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
民国十七年（1928年）铁道部初立时，担任
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铁道部长，也是中国历史第一位铁道部长。孙科上任之后，对于当时国有铁路的混乱实行改革，提出“管理统一”与“会计独立”两大原则，积极治理，为推动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31]
（一）提出“管理统一”与“会计独立”
孙科上任伊始，各国有铁路十分混乱，因军事频发，各路车辆被军队占用的情况非常严重，军队还通过设立税卡征收附加军事捐，强征军事协饷，致使铁路财务紧张，甚至入不敷出，还极大影响了各路客货运输。为此，孙科向国民党中央提出《铁道实政方针案》，要求军队放还车辆，取消各路协响以及附加军事捐，中央政治会议虽然通过该提案。由于各地军阀与军队并不完全从令，致使效果并不明显，在
中原大战后才有所好转。 [31]
（二）拟定庚关两款筑路计划
孙科为了完成孙中山宏伟的筑路计划，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28日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庚关两款筑路计划》，并获得通过。孙科提出以各国退出的
庚子赔款和新增的海关节余进行铁路建设，并设计了一套方案。但由于资金没有真正落实，他的筑路计划只实现了一部分，即在孙科离任后，继任者利用庚款完成了
粤汉铁路株韶段及
陇海铁路潼西段，从而实现了粤汉铁路的全线通车和陇海路西延。 [31]
（三）依法治路
孙科在任时，把主要精力放在旧路治理上面，制定了各类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对铁路组织机构、经营运输工作及业务工作和其它附属事业都进行了整顿与规范。后世研究者认为，其对铁路法制层面的建构远大于其对铁路线路建设的贡献。 [31]
（四）整顿路风，严肃路纪
孙科重视整顿路风。他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颁布的《严禁额外需索办法》中指出，各路在规定运价之外，“多有非法征货之事”，“不特有妨路誉，抑且害商病民，自应严定办法迅予查禁，以绝弊端”。规定：“如发见铁路员工有要求或收受礼物或额外需索杂费妨碍货运，或对于运货人故意留难等情，除立予开革并呈部通令各路局永不叙用外，应将该员一并移送官厅依法治以受贿舞弊之罪”，要求各路局将本办法印制多份，与货物运价杂费表同时在车站、码头及轮船张贴，以便客商监督。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他又公布了《铁路员工服务条例》，规定：“意图倾覆火车或破坏行车交通者、造作谣言煽动工潮者、私运或储藏违禁物品者、营私舞弊有据、盗窃成或意毁坏公物者、其他有重大犯罪之行为省。”除革职外，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31]
此外，孙科还积极推进铁路教育，接管交通大学，并亲任交通大学校长，给予交通大学发展提供支持，增设学院以及各项教学设备，对各职教员待遇也进行明确的规定（参见下节“建设交通大学”部分）；孙科倡导留学教育，民国十九年（1930年）1月公布《铁道部选派留学规则》，要求选派的留学生必须成绩优异或工作出色，对选派留学生的程序、留学期限和攻读专业等作了明确规定；对
扶轮中小学及职工教育，孙科也同样重视，制定了若干条例，在劳工聚积之地创办扶轮小学及职工学校、识字班等。为改进铁路卫生医疗状况，孙科在部内设立了卫生处，制定铁路卫生医疗机构的组织规章，要求各国有铁路增设卫生稽查，检查客车车辆的卫生，同时增设医院、诊疗所。 [31]
孙科任职铁道部长二年半，曾有夙愿要完成孙中山的伟业，但受当时的政治环境与他这种单纯的理想实难相容，致使大多计划落空。就其任期的政绩来说，除了制定诸多规章制度外，并没有多少筑路成绩可言。这时的铁路一段段的被分割，新路建设更处于停滞状态，其制定的许多法律法规很难真正实行。 [31]
为了更好地发展校务，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交通大学成立扩充设计委员会，下设课务、设备、建筑、经济四个组委会，制订学科课程、设备经费、校舍建筑等具体方案，开始协同铁道部全面实施上述规划。经过1年多的筹划安排，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秋，从领导体制、培养目标与任务、教学方针、学校规模、经费来源和校舍建筑等方面，学校都制订了比较全面的实施细则，基本上把“部（铁道部）、路（铁路）、校（交大）联成一贯”，形成“部校合作”体系和“建教合作”精神。这种体系和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领导体制方面，学校直辖于铁道部，办学经费由铁道部拨发，校长由铁道部确定后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任命。二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根据铁道交通机关的需要、要求和特点，确定教学方针，设置学科，制定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三是人才出路问题，学校培养的是铁道交通建设所需的专门人才，部校双方注意供求调剂，毕业学生多分配到铁道交通系统。这样，校中师生都能安心教读。 [17]
孙科兼任校长期间，尽管政务繁忙，莅临学校不多，但他在谋求改进校务、完善学科上还是尽力以赴。鉴于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他在黎照寰的协助下，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9月将学校数、理、化三个系扩充为科学学院，以充分利用学校工科的优越条件，研究实用科学，并增聘教师，添置设备。这样既推动了数理化基本学科的发展，又加强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为工程学科提供较为优越的实验条件，提高工程教育的效率。孙科对科学研究同样予以重视。他将原有工业研究所扩充为交通大学研究所，分工业研究和经济研究两大部门。同时学校还制定六条措施鼓励教师开展研究和著述，除学校拨款外，还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基金补助，争取到分三年逐批拨发九万元的资助，有力地缓解了研究经费的拮据。 [17]
为改善办学条件，孙科在任职期间，加大学校基本建设投入。早在20世纪20年代，学校连教师工资都不能按时如数发给，但孙科在任职期间，学校经费有了较大幅度增加。由于经费相对充裕，学校添置较多图书、仪器及卫生消防设备，校舍建设也获得较大发展。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铁道部先后两次拨给学校基建经费，先后建设执信西斋、翻砂厂、锻铁厂、金工厂、铁木工厂等。在当时环境下，学校建设能有如此进展实属不易。铁木工厂落成之际，孙科特地题写了厂名。 [17]
外交
抗日战争期间，孙科为改善国民政府与
苏联政府的关系不遗余力。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孙科担任
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积极促进两国文化交流，改善两国关系。全面抗战爆发后，孙科三次会见苏联驻华大使，使《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很快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21日签订。为争取苏联的军械援助和贷款，孙科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月、3月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4月三次出访苏联，取得成功。他竭力推动蒋介石改善和发展中苏关系，使抗战前期两国政府关系比较融洽友好；但他后来终究无力阻挡和扭转蒋介石推行反苏亲美的外交方针。 [4]
历史评价
播报
编辑
胡汉民曾形容孙科：“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国外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22]
蒋介石曾骂孙科是“总理（孙中山）的不肖子孙”，是“
阿斗”，说他“卖党”“卖国”等。 [21]但到孙科逝世后，蒋介石又评价他“气量恢弘，才识远大”“功在国家，声驰寰宇”，颇多溢美之词。 [23]
张发奎称孙科“他学问渊博，但私生活异乎寻常”。 [32]
人物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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