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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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劍平:“文革”前高考“不宜錄取”政策的回憶
發布時間:2013-06-21 09:51 作者:袁劍平 字號:大 中 小 點擊: 1151次
　　我國高校招生走過一條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沒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1977年才恢復正常高考。在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還有“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的政策。筆者是1959屆高中畢業生,同學中有不少是新中國教育史上這一極“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塵封於歷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筆者的中學時代是在古城開封度過的。從民國時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開封都是河南省省會,這裡代表著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學的師資、學風、學生在開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屆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時除了不願升學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學,而一些尖子生卻落了榜,這真讓人費解。

　　在當時的氛圍下,人們不敢詢問原因,心中的疑問只好壓在心底。改革開放後,“左”的錯誤一次次得到糾正,當年的謎團才慢慢解開。原來,我們上高三時,校方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對學生一一作了政審,除了推薦留蘇生和保送生外,政審結論基本分為四類:1.可錄取機密專業;2.可錄取一般專業;3.降格錄取;4.不宜錄取。政治審查的依據,並非個人表現或學習成績,而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或者家長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或有海外關系尤其是港澳台關系的學生基本上都是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者。當時高校招生時先看政審結論再看考試分數,我的同學中因此失去上大學機會的不在少數。這裡略舉數例。

　　江雪,1954年從入朝志願軍退役經考試插班到育才中學初二,始終保持門門功課5分的優異成績。被保送入高中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小說,又是校學生會副主席、團支書,還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優秀團幹部”,1959年高考時,江雪對自己的政治表現和學習成績都是很自信的,報了北大、北師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這樣的信:“……由於招生名額有限,今年你未被錄取……”。後來,江雪才知道自己因為家庭出身問題而落榜,並獲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績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兩人,江雪分數最高。當時有八所大學都想錄取這位“省文科狀元”,可是均在“不宜錄取”政策面前望而卻步。

　　范天成,是老師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時對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盧瑟福的原子結構模型理論,化學中的電離理論,數學中的非歐幾何體系十分著迷。他興趣廣泛、視野開闊,已經在有意識地追尋前代成功學者的科研思路與方法,以期為升入大學後及早轉入創造性研究做好准備,這樣的學生也因家庭出身問題被“不宜錄取”。他找工作時碰到一個急需語文算術代課教師的小學,聽說他語文算術都能教,高高興興地把他領走。

　　呂延梅,初中時是“全5分”學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雖出身富農,但自恃學習成績優秀,報了北京大學數學系。他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信封右下角印著北京大學四個字,但被藍水鋼筆劃掉,改寫成“開封師范學院”,又被用鋼筆劃掉,最終改定為“開封師范專科學校”。開封師專屬兩年制大專。呂延梅雖被該校錄取,上的卻是一年制的數學短訓班,這種短訓班不算學歷。從北京大學一降再降,落到師專一年制短訓班,呂延梅可謂1959年高考“降格錄取”的典型。

　　“不宜錄取”遍及全國

　　當時這樣做的,自然不是開封育才中學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傷害的也不單是高中生,連初中生也因同樣的緣故剝奪了上高中的資格;而且這樣做並非一年。文革初期開封某中學檔案室被撬,學生們發現正要參加高考的66屆應屆畢業生的政審檔案,分類與前所說相同,此事曾引起轟動。這無疑證實了直到1966年“不宜錄取”、“降格錄取”仍在執行,只是因為“文革”突起導致高考中斷,才悄然止息。經查檔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錄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裡全國遭“不宜錄取”“降格錄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問老天才能知道。

　　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在《我的祖父孫中山》的後記中記述:“1955年,我從上海第八女子高中畢業,我三年高中的總平均成績在90分以上,還被評為五好學生。在教師的指派下,我還負責幫助五位同學通過了畢業考試。雖然有這樣的成績……我不能進入任何大學讀書。我對自己的未來非常悲觀,卻連哭都不敢哭……就寫了一封信給祖母宋慶齡……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說:上大學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過,她在信的最後一行提到:但願我明年能進入大學;次年我進入上海同濟大學。”孫穗芳的回憶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類似的政審條件。只不過1958年以後政審涉及的內容更多了而已。

