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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块钱尽是血泪

1.一块银元 七钱三分

我童年时,是使用银元的时代。
“银元”早期在上海,叫做“银饼”,这是咸丰六年(1857)上海富商私家所铸造的。这些富商都是经营“沙船”生意的。所谓沙船,是十丈有余的木杆大帆船,由北方运盐到上海,由南方运黄沙到北方。这种黄沙混合了石子和泥土,叫做三合土,是建筑物的主要材料。这种沙船厂,雇用员工数以百计,每月发工资时,免得称量碎银引起争执,所以就由富商王永盛(即王信义沙船厂)、郁深盛(即郁子丰沙船厂)等自铸银饼,规定每一饼有白银五钱。银饼是用手工打成的。这种银饼,是咸丰五年(1856)所铸,我也见过。
后来墨西哥的银元(俗称墨银)流入中国,这是用机器铸造的,分量更准确。外国人到中国来购买物品,都使用这种银元。
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上面有一只“鹰”,所以又称为“鹰洋”,因是外洋运来的,文人笔下称为“番饼”,民间称做“洋钿”。一部分文人甚至把一块钱称做“番佛一尊”。足见当时一般人对银元的重视和膜拜。
鹰洋在清朝时已普遍流行,大清帝国在光绪年间大量铸造了多种银元,上面有一条龙,称为“龙洋”。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秉政,又铸造了一种银元,上面有很大一个袁世凯的头像,所以后来民间将这种银元称为“袁大头”,简称“大头”。上述数种银元,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
银元之下,还有两种辅币,第一级是“银角子”,南方称为“毫子”;第二级是“铜元”,俗称“铜板”。这两种辅币,并不是十进制,是要跟着银价、铜价的上落而定,所以又称“小洋”,兑换店天天有市价牌子挂出,一元能换铜板多少?那时市价没有多大上落,银元一枚,可换铜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
白银七钱三分的银元已很重,要是有一百银元的交易,重量即达七十三两,这是不可能带在身边的,因此市面上大宗交易,都用钱庄的庄票,后来钞票也通行起来了。
可是银行与钱庄的库存,仍以白银为本位。一切用银元作为流通品,往来结算只是使用银元,所以每天一清早在银行、钱庄汇集之区,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即工役)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里面盛着银元,互相递解。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解款,钞票就没有这种麻烦。好在解银元的木箱既笨又重,必须两人才抬得动,抢劫是不可能的,况且那时治安良好,在银行和钱庄区的警卫也极严密,盗劫绝少发生,抢笆斗的事十数年中偶或有之,劫银箱的事简直不曾听见过。
银元放在身边,锵锵有声,而且白花花的色泽更是炫眼,所以旧时个人携带大量银元容易发生事故,俗语所谓“财不露白”,“白”字旧时指银元宝或白银,后来即指白银制成的银元。
钞票轻而易于携带,不会惹人注目,于是钞票的通行越来越旺,使用大量银元的机会日渐减少,大抵十元以下的往来,都用银元,十元以上的则用钞票。钞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四种,百元钞票我没有见过。
现在已不容易见到从前的银元,目下香港的一元硬币,轮廓比旧时的银元小上一圈,厚度也薄一些。因为银元是九八纯银铸成,仅百分之二是其他金属,所以硬度比百分之百的纯银还要硬。当时银元也有假的,是掺和铜质或铅质制成的,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的方法,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真的锵锵有声,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
