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動態清零”並不全然是結果取向的,“清零”也並不是絕對的,而是當疫情爆發的時候,有能力最大限度達至“清零”的目標。有了這樣的“清零”能力,即便最後結果不是“清零”,依然是可控的,以及動態穩定的。
其次,“動態清零”包含著習近平上台至今治國理政的兩大核心理念: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何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疫情防控就是最好的一面鏡子。習近平在疫情爆發之初也表示,“疫情防控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從武漢最初的荒腔走板,到全國一盤棋之後的有效管控,再到南京、內蒙古、西安各地不斷出現的局部爆發,疫情不僅考驗著國家層面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也切實考驗著各個省份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如果單以結果論,中國在疫情防控方面的確交出了令人滿意的答卷,迄今為止,當全球疫情死亡人數超過570萬之際,中國作為最早疫情爆發的人口大國,死亡人數不足五千人。至於“動態清零”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比如層層加碼、“一刀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既為那些“在一片喝彩聲中迷失自我”的官員敲響警鍾,也倒逼著各地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真正的現代化。
再看以人民為中心。在不少英美主流媒體看來,中共之所以堅持“動態清零”,為的是借此向外界證明中國制度和治理模式的優越性,以及夯實自身執政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基礎。其實這可以作為“動態清零”的溢出效應,卻並非直接和主要目的。因為在中共看來,堅持“動態清零”,就是堅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就是“以人民為中心”,也是最直接和自然的選擇。當“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動態清零”之後,當執政者切實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中國制度和治理模式的優越性,以及人民對執政黨的滿意度、支持度會自動到來,何來執政合法性、正當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