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苹果日报》2012-12-23
严家祺
高行健是一九八八年开始定居巴黎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我与我老婆高皋从北京经香港来到巴黎。我们与高行健早就认识。法国文化部授予高行健“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那天，我与高皋到巴黎第九区“作家与作曲家协会”参加了高行健的授奖仪式。在巴黎期间，我们与高行健有多次往来，发现高行健的女友，与他的原配夫人王学筠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类型”。这样就引起我老婆对王学筠的许多回忆。王学筠家和高皋家是“世交”，她们是小时的玩伴、小学同班同学。早在七十年代，王学筠就曾对高皋说，高行健自命不凡，他认为自己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看来，
世上无难事，“为者必成，行者必至”。目标明确、坚定不移、专心致志，是成功的要素。
在高行健出国前，在一九七四年，高行健就到北京工作，而王学筠在南京。一九八一年初冬季节，当时我家住在社科院干面胡同宿舍。晚饭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打开房门，看见站在门口的王学筠。我叫着高皋，说“王学筠来了”。高皋有点吃惊的嘟囔着“她怎么突然从南京来了”，立马迎上来，看见只有王学筠一人，一面说，“怎么就妳一个人，高行健呢?!”，一面赶紧把她让进屋来。只见王学筠穿着厚厚的大衣，呆呆地站着，面色煞白，手里攥着一张纸，眼泪止不住刷刷地往外淌。高皋上前楼住她，问到，“怎么啦?……”忍了半天，王学筠才举起手中的纸，嘣出一句话“他突然写信来，要和我离婚。”高皋说，“找他去！找他去！”，拽着王学筠，抄起外衣就冲出去了。
我焦急地等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高皋回来了，样子平平和和，歇了口气，开口道：“你猜高行健住在哪里，就在东总布胡同文化部宿舍，原来的传达室，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取暖用的蜂窝煤炉就把屋子占得满满腾腾。高行健坐在书桌后边，我和王学筠紧贴着门挤坐在凳子上，隔着炉子和他面对面。他们俩面无表情都不开腔，我只好东拉西扯，看见床上一大铁桶饼干，就问怎么这么多饼干，高行健则面无表情喃喃回道，有时几天不出门，就吃点饼干……反正是劝‘和’不劝‘分’。我自觉没趣，时间也太晚了，说了声那我就先回去了。没等我开门，王学筠站起身说要跟我一起走。我赶忙拦着她说，这是妳自己的家，怎么能跟我走，把她往回推，径自开门，就回来了。”
後来听王学筠讲，那天晚上，他们两人溜溜地坐了一夜，一句话都没说。看来，高行健是铁了心，一定要离婚。
高行健和王学筠的相识，还算是浪漫的。
王学筠祖籍安徽，父亲王气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散文学家。她和高行健都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相差四届。高行健高三时，希望在跨进大学前能找到一个女友，看中了身材高挑、眉目清秀、文静稳重、出身于教授家庭的学妹王学筠，利用上学放学同路的机会，有意与她接近，逐渐确立了恋爱关系。
高行健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外文局工作。
一九六七年，王学筠还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利用文化革命大串联的机会到北京与高行健会面。王学筠说，当时大学生是不准结婚的，但是，在高行健执意坚持下，还是把婚结了。不久，王学筠的父亲被打成“特嫌”、关进牛棚。
一九六八年，王学筠被分配到山西省介休市陶瓷厂当工人，工厂在大山里,全是农民工，连报纸都看不到， 没纸、没笔，王学筠夸张地形容，离开时连字都快不会写了。 其间，高行健欲将妻子调至干校团聚，因王父问题尚未解决，没有调成。
一九七0年，他们的儿子王成至（小名毛毛）出生。为解决分居问题，高行健设法和妻子一同到安徽省皖南宁国县“港口中学”，王学筠教书，高行健担任政工组组长、革委会委员，被评为“学毛选积极分子”并加入了共产党。宁国县非常偏僻，传说连日本人都没去。当时正值备战时期，情势紧张，他们就想找一个能躲避战事，又有柴、有米、有水的地方，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王学筠教学工作繁重，把儿子寄养在父母家中，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都优于他们，不要高行健负担养儿费用。高行健心里明白，曾对王学筠戏言，“妳爸爸养不起我儿子，我找妳当老婆做什么？”
宁国县不是久居之地。一九七四年，高行健以王气钟女婿的身份找到北京的南楚珍，他是王气钟的老朋友，刚刚被解放的官员。当时，外文局正需要一位法语人才，有法语专长的高行健在南楚珍的帮助下，被调进外文局国际书店《中国建设》杂志社，王学筠仍留在安徽。
高行健一直想方设法要把妻子调回北京，还曾亲自跑回宁国县办理，却屡屡失败。
七十年代末，高行健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工作。此时，王学筠的父亲已被解放，因身边无子女,于一九七九年将女儿调回南京大学留学生部任教。高行健夫妻虽然都离开了穷乡僻壤的宁国县，却仍然分居两地。王学筠每年暑假到北京和丈夫团聚，她父母也有时随行，顺便看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的长子王学庄，高行健经常跑前跑后帮忙照应。高皋当时在北京一个小医院工作，高行健为了让王学筠在北京多待几天，就以生病为由要高皋帮王学筠开“病假条”。高行健则一有时间就回南京看望妻儿。
好景不长。从高行健正式提出离婚起，夫妻之间便形同陌路，而王学筠坚持不离，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法院判决。高行健负担儿子每月十六元抚养费。一九八七年，高行健去国后，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就中断了。离婚对王学筠的打击很大，提起来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像变了个人似的。
二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高皋与王学筠通电话，得知王学筠以副教授的身份已从南京大学退休，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帮忙照顾儿子。王学筠谈了高行健的家史，又谈了毛毛的情况。毛毛取名“成至”，是“为者必成，行者必至”的意思。毛毛有一些高行健的性格特征，从小喜欢临摹名画，功底颇深，足以乱真，因为没被美院录取而就此封笔。毛毛一心向学、外语极好，在得到博士学位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所工作。高皋说，从电话中可以感觉到，毛毛忠厚老实，懂事孝顺，性格更像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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