还有一种含铜质极少的假银元,只要以两手指夹在银元中心,用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真的银元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殷”一般的银笛声,假的就没有。银钱业的从业员,在年少学业时,就要练习辨认银色和各种版样,以及辨别响声。银元越出越多,版样名称有二十多种,辨别大批银元的真假,要敏捷。要是不懂得这些技术,就会吃进“夹铜洋钿”,令人懊丧不已。
银元的排列安放,有一定的规格,有一块木板叫做“银元板”,是一块板上雕出十行半圆形的凹穴,每一行可以放五十元,二十行就是一千元,这是银行、钱庄和大商行中所必备的工具。
点数银元又有一种方法,是凭两只手,右手只拿一块银元,左手拿成叠银元。左手指陆陆续续把银元推出,右手就循次一块一块地敲响银元的边,一面敲一面听,听到声音不好的,即刻把那一块钱剔出,于是再敲再数,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唱着数下去,一百块钱,不到一分钟,就把鉴别的工作做好了。
小商店,出入较少,凡是逢到一块钱交易,伙计们首先把这一块钱向厚木的柜面上一掷,声音清脆的就收了下去,声音有一些木木然的,就要请客人换一块,所以辨别银元的真假,也是一般人生活上的常识。
银元时代的生活,讲起来,真有一番沧桑史。我就依据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往事作为出发点,写成本文,借以反映近六十年来物价的变迁。
在我稚龄时期,一切都不甚了了,每天只知道向父母要一个铜元。当时一个铜元,用处极大,可以买糖十粒八粒,可以买大饼油条各一件,或是买生梨一二枚、马蹄二串。记得小时候,到城隍庙去游玩,一个铜元可以买一块百草梨膏糖,孩子们一面吃,一面听卖糖的人(俗呼小热昏)唱着各种各样的歌词。城隍庙的酒酿圆子,是每碗铜元二枚,吃一碗肉面是四个铜元,一块肉又大又厚。汽水称为“荷兰水”,每瓶二个铜元。鸡蛋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五十余只,已经算是很贵的了。
我六岁前,绝少有机会可以看到一块银元,新年中到九姑母处拜年,姑丈号称巨富,开设典当七家,姑母见到我非常高兴,给我一块钱作为“拜年钱”,我拿着银元回来,觉得飘飘然已成为有钱人了。我拿到的那块钱,又由我姑母剪了一个红纸“”字,牢牢地贴在上面。我明知这一块钱可以兑到一百多枚铜元使用,但这是我最初得到的财富,无论如何不肯兑换,常常放在袋中,玩弄不已,有时还拿出来炫耀于人,自鸣得意。
我的家庭环境,在幼年时代,是上海县城内的世家。我父亲子晋公合了五房弟兄,在县城大东门大街开设一家陈大亨衣庄、一家陈锦章衣庄,又开了陈荣茂、陈大升两家绸缎局。早年租界尚未十分繁荣,上海的县城,以大东门为第一条马路,最大的商店是裘天宝银楼、祥大布庄、程裕新茶栈等。我们的店铺除陈大升绸缎局开设在大东门外,其余都开在大东门内,当时上海城里的商业大机构大致是如此而已。
我的叔父常常夸耀我们家的财富,他说:“郭半城,朱一角,陈家两头摸”,意思是说姓郭的地产占到半个城,姓朱的占一只角,姓陈的家宅与店铺由城内开到城外,两面可以摸到钱财。那时我们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其实这个时期,我家已濒临破产边缘,叔父还蒙在鼓里,我那时年纪小更不知道。
我们绸缎局的总店,除了铺面之外,里面还有很大的住宅,占地约二亩半,我就是出生在这里。我有同胞兄弟三人,大哥承淇(小名阿兴),我名承沅(小字阿沅),弟弟其时还没有出世,只有我常常在绸缎铺中玩耍,我和店中一个姓章的学徒最为相得。一天,我口袋里揣着一块钱,抓在手中反复把玩,对他不时卖弄。那学徒看得呆了,因为他没有工资,每月只领月规钱小洋二角,这种月规钱是包括学徒洗浴理发以及购置鞋袜之用。他见了我的一块钱,也拿去放在手中把玩不已,他讲出绸缎铺中薪金最高的掌柜先生,每月的薪水不过八元;普通的职员,不过六元、四元,刚满师的学徒每月只有一元。你拜一个年,就拿到一块钱,真令人艳羡,你要好好地保存起来。
