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
民國十七年（1928年）鐵道部初立時，擔任
南京國民政府第一任鐵道部長，也是中國歷史第一位鐵道部長。孫科上任之後，對於當時國有鐵路的混亂實行改革，提出“管理統一”與“會計獨立”兩大原則，積極治理，為推動中國鐵路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31]
（一）提出“管理統一”與“會計獨立”
孫科上任伊始，各國有鐵路十分混亂，因軍事頻發，各路車輛被軍隊占用的情況非常嚴重，軍隊還通過設立稅卡征收附加軍事捐，強征軍事協餉，致使鐵路財務緊張，甚至入不敷出，還極大影響了各路客貨運輸。為此，孫科向國民黨中央提出《鐵道實政方針案》，要求軍隊放還車輛，取消各路協響以及附加軍事捐，中央政治會議雖然通過該提案。由於各地軍閥與軍隊並不完全從令，致使效果並不明顯，在
中原大戰後才有所好轉。 [31]
（二）擬定庚關兩款築路計劃
孫科為了完成孫中山宏偉的築路計劃，在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28日向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提出《庚關兩款築路計劃》，並獲得通過。孫科提出以各國退出的
庚子賠款和新增的海關節余進行鐵路建設，並設計了一套方案。但由於資金沒有真正落實，他的築路計劃只實現了一部分，即在孫科離任後，繼任者利用庚款完成了
粵漢鐵路株韶段及
隴海鐵路潼西段，從而實現了粵漢鐵路的全線通車和隴海路西延。 [31]
（三）依法治路
孫科在任時，把主要精力放在舊路治理上面，制定了各類法律法規及各項規章制度，對鐵路組織機構、經營運輸工作及業務工作和其它附屬事業都進行了整頓與規范。後世研究者認為，其對鐵路法制層面的建構遠大於其對鐵路線路建設的貢獻。 [31]
（四）整頓路風，嚴肅路紀
孫科重視整頓路風。他在民國十八年（1929年）5月頒布的《嚴禁額外需索辦法》中指出，各路在規定運價之外，“多有非法征貨之事”，“不特有妨路譽，抑且害商病民，自應嚴定辦法迅予查禁，以絕弊端”。規定：“如發見鐵路員工有要求或收受禮物或額外需索雜費妨礙貨運，或對於運貨人故意留難等情，除立予開革並呈部通令各路局永不敘用外，應將該員一並移送官廳依法治以受賄舞弊之罪”，要求各路局將本辦法印制多份，與貨物運價雜費表同時在車站、碼頭及輪船張貼，以便客商監督。民國十九年（1930年）3月，他又公布了《鐵路員工服務條例》，規定：“意圖傾覆火車或破壞行車交通者、造作謠言煽動工潮者、私運或儲藏違禁物品者、營私舞弊有據、盜竊成或意毀壞公物者、其他有重大犯罪之行為省。”除革職外，還要追究其刑事責任。 [31]
此外，孫科還積極推進鐵路教育，接管交通大學，並親任交通大學校長，給予交通大學發展提供支持，增設學院以及各項教學設備，對各職教員待遇也進行明確的規定（參見下節“建設交通大學”部分）；孫科倡導留學教育，民國十九年（1930年）1月公布《鐵道部選派留學規則》，要求選派的留學生必須成績優異或工作出色，對選派留學生的程序、留學期限和攻讀專業等作了明確規定；對
扶輪中小學及職工教育，孫科也同樣重視，制定了若幹條例，在勞工聚積之地創辦扶輪小學及職工學校、識字班等。為改進鐵路衛生醫療狀況，孫科在部內設立了衛生處，制定鐵路衛生醫療機構的組織規章，要求各國有鐵路增設衛生稽查，檢查客車車輛的衛生，同時增設醫院、診療所。 [31]
孫科任職鐵道部長二年半，曾有夙願要完成孫中山的偉業，但受當時的政治環境與他這種單純的理想實難相容，致使大多計劃落空。就其任期的政績來說，除了制定諸多規章制度外，並沒有多少築路成績可言。這時的鐵路一段段的被分割，新路建設更處於停滯狀態，其制定的許多法律法規很難真正實行。 [31]