　　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荊棘路》中收錄了劇作家吳祖光的幾篇文章,他談到自己因鳴放而被打成“右派”後的悲慘遭遇:“什麼反右、批判、檢查、勞動我們都經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親、妻子、子女……再說我們3個孩子,都不許升學。長子吳剛去近郊農村‘鍛煉’,次子吳歡初中讀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團’通訊員,每天走70華裡送信的苦役。小女兒吳霜初中畢業後,竟被原來最喜歡她的女班主任老師取消了她升學的權利,只能留在家裡……”吳老在這裡記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兒。我的一位中學老師夫妻二人曾帶過一個業余班,裡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學生,這些學生不能升學更不能進工廠。老師說他們都很刻苦,既愛學習,又能幹活,良好的學風、艱苦的環境讓他們夫妻至今難忘。

　　集作家、畫家、藝術家於一身的馮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錄取”者。在接受台灣作家施叔青的采訪時,馮說:“我1961年高中畢業,考中央美術學院,我出身不好,復試完了,教師告訴我:‘你願不願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畫系?’我說:‘願意。’最後我沒有被錄取,原因是我出身資本家的家庭,那時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時候。美術學院進不去了,就到‘天津國畫研究會’去畫畫、仿古,沉浸在藝術裡,……”(《文壇反思與前瞻》,新加坡,明創出版社,1989年)

　　遇羅克也有“不宜錄取”的經歷。遇羅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幾個工人的小廠老板,遇羅克因此成為資本家出身。1957年遇羅克的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參加高考時落榜。之後,他主動報名到北京郊區人民公社當農業工人。1962年遇羅克又參加了高考,北師大准備錄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隊卻堅決不給檔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問題”。結果,他再次名落孫山。

　　獲得首屆徐遲報告文學獎的作品《胡楊淚》記述的主人公錢宗仁也是一位不宜錄取者。錢1963年在湖南參加高考時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華要錄取他,因家庭出身問題,他所在的公社不給檔案。1964年他第二次參加高考,被哈爾濱工業大學錄取,3個月後,因公社書記多次到學校逼迫,迫使學校將其退學。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參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報考。錢宗仁被迫到新疆謀生,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學數學。1984年《胡楊淚》一文發表後,錢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視,改行到《人民日報》當記者,正當他准備大幹一場時,卻被診斷出已是肝癌晚期,於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僅41歲。

　　“不宜錄取”最終傷害的是國家利益

　　“不宜錄取”執行的年代並不是考生過多,而是考生不足、國家急需高等專門人才的年代,從當時河南省教育廳下達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額不足,部分高校於1960年又進行春季招生,還鼓勵在職人員報考或保送大學。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廳頒發了“關於從今年高中二年級學生中動員部分學生報考高等學校的通知”。該通知指出,1960年各類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應屆畢業生僅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條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學的按10%估算,將為1476人,把這部分學生扣除後,還缺少4010人。經省委同意,從今年高中二年級中動員4000多名學生報考高等學校。這個不能升學的10%,主要成分是政治條件不合格的預估人數。這些學生大多數是學習成績上等、胸懷報效祖國志向的人才苗子。

　　就全國看,“不宜錄取”政策的執行也有較寬松的。八十年代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聶榮臻語)的蔣築英之所以能成為萬眾矚目的“當代英雄”,和他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分不開的。他有父親被勞改的家庭問題,竟考入北京大學,實在應感謝他的母校對他網開一面。開封育才中學前校長,在天津某中學讀高中時也是老師喜歡的高材生,他報志願時,因有家庭問題,老師曾暗示他不要報機密專業、不要報一流大學,他報了第二批錄取的洛陽農機學院,被順利錄取,他至今感激老師對他的愛護。類似這樣的例子相信在全國也不少。