我听了他的话,隐隐然流露出一种骄傲的姿态。姓章的学徒有些看不上眼,就反唇相讥地说:“小开!你不要得意,我满师之后,努力做事,也会发达,到时我的钱一定比你多,而且要买一辆包车(即私家两轮人力车),那时节我高高地坐在包车上。你这种小开没有一些用处,可能已做乞丐,只能帮我推车,向我伸手要一个铜板呢!”我听了他的话,气得了不得,但是他这几句话却深深地印在我心坎上,知道一个人没有本领,将来是会成为乞丐的。所以要赚一块钱,也不知道要流几多汗血,所谓“汗血铜钿”即是说当时一块钱的来之不易。这个章姓的学徒,名荣初,果然在三十年后开了两家织布厂,又和刘鸿生合设章华呢绒厂,是国产呢绒第一家,成为上海有数的大实业家。
2.惨遭逆境 幼年失怙
民国三年(1914),我六岁,南市县城商业日益衰落,裘天宝银楼搬到小东门,我们也跟着在小东门开设了一家很大的绸缎铺,其实这是孤注一掷之计,我家的命运就靠此一着,不料只开了一个短时期,就宣告破产。从前的商业机构最重信用,虽已破产,一切欠债,仍要全数还清,只有倒出,没有倒进,所以在还清欠债之后,每一房的家中,便一无所有了。
从前没有幼稚园,我初时在绪纶公所的学塾中,接受私塾教育,请的一位塾师是秀才,月薪十二元。继而进大东门育才小学,这家小学开设在王家祠堂中,老师都是知名之士,其中职员有史量才、曹汝霖、黄炎培等(按:现在留在香港的银行家徐大统兄,制衣业巨子朱敬文兄说起来都和我是先后同学)。一天,我从学校中放学回家,见到父亲与母亲都在流泪,说是不久我们就要迁出这个大宅,将来你也不能再在育才读书,因为育才小学每学期学费三元,以后负担不起了。我很天真地说:“我还有一块钱,你们拿去用好了。” 我的父母听了,破涕为笑说:“我们尽管穷,不会用你这一块钱的。”
我家店铺倒闭后,父亲郁郁寡欢,认为来日大难,于是不做老板做伙计,到一家大绸缎铺去当总账房,月薪十元,他觉得环境大非昔比。有一天,他叫着我的小名说:“阿沅,我带你到夷场上去吃大菜,今天姑且作乐一下。”(按:上海县城中人称租界为夷场)我就跟着父亲搭电车到英租界大马路(今南京东路——编注,以下同),在石路口一家很简陋的粤式西餐馆进餐,我记得电车到法租界是收费铜元一枚,由法租界进入英租界的电车又是铜元一枚,西餐是每客小洋二角,我第一次吃到牛油面包和炸猪排。父亲告诉我,牛油和面包是不要钱的,我就吃了很多,觉得涂了牛油滑润异常,极为可口,吃完之后,父亲又带我到一家时髦儿戏馆去看戏,每客收铜元十枚,儿童是不要钱的。那时节上海南市居民有一种风气,到租界去一定要吃大菜、看戏、坐马车,成为三部曲。我嚷着要坐马车,父亲说马车是私家设备,出租的马车,要到跑马厅旁马车行去租,每租半天,需花小洋六角,太浪费了,于是仍然坐电车回家。
这般的欢乐时光,只过了一天,次日父亲以铜元二枚,购酱猪肉两块,吃了之后,患上了严重的痢疾。来势凶险,一日数变,请西医治理,医生一味摇头,病势日益严重,经过了七天,他老人家竟溘然长逝。临终时,有气无力地说:“阿兴要出洋,阿沅要做医生。”断断续续地重复说了几次,这是我父亲对我们兄弟俩的期望,其时我父亲只得三十七岁。
我的父亲虽有这样的期望,可是那时我们家中尽其所有只得三十六枚银元,连后事都无法料理,兴哥拿出了他的积蓄五块钱交给母亲,我也把一块压岁钱拿了出来,母亲号啕大哭起来,大家也跟着泪如雨下。
我的一块钱,母亲没有接过去,一边哭,一边将我的手推开。我手中的一块钱,本来上面贴有一个红纸的字,受到泪水的浸润,成为血液般的红色,母亲以为我流了血,哭到晕厥过去,我却以为家中又死了一人,痛哭失声。待她醒了之后,她嘱我将银元藏好,免得引起更多伤感。这些情况,以后我每逢发寒热做噩梦时,总是呈现出这一幕悲剧。
接着,我的四伯父匆匆赶到,进门便大哭,哭到嘶不成声。这时我的大姐年仅十六岁,兴哥十岁,我六岁,大妹四岁,幼妹二岁,都在童年,而且母亲还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就是后来遗腹而生的士范弟弟。