為了更好地發展校務，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交通大學成立擴充設計委員會，下設課務、設備、建築、經濟四個組委會，制訂學科課程、設備經費、校舍建築等具體方案，開始協同鐵道部全面實施上述規劃。經過1年多的籌劃安排，到民國十九年（1930年）秋，從領導體制、培養目標與任務、教學方針、學校規模、經費來源和校舍建築等方面，學校都制訂了比較全面的實施細則，基本上把“部（鐵道部）、路（鐵路）、校（交大）聯成一貫”，形成“部校合作”體系和“建教合作”精神。這種體系和精神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領導體制方面，學校直轄於鐵道部，辦學經費由鐵道部撥發，校長由鐵道部確定後呈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任命。二是在人才培養方面，學校根據鐵道交通機關的需要、要求和特點，確定教學方針，設置學科，制定教學方法，開展教學和科研活動。三是人才出路問題，學校培養的是鐵道交通建設所需的專門人才，部校雙方注意供求調劑，畢業學生多分配到鐵道交通系統。這樣，校中師生都能安心教讀。 [17]
孫科兼任校長期間，盡管政務繁忙，蒞臨學校不多，但他在謀求改進校務、完善學科上還是盡力以赴。鑒於科學教育的重要性，他在黎照寰的協助下，於民國十九年（1930年）9月將學校數、理、化三個系擴充為科學學院，以充分利用學校工科的優越條件，研究實用科學，並增聘教師，添置設備。這樣既推動了數理化基本學科的發展，又加強基礎課程的教學質量，為工程學科提供較為優越的實驗條件，提高工程教育的效率。孫科對科學研究同樣予以重視。他將原有工業研究所擴充為交通大學研究所，分工業研究和經濟研究兩大部門。同時學校還制定六條措施鼓勵教師開展研究和著述，除學校撥款外，還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申請基金補助，爭取到分三年逐批撥發九萬元的資助，有力地緩解了研究經費的拮據。 [17]
為改善辦學條件，孫科在任職期間，加大學校基本建設投入。早在20世紀20年代，學校連教師工資都不能按時如數發給，但孫科在任職期間，學校經費有了較大幅度增加。由於經費相對充裕，學校添置較多圖書、儀器及衛生消防設備，校舍建設也獲得較大發展。民國十八年（1929年）2月、民國十九年（1930年）10月，鐵道部先後兩次撥給學校基建經費，先後建設執信西齋、翻砂廠、鍛鐵廠、金工廠、鐵木工廠等。在當時環境下，學校建設能有如此進展實屬不易。鐵木工廠落成之際，孫科特地題寫了廠名。 [17]
外交
抗日戰爭期間，孫科為改善國民政府與
蘇聯政府的關系不遺余力。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孫科擔任
中蘇文化協會會長，積極促進兩國文化交流，改善兩國關系。全面抗戰爆發後，孫科三次會見蘇聯駐華大使，使《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很快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8月21日簽訂。為爭取蘇聯的軍械援助和貸款，孫科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月、3月和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4月三次出訪蘇聯，取得成功。他竭力推動蔣介石改善和發展中蘇關系，使抗戰前期兩國政府關系比較融洽友好；但他後來終究無力阻擋和扭轉蔣介石推行反蘇親美的外交方針。 [4]
歷史評價
播報
編輯
胡漢民曾形容孫科：“因為他是孫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氣；因為他在國外長大，所以有洋人脾氣；因為他是獨子，所以有大少爺脾氣。他有時只發一種脾氣，有時兩種同發，有時三種一起發。” [22]
蔣介石曾罵孫科是“總理（孫中山）的不肖子孫”，是“
阿斗”，說他“賣黨”“賣國”等。 [21]但到孫科逝世後，蔣介石又評價他“氣量恢弘，才識遠大”“功在國家，聲馳寰宇”，頗多溢美之詞。 [23]
張發奎稱孫科“他學問淵博，但私生活異乎尋常”。 [32]
人物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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