支付，刷卡凭单有砖头那么厚。
感受到资金外流压力，2016年初内地相继发布了“银联卡实施交易额度限制”，“境内居民购买香港分红类保险尚不合规”，保监会发布《关于内地居民赴港购买保险的风险提示》，提示香港保单不受内地法律保护，存在汇率风险和外汇政策风险，以及保单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等多项风险。
但我也注意到，2016年3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对于内地人赴港买保险，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表示，香港保险产品具有保障高、预期收益率稳定而且比较高的优势，这点是内地保险产品所欠缺的。
“一方面因为内地保险公司存在风险管理成本和运营管理成本较高、机构僵化等问题。另一方面是需要提升养老医疗管理技术。此外，人才短缺是制约商业保险发展的最大瓶颈。”内地的保险业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发展来改善不足之处。
这也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越限制越要抢购。加上国人“限制的才是好东西”的心理，2016年10月29日夜里，我经历了入行后最疯狂的一夜。
过了午夜十二点，验证中心手持等候号码的仍然超过几百位客户。大批客户从深圳连夜赶过来刷卡投保，因为前一天香港保险圈内传出消息：银联将停止内地客户在港刷银联卡缴纳保费。
我带客户排了四个小时队。队伍从楼下一直蜿蜒到通往保险公司的电梯间门口。进入大堂后，公司又专门开了一间容纳上百人的会议室。黑压压的人群，以三四十岁的中年夫妇为核心，间或银发老人和跑来跑去的孩子，让我想到春运时的场景。
重疾险、医疗险、用于养老和孩子教育的储蓄型保险，是购买最多的几类保险。
重疾险是在你不幸倒下时，保险公司能直接付一笔钱给你，一般是家庭砥柱优先购买的。而医疗险，则是对生病住院医保报销之外的补充。储蓄险则未雨绸缪，为养老和孩子教育存一笔钱。
后来证明，银联并没有限制对这类消费型医疗险等项目的支付，主要限制了资本和金融项目交易，并严格落实境外保险单笔交易不超5000美元的限制。
这对大部分保障性需求的客户来说，并没有太大影响。
加入公司前的内部培训会上，香港保监会统计的数据告诉我们：这是将保险销售给内地人的黄金时代。
香港保险从2005年开始统计“内地访客”数据，过去十年，大陆访客购买香港保险的保费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在2007年至2016年期间，内地访客新保单保费在香港保险业整体新保单保费中的占比从5.49%、6.57%、7.56%、9.09%、13.17%、16.75%、22.35%、24.70%，跃升至2016年的40.59%，接近一半。
但我注意到2017年以来，此前“爆买”的情况趋于理性了，加上香港的保险公司也优化了针对内地顾客购买保险的流程，现在很少出现大堂里人满为患的场面。
人们也明显没有那么急躁了。以前不乏盲目跟风的人，对香港保险好在哪里其实并不了解。现在，更多人开始认真了解香港的保险结构和自己的需求。
2016年10月，在香港排队投保的内地访客。图片来自网络
我看到的“中产焦虑”
做了保险经纪，我成了半个医生，财务助理，香港导游，医药顾问，甚至代购和留学咨询，经常凌晨收到各种咨询，“霍金淋巴癌能治吗？”、“能不能买到治疗癌症的进口药”，有时还要帮内地客户去药铺询问。
也有客户会把网上“黑文”发给我。比如说香港保险甲状腺癌、直肠癌不算癌症。我会直接把之前的理赔报告发过去，用红线圈出“甲状腺”、“消化系统（食管、胃、胆囊、肝、胰、结肠及直肠）”。
虽然也听过上千万甚至上亿保额大单，但我接触到的内地客户90%以上都是普通中产——有一定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固定收入的工薪家庭。
“香港保险”已不再只是和转移资产、大额投资、人民币贬值等词语挂钩的富人游戏，也成了普通人抵御风险的一个选择。
我也真切地感受到网上常说的“中产焦虑”。
主动抵御风险，走在最前面的是金融从业者、医生和律师。一位福建同乡、武大校友是我早期的客户。
这个1988年的“中年人”是典型的小中产：武大本科，北大读研，回福建小城最好的银行工作，收入中高，也重视投资理财。
2014 年－2015年的股市牛市中，他也曾有一天一两万收益的时候，以为财务自由近在咫尺，但转眼股市破灭，现金被套。银行不良贷款增多，工作业绩下滑。
一个周末，他匆匆来港，帮自己和孩子各买了一份10万美元保额的重疾险，并帮孩子买了1万美元的储蓄险后就离去了。
作为同学，他除了两个孩子，房贷车贷，还有每年五、六万元的保费要支付，想想压力也是蛮大的。
从沟通到签单最快的是一位做留学和移民的内地律师，整个流程走完只花了半个月时间。
早上4点起床赶飞机，中午到港，下午把保险处理完，晚上离开。在讲解、投保到体检过程中，只要有空隙，律师就掏出电脑工作。
他为自己购买了一份重疾险，和一份小额的专门针对癌症的保险。
保单最多的是一个医生家庭。一对40岁夫妇，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在国外留学。
从他们手里接到一大袋保险单，有十几年前买的，有内地买的，也有香港买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七、八张保单，有储蓄型人寿险，重疾险，医疗险，还有每隔数年，追加的相应保单。
针对重疾，一般建议的保额是年收入的3－5倍，那位医生直接提出：“可以翻倍吗？”
医生告诉我，自己看过太多人一家被大病拖垮的悲剧，而社保和内地目前的商业医保让他没有安全感。内地这些年经常有“重病致贫”的新闻，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一场大病很可能就会消耗家庭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积蓄，最后拖垮家庭，透支了未来。
这种担忧在内地的年轻人群里也越来越明显。最近，我的客户里多了更多行业、也更年轻的人群，比如来自二线城市的80后工薪小夫妻，带着一岁多的孩子。还有一位来自国企的先生，特别谨慎，自己在网上了解了一年多资料，看到奇怪的文章，就会来问我，辨别真假。为了买保险，他们都是第一次来香港。
很多人看我的朋友圈，以为我是个工作狂，这是对我的误解。其实我本身是性格内向的宅女。
不工作的时候，我可以找一个地方宅一天，打游戏，或者看一天的漫画。我曾经跑遍香港的漫画书店，淘早期看过的漫画书，整套地买回来。我希望将来会有一面墙，甚至有一家自己的复古漫画书店，里面摆满我最爱的漫画。
我对自己目前的状态挺满意，很多和我一样的“港漂经纪”，从这份看似不稳定的工作中，找到了一种职业上的认同感，曾经那种“港漂”的疏离感，也消除了不少。
小时候，我也曾不理解，爸爸妈妈把我一个人送到香港读书。他们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到香港号称“小福建”的港岛最北角打拼，拿到了香港身份。回老家后，留我独自在香港读完小学、中学。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回老家时，他们聊的事情我已经不知道了。我打包了东西，扔掉校服，通知父母自己要回去。这是唯一一次叛逆。
如今当上保险经纪似乎是一种命运——只有有香港身份证的人才能成为保险公司正式职员，而我在两地生活、求学的经历，成了我现在工作的优势。
香港媒体上，对港漂精英冲进保险业羡慕又讽刺。有人预测，五年后内地保险越来越规范，两地差别越来越小，这种机遇将不复存在。
但至少现在，我依然觉得乐观：境外的保险理财行业发展了将近200年了，对于内地人来讲，香港是离得最近的选择。
从一个“港漂”买保险的视角观看中国的时代发展和转型，这是这个职业给我的一个意外收获。若干年后，回顾这一切，相信依然会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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