四伯父看了这般凄凉情景,他安慰我母亲说:“一切身后的事,由我来安排。”这天,大家只是哭,但是我母亲意志坚强,她说:“天下事无不了之局,我也会负起这个重任。”亲友们都暗暗着急,如何料理善后;谁都知道这是不可想象的困难大事。
母亲在送四伯父出门时说了几句话,就如何处理的办法,表达了她的意见。
从前南市世家的风气,办丧事都有一个经办各家红白大事的人叫做“账房”,还有一种专管派送讣告或报丧条的人,叫做“执事”。这种职务是对许多世家常年而流动性的服务,往往世袭二代三代地传下来,对各家亲友关系熟识得很。四伯父一出门,立刻去请他们来帮忙,由一个执事星夜分派报丧条,大部分的名单都由四伯父开出,执事对各家的地址了然于胸。四伯父对这个执事暗示:此次丧事经济拮据,非同往日,希望你口头上通知大家要送现钱。
当时上海的习俗,丧事送礼,都是白蜡烛一对,清香两股,锡箔一块,或是长锭两串,代价不过小洋三四角;比较接近的亲友,加送一副白竹布的挽联,代价也不超过二角钱。这次丧仪,亲友因得到暗示,纷纷改送赙仪,有些送一元,有些送二元,有几家豪富的竟送十元,这数目在当时算是很惊人的了。这次收到的钱总数有一百多元,殡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那位临时的账房先生,和我家有数代交谊,他说:“陈家如今虽然情况不好,但是世家的丧仪不能显得太寒酸,可以把已闭歇的绸缎铺中全部陈设搬在一边,由贳器店布置灵堂,要有三道灵门,才够气派。”贳器店也是三代相熟,讲定租赁器材全尽义务,只花工料两块钱就够了。我们就照他的意思办理,这一场殡仪,总算做得还很体面。
从前旧家,都是大家庭,逢到红白大事,无论你做得怎样好,必然有人说长道短,妄加批评,特别是一些长辈老太太闲话最多。我母亲因为这次父亲的突然死亡,一定要焚化一份“六斤四两”。
所谓六斤四两,即是锡箔总重分量一百两,是代表白银一百两的象征物。当时上海的锡箔都由绍兴运来,用纯锡打成,价值不菲,通常人家焚化锡箔,不过用一刀两刀,每刀重约半两,大约小洋二角,可以折成纸锭一大篓。六斤四两就可以折成数十篓,由亲戚女眷们,日以继夜地帮忙折成。这种焚化锡箔的习俗,意思是使身故的人在九泉之下不至于经济困难;也表示活着的人对死者身后的关怀。
在各亲友帮忙折锡箔时,有位老太太说:“子晋公生前吃惯用惯,六斤四两是省不来的。”也有一位老伯母认为:“现在家境如此困难,可省即省,不应这般浪费,花这么多钱,买这些锡箔有什么用。”众说纷纭,十分刺耳。
我的大姐那时已很懂事,听了闲言闲语,一时气恼,便到后房箱底中取出一串“康熙铜钱”,这种铜钱,既厚且重,每一百个制钱,用红线扎成一条,每十条名为一串,这是我母亲嫁时的“压箱钱”,一向不肯花用。大姐把康熙铜钱给大家看,并说:“这六斤四两锡箔是用我母亲的压箱钱买的,现在还有多余的几串,请大家看看。我母亲不会浪费银钱,花无用之物以表哀思,这是应该的。”一位妯娌又插一句嘴说:“这真所谓穷归穷,家里还有三担铜。”这句俗语,是含有讽刺性的,我的大姐听了就哭起来,母亲不出一声,只是暗暗拭泪而已。
殡仪分三天举行,外面的事情都由叔叔伯伯们照料,“知宾酒席”每席二元,有四大盘六大碗之多,一切都办得很得体。当时南市的民风淳朴,在开吊之日,有一位方老伯(即后来上海商界闻人方椒伯之尊翁),他亲自来祭,临行时对我四伯父诚诚恳恳地说:“你们这一次受到经济上的大灾祸,最主要的就是你们有一块地产押给我,我催促着你们来赎,料不到你们始终没有力量来赎,消息一传开来,存户纷纷来提款(按:旧时商店,都接受亲友存款收息的),存户一挤提,店铺周转不灵便站不住了,所以子晋公的早亡,我不无内疚。”说罢之后,拿出庄票一张,数目达八百四十两。他说:“这笔款子是我历年计算你们利息太厚,现在我就拿这笔钱来作为赙仪,以赎前愆。”四伯父深深作揖,接受了他的厚赙仪,等方老先生走了之后,就把庄票移交给我母亲。
