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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秉芳：两个小人物的历史忧思
发布时间:2012-06-01 09:37 作者:谢秉芳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加载中

　　人一生经历的事数不胜数，多如牛毛。有的事过后即忘，轻如烟灰；有的事刻骨铭心，永志不忘。我就有一件让我常常记起的事，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十三年了。


　　1976年，是毛泽东离开人世，中国历史车轮注定要调整方向的年头。那几年，正好像是黎明前，恰是我人生跌到最为低谷--一介书生，虽能勉强在田里山上干活，但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于是急中生智，利用在学校学得的美术知识，通过看书和大胆实践，用几天的功夫，简单地学会了油漆活，此后需要常年挑着油漆工具担子，起早摸黑在山村巡回揽工，才能勉强度日--的日子。但我始终怀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把“伤痕”掩盖起来，凡事都往好处想，不拿大的高的比，从不悲观低落，怨天尤人，再说那时候年轻，吃得了苦，总是满怀生活热情地到处奔波，与乡间形形色色的人接触，吃着各种饭菜，见识各种各样的世态，每天还能拿高出在田里劳动的农民三四倍的收入。那年头，对农村人口管制极严，只有少数手艺人经过严格批准后，才能外出谋生干活。因此对我来说，有时反而觉得这种生活状态极好，是命运对我网开一面的优待。毛去世时，我正在乌溪江江边的尖楼村油漆家具，还参加了在村里戏台上举行的追悼会。许多人哭了。而我也低着头，只是一心在想，中国接下去的路不知道怎么走。


　　尖楼村不大，紧靠水流湍急的乌溪江，田地不多，许多人家需要依靠捕鱼补充生计。在那里干活，虽然主粮稀缺，平日里玉米、地瓜当家，但几乎餐餐都能吃到鲜美的溪鱼。村里有一段小街，街边有不少关着门的破旧小店铺，听说历史上因为上游的龙泉终年有大量木头需要水运的缘故，这里也曾繁华过。街上有个乡级卫生院，只一个医生，他叫严宗泽，他是我1958年大办钢铁时同校不同班的同学。那时候上门干油漆活，吃住在主人家，晚饭后没事，常到他家里坐坐，叙叙旧。那年代做人难，难在不能随便说话，尤其别说带有政治色彩的话，一不小心，万一有人要暗算你，给你添枝加叶，那可不是玩的，轻者批斗，重者性命交关。因为一句话坐牢丢命的时有所闻。幸好那里山高皇帝远，再说他在村里也算个有身份的人，救死扶伤，受人尊重，在他家说话，相对安全。宗泽是个思想活跃且乐观、健谈的人，两人凑在一起，可谓门当户对、旗鼓相当，聊得畅快时，各自都有一种被开笼放鸟的快感，都当是一番精神享受。


　　没几天，我做空了，挑着手艺担子，兴冲冲地顺着江边山路回家，没走多少路，正巧与下村出诊归来的宗泽迎面相遇，他听说我回家，连忙拦住我说，别急别急，以后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相见了，再聊聊。这一段路，紧挨着乌溪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常常走半天遇不到一个人，两岸峭壁如削，峡底江水咆哮，但路面甚好，是当年络绎不绝的放排工必经之路。于是，我也顾不得还有三十多里山路要走的紧迫，在充满远古气息的高山流水怀抱中，双双挑一块被江水冲刷得光洁的石头坐下，又开始了你来我往几乎没有空档的高谈阔论。不消说，那次话题自然从毛的死开始。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大意是，这种老是搞运动、不顾经济发展的做法，随着毛的去世，肯定是要转变了。否则，老百姓难以忍受，也会国将不国的。接下去两人议论今后中国的社会发展走向。说得最多也比较认识一致的是，中国不可能从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必定要发展商品经济，经过一个让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其理由是任何一个高等社会，都必须是经济发达的，百姓生活高水平的。我们弄来弄去，弄得连饭也吃不饱，就是因为欲速则不达，没有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办事。这以后肯定要补课，补商品经济这一课。再说，在商品经济社会，政治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都要有一门专业技术。说到这里，彼此还为各有一门技术活而沾沾自喜，好像放开手脚、各尽所能的好日子就在眼前似的。在那个年代，在地里多种一株南瓜、家里多养了一头猪都被看作时资本主义，会挨批斗。人们耳濡目染，无师自通，都懂得资本主义是属于阶级敌人范畴的观念意识，等通于洪水猛兽、妖魔鬼怪。认同资本主义，就是阶级立场问题，就是让自己的屁股坐到阶级敌人那边去了。那些日子，毛虽然去世了，但“红色恐怖”还没变，而且可以因为处于敏感阶段而特别严厉。这番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对话，我们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冒了吃豹子胆的险。