　　本文提到的江雪、范天成、呂延梅均在日後的工作中做出了優秀成績,其中兩人入了黨。

　　1998年10月31日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獎,獲獎的美籍華人崔琦1939年生於河南寶豐。這一消息使我和我的中學同窗感慨不已。因為崔琦是我們的同齡人又生於河南,更因為崔琦有三個姐姐在香港的嚴重家庭問題。如果當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學,而是留在河南寶豐,他也很難逃脫“不宜錄取”的命運,豈能與諾獎有緣!相反,那些“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運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軌道,獲得諾獎也不一定是癡人說夢。此類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反差,顯然不是僅憑個人的聰明才智、技術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個崇尚文明、民主、寬松、和諧的教育生態環境,國家的繁榮昌盛才有保證。

　　十分有趣的是,開封作為古都汴梁,一千年前曾是宋朝的都會,我國的四大發明,有三項出自宋朝,這是因為北宋的高等教育當時在世界居領先地位。我國太學始建於西漢,經過隋唐進一步發展為教育體系完善、學科設置齊全的國子學,到了宋朝已成就了一批有專長的知識分子隊伍,才推動了宋朝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繁榮。使汴梁成為十一世紀時舉世向往的科技文化中心、也是舉世稀有的擁有百萬人口的繁華大都市。撫今追古,這一段“不宜錄取”歷史對我國在二十世紀中期培養科技人才隊伍方面造成的損失可想而知。

　　“不宜錄取”政策,明顯烙有那個年代“左”的印記,由於它摧殘人才於未成之際,受害者受的是“內傷”,具有隱蔽性,故而時至今日,“右派”公開“改正”了,國門打開了,歷史上種種冤假錯案平反了,而關於當年“不宜錄取”、“降格錄取”對一大批潛在人才的摧殘,卻塵封於歷史的死角,極少被公開提起。然而這段歷史的教訓卻是不應被忽略的。


來源: 人民網 | 來源日期:2013-06-06 | 責任編輯:邵思思

[懷念故鄉]

原文讀了,很有些想法,

1.這段史實的敘述很珍貴,符合我的記憶。
2.中國的高考制度的選拔的標准的變化是值得記錄和研究的。
3.文章的某些基點,有些不認同。

[懷念故鄉]

原文裡的要點:

“筆者的中學時代是在古城開封度過的。從民國時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開封都是河南省省會,這裡代表著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學的師資、學風、學生在開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屆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時除了不願升學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學,而一些尖子生卻落了榜,這真讓人費解。

　　在當時的氛圍下,人們不敢詢問原因,心中的疑問只好壓在心底。改革開放後,“左”的錯誤一次次得到糾正,當年的謎團才慢慢解開。原來,我們上高三時,校方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對學生一一作了政審,除了推薦留蘇生和保送生外,政審結論基本分為四類:
1.可錄取機密專業;
2.可錄取一般專業;
3.降格錄取;
4.不宜錄取。
政治審查的依據,並非個人表現或學習成績,而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或者家長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或有海外關系尤其是港澳台關系的學生基本上都是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者。當時高校招生時先看政審結論再看考試分數,我的同學中因此失去上大學機會的不在少數。這裡略舉數例。”

[懷念故鄉]

““不宜錄取”遍及全國

　　當時這樣做的,自然不是開封育才中學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傷害的也不單是高中生,連初中生也因同樣的緣故剝奪了上高中的資格;而且這樣做並非一年。文革初期開封某中學檔案室被撬,學生們發現正要參加高考的66屆應屆畢業生的政審檔案,分類與前所說相同,此事曾引起轟動。這無疑證實了直到1966年“不宜錄取”、“降格錄取”仍在執行,只是因為“文革”突起導致高考中斷,才悄然止息。經查檔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錄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裡全國遭“不宜錄取”“降格錄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問老天才能知道。”

這段文字是對我的幾個中小學同學回憶的一個珍貴的旁證。

[Calm]

懷念故鄉 寫道:

3.文章的某些基點,有些不認同。

願聞其詳.

[懷念故鄉]

Calm 寫道:

懷念故鄉 寫道: 3.文章的某些基點,有些不認同。 願聞其詳.