丧事完毕后,我们一家人扶柩到安亭祖坟下葬。安亭距离上海一百里左右,火车可以直达,我家祖坟地区广大,穴位排列五级,能葬五代子孙。有一个祠堂,相当宏伟,堂外有祭田百亩,租与农家耕耘,将租米作为祭祀及修葺祠堂之用。在安亭墓祠时,我的叔叔说:“你们一家七口,应迁入祠堂居住,以维永久,而省开支。”我母亲坚持不允说:“孩子们居住乡间,将来的教育,便不堪想象。”我的叔叔是一个读书人,他说:“安亭是一代宗儒顾亭林的故里,读书是不成问题的。”我母亲认为这种见解太不合时宜,所以在葬仪完毕,就毅然决然地拖了儿女回到上海,集合亲友说:“我决计在上海教养儿女,将姓方的八百多银两分存三家绸缎铺,以十五年为期,取本又收息,十五年中子女们的教育与生活就不成问题了。”亲友们对我母亲的主张都认为有见解,要是我母亲没有这种决心和毅力,那么我们弟兄姐妹,都成了乡下人,我们日后每人的历史也要重写了。
不久,家中又发生一件悲惨的事,就是大姐体素羸弱,突遭家难,一病即倒,与世永诀,下葬安亭,耗银元二十余元。这一事又使我母亲伤心不已。这许多事情,我当时年纪还小,不甚了了,母亲在我长大之后,总是叨叨不绝地讲个不休,令我深印心坎,永远难忘。
3.迁出旧宅 生活艰辛
父亲丧事完毕后,我们搬离绸缎庄后面的旧宅,但要找一个新居,问题极大。当时各处的房租,小宅一处月租都要十元、八元,到处托人代觅,幸亏有一个老亲戚说:“我在薛家浜有一个巨宅,内有四间大屋,假使你们去住,每月只收租金二元。”我母亲就欣然携带我们入住。
哪知道,这座房屋虽然很雄伟,后面却有一条其臭不堪的河浜,浜的另一面有七八十家猪棚,上海大部分的猪肉都取给于是。我们住在那里,一天到晚,鼻子闻到的都是猪只的臭味,听到的都是猪只的叫声,推开后窗一望,见到的都是刳猪的情景,不但满地是血腥,而且叫声凄厉。还加上苍蝇蚊子,成群结队地向人袭击,有时苍蝇的脚上还带着细小的猪血渍。这般情况,怎样也住不下去,但是我母亲为了节省开支,只有咬紧牙关忍着住下去,也住了三年之久。
这三年中,我家的伙食,老是粗茶淡饭,米价每担三元六角,每天佐膳食品限定四个铜元,以一个铜元煮青菜一大盘,一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二个铜元购“东洋鱼”一块。所谓东洋鱼,是红色的海产鱼干,又称萨门鱼,由日本运来,价廉味咸而耐食。这般的膳食,常年不变,五天吃一次蛋,每月难得吃到一次“炒肉丝”,即使有肉,肉丝也不过寥寥可数的十几条。如此清寒生活,就养成了我后来见到青菜就厌,见到鱼坚决不吃,一心只想吃猪肉。
当时我们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旧的,三年五年从不添一件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竹布长衫,脚上是布鞋布袜,都是我母亲一针一针做成的。
搬到薛家浜之后,因为距离育才小学远,学费贵,所以就改进马家厂浦东小学附属小学继续攻读。从前小学校中,读的课本只有国文、修身、英文、算术、地理、历史六本书,名为“共和国小学教科书”,每册售八分钱,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那时读书,着重国文和算术,这两科成绩在九十分以上的,就可以跳班。我因为在私塾中读过一个时期,所以国文不成问题,算术考试时,只有四题,只要算得对,总是一百分,所以我每一学期都能跳一次班,只有四个学期,小学就毕业了。
在初进浦东小学时,我和母亲有一个争执,就是不肯穿布袜,布袜土里土气,难看极了,一定要改穿洋袜,洋袜是洋纱织成的,比较好看。母亲勉强地答应了,其实那时节的洋袜不过五个铜元一双,但是穿不到半个月就破了。鞋子是布鞋,布鞋也不过穿半个月。同学之中,只有一个人穿皮鞋,他是校主杨斯盛的孙子,简直令全校同学羡慕不已。那时一双儿童皮鞋,最贵的达一元左右。我在毕业礼的前夕,一定要母亲买一双皮鞋,母亲坚持不肯,我盈盈流泪,想把自己的私蓄一块钱拿去买,但是考虑了几天,还是作罢。诚如俗语所谓:“一块银元像圆台面一样大。”
小学毕业典礼举行前一周,母亲为我在箱底取出“熟罗”牌绸裁做长衫一件,并且向亲戚家借到一双皮鞋,到了毕业典礼那天早晨,先到理发店理发,那时理发一次,只收铜元八枚,理好了发,我回去穿了新长衫和皮鞋,囊中带了一块钱,欣欣然到学校接受证书,同学们见到我周身焕然一新,都对我刮目相看。
到了下午三时典礼完毕,国文老师送了我一张戏票,令我到陆家浜中华职业教育社大礼堂看钱剑秋女士主演的爱美剧《少奶奶的扇子》,这出戏是根据