　　分手时，我们会心一笑，意在互祝保重，然后环顾左右，似乎一起在说，这些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日后拭目以待吧。


　　后来的国家发展实践，说明了三十多年前两个小人物--一个小医师，一个油漆工--当年的忧思，其主导理念没有错，都所幸被我们言中了。这不是说我们有多少政治经济学知识，也不敢轻言自己有多少前瞻性，而我们只是知道，社会自有它演变的规律，而社会规律是不可违背的，其中有些规律连普通人都懂，就像那个小孩敢说皇帝没有穿新衣一样，只是有些人因利益所系，装聋作哑罢了。


　　后来的三十年间，我曾经两次去乌溪江边的王村口镇，都去区卫生院找过宗泽学兄，真想和他先作一番沉重回忆，然后把关于中国的戏言继续下去。第一次去，一眼就觉得无论在形相上还是神态上，他已经和当年的严宗泽判若两人，此时的他正在忙着为病人看病，可见他已经“改邪归正”，沉浸在为人救难避灾的专业中，自然没有了当年那壮怀激烈的血性，我想这也好，于是简单的寒暄了几句，我就告辞了。第二次去，我问起严医师，有人淡淡地说，他早就不在了--我知道这不在的另一番意思，应该还不到五十岁吧。


　　如今的遂昌县，因其风光秀丽和旅游业的火爆闻名于浙江省，而王村口这个山区小镇，又以其奇特的山光水色和民风淳朴格外被人青睐。从镇卫生院出来，我久久地停立在镇中心的大桥桥头看风景。举目四望，养眼的景色比比皆是。我低头看到，那源远流长的乌溪江水依旧默默东流，只是因为步步为营造电站，以及两岸的生活污染，水量已经少了许多，也不再象往年那样清澈激越了。我想，物是人非，只有真理永恒。被时间带走的，又何止是人呢。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邵梓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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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低头看到，那源远流长的乌溪江水依旧默默东流，只是因为步步为营造电站，以及两岸的生活污染，水量已经少了许多，也不再象往年那样清澈激越了。”

环境需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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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去世的时候，我正在一家工厂做工。在转播追悼会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女人哭得特别伤心，而其他的人则基本没什么反应。当时搞不懂为什么她会哭得如此伤心。

后来听我师傅说，她原来是一家剧团的演员，后来因为作风问题才被剧团精简到我们厂的，而到了我们厂后，又和我们厂里的某个帅哥搞上了。我恍然大悟，原来是个演员，怪不得感情如此丰富。

我师傅还绘声绘色给我们讲她勾引帅哥的细节。。。（以下省去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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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去世是76年9月9日,在那之前的大事是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

毛的追悼会自然是大事,全国新闻联播,(我当时所在的工厂还正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全厂日班工人及干部全部到礼堂兼食堂听联播,默哀,等等。后来还要求干部必须收看晚上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这段时间的气氛紧张,一般人讲话很小心。那个追悼会集会时,我的同事们大多不说一句话,就是支部书记及某个WG上去的年青科长抹眼泪。

这个紧张的气氛到了10月7日后发生了变化,一些天以后,报纸,广播,电视,出了大消息,粉碎四人帮。

人们的心情确实轻松了许多,感到大局要向好处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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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到8964前那一段时间，是中国人过得最轻松的时候。

首先，华国锋指示，要过好元旦和春节两个节。记得特别每户人家多发一斤白糖。然后是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地、富、反、坏、右摘帽的摘帽，平反的平反。1980年还搞过竞选人大代表，记得当时学生参选人经常在食堂前面发表竞选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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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到8964前那一段时间，是中国人过得最轻松的时候。 首先，华国锋指示，要过好元旦和春节两个节。记得特别每户人家多发一斤白糖。然后是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地、富、反、坏、右摘帽的摘帽，平反的平反。1980年还搞过竞选人大代表，记得当时学生参选人经常在食堂前面发表竞选演说。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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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个年代里也有问题。

举一例。

记得是88年秋天，我在一个研究所工作。某次因事到所长办公室。所长刚接待完一个来客。

所长感慨地对我说，知道我刚才接待的什麽人吗？一个农村来的老太太，不要小瞧，她手上有煤炭指标的啊。今年冬天研究所的取暖冬煤还没落实，有人给我请来这个老太太上门推销她所掌握的煤的指标。她的煤的质量可能是更好一些，价格可能比计划调拨还要低些，但是我不能要，我们是国营单位，。。。。。。

所长说，价格双轨，老太太也能倒卖批文，我们国营单位的日子将来会怎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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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让我的心情也沉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