慢慢來,不急。再說,你的經歷及感悟應該能理解。

作為中年頂梁立柱的你們的一代,如果有興趣的話,通過閱讀了解到我們那一代及我們的父輩那一代所經歷的一些事。向你再推薦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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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華文集:《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首發完整版)(首發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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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的風陵渡口》第十七篇

階級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

原為單行本,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年出版。現收入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高華文集) 2005年

前言

中國自古以來改朝換代都是血雨腥風,人頭滾滾落地,進入20世紀,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引入了民主、自由等新因素,清朝退亡,民國肇立,新政權沒有對前朝人物大開殺戒。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共政變上台,建立黨國體制,奉反共為基本國策,以武力鎮壓共產黨,激起中共的長期武裝反抗。毛澤東有名言:蔣介石拿起刀,我們也拿起了刀。從此國共兩黨,兵戎相見,即使在抗戰階段,雙方為共御外侮,結成第二次合作,但彼此仍心存芥蒂,互不信任。1945年後又有三年內戰,最後中共勝利,國民黨敗退台灣。在長達22年的時間裡,國共長期武裝對抗,無數百姓被卷入,造成生命的巨大犧牲。
自從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東西方陣營對峙的冷戰大格局下,中共開始了一個創設制度,重建國家和社會的過程。新制度和新秩序建立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通過對舊政權及其人員以及“敵對階級的社會基礎”的政治清算來展開的,其思想和實踐的背景是:馬列主義的“徹底砸碎舊的國家機器說”、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階級斗爭學說;另一來源就是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共革命根據地實踐的經驗。
勝利者對舊政權及其成員,以及“階級敵人”的政治清算和改造,是有計劃有步驟的一個龐大的社會工程,其具體路徑就是“劃分階級成份”。在近30年間,黨和國家對於社會成員的階級出身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將階級出身作為檢測普遍民眾對新政權政治忠誠度的重要的識別標志,並通過此項檢驗,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政權基礎。由此出發,執政者在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廣泛領域,根據變化的形勢對社會成員持續不斷地進行政治身份類別的劃分排列,有差別地給予社會成員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待遇。這種對階級出身問題突出強調的思想意識和依此劃分社會成員政治類別的原原則,在本文中被指稱為“階級出身論”。
執政黨的這套思想和組織原則在50年代初開始在全國貫徹,但其歷史淵源悠遠。1928 年1月24日,毛澤東為江西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書寫了這樣一幅對聯:“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伯,刀上加刀”[[1]]。50年代後的實踐只是1949年之前中共根據地實踐的延伸和發展。在建國後的17年裡,“階級出身論”隨形勢的發展,歷經幾次變化,在60年代初中期成為新政治文化中的強勢意識,對國人的生活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1966年“文革”爆發,毛澤東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國共長期斗爭的繼續,“階級出身論”迅速轉化為“階級血統論”,從而造成一種廣泛的社會歧視現象。1978年,黨和國家終結了這項政策從而大大解放了社會,贏得社會各界的廣泛贊譽,也標志著新政權以嚴刑峻法奠定統治基礎的歷史階段的結束,國家進入了和平建設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
對於“階級出身”問題和文革的關系,除了遇羅克在文革初期的語境下發表的《出身論》一文,在上世紀80年代,大陸思想學術界對此問題也曾有所論及,但是對此議題出反思並沒有延伸到“階級出身論”在50-60年代的表現形態,更沒有將這個問題置放於20世紀中國共產革命的歷程背景下予以系統考察,90年代後期及近年來,在中國出現了有關這一議題的零星敘述和民聞回憶錄,對於了解“階級出身論”在50-70年代的表現形式,以及其對民眾生活的廣泛影響,特別對於觀察當年中國社會的另一廣大人群及其家屬、子女的生存和生活狀態,有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價值,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敘述極為零散,多數是未刊的文字。
本文試圖將“階級出身論”置放於20世紀中國共產革命的脈絡中進行考察,從歷史的角度來梳理這一重大問題,之所以選擇1949-1965年為論述的中心,主要是基於這樣的考慮:這一階段的“階級出身論”現象一向為研究者所忽略,研究者相對較關注於“文革”期間的“血統論”問題,而了解“階級出身論”的社會歷史根源,特別是剖析建國後十七年的“階級出身論”現象,則是了解文革“血統論”的入門,因為後一問題是前者的必然發展和內在邏輯的延伸。
本文以綜合論述的方式探討“階級出身論”的歷史背景和建國後十七年的表現,所依據的材組為四類:中共歷史文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所藏當代中國史資料,前蘇聯有關中蘇關系的部分檔案資料,以及有關當事人的回憶資料,筆者認為從學術的角度對這個議題進行客觀研究是有意義的,並希望能通過這項研究引致後來的研究者繼續關注和探討這個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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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故鄉]

高華先生生前是南京大學歷史系的一位副教授(已故)。他的文章很長,請有興趣的讀者點那個鏈接閱讀。

[Richmen]

高華寫的東西平實,呈現給讀者的是基本是歷史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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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men 寫道:

高華寫的東西平實,呈現給讀者的是基本是歷史的事實。

謝謝R先生的關注。

[懷念故鄉]

高華文章裡的這一段:

“以階級斗爭為綱,給60年代前期的社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過去在“成份好”與“成份壞”的兩大政治分層外,還存在一個較薦寬闊的灰色地帶,這些人群包括:舊知識份子、原工商業者、資方代理人、高級職員,一般海外關系者、舊藝人班主、原國民黨起義人員、以及作為統戰對象的民主人士等。他們一般被認為“成份不好”或“不純”,對他們疏遠、排斥有之,但在階級斗爭相對和緩時,尚未把這些人群明確視為“階級敵人”。對於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學生,至少在理論上還主張對他們采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然而,一旦階級斗爭激化,他們馬上被推向右邊,1962年後,灰色地帶逐漸消失,不久就被完全溶進黑色地帶。
從1963年開始“階級出身論”已表現在對敵對階級子女的各種歧視性的安排方面。黑色部類的子女在就業、升學、婚姻等方面處於嚴重不平等的地位,除個別情況外,入團已不可能。黑色部類子女在1962年尚有可能考入農林、地質、師范類大專院校,但在1963年後,大學已基本停止招收黑色部類子女入學。這方面的歧視實際已發展到中小學,大城市的重點名牌中學,也開始拒收黑色部類子女入學。部分農村地區甚至規定,小學生升入中學的條件是:“出身占六十分,表現占二十分,學習成績占五分,具它占十五分”[[131]]。
面對1962年後被主觀虛幻的階級斗爭激化的新形勢,領導層和各級政府忙於制定各項政策,將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組織階級隊伍”,重新“劃分敵我”的極為復雜的社會分層工程。
1962年後,在知識份子政治類別問題上曾經出現的缺口,即知識份子通過入黨就轉變為無產階級,又被翻轉過來,換言之,無論是否黨員,知識份子都被認為是屬於資產階級。這裡原先有幾個界限: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老知識份子,一入黨就轉變成了無產階級;1949年後培養的工農出身出知識份子,一入黨更是無產階級。但是在1962年後,他們都被整體劃入資產階級,其理由是:1、舊知識份子即使入了黨,也是不可能真正轉變的,他們中的某些人,實際上是“老反共份子”(毛澤東對吳晗、翦伯贊等的看法,劉仙洲、梁思成皆屬此類)。在這之後,清除或勸退了某些老藝術家出黨,如在1964年開除了著名藝人小白玉霜的黨籍。2、工農出身的知識份子黨員,只要受過系統的學校教育,就一定會受到資產階級和蘇聯修正主義思想的影響而產生蛻變。”

“工農出身的知識份子黨員,只要受過系統的學校教育,就一定會受到資產階級和蘇聯修正主義思想的影響而產生蛻變。”

所以在文革中,大學畢業生們到了工廠的話,除了(沒有被打倒的)個別高幹子弟以外,基本遇到了下車間及去基層勞動,當然不服氣,自嘲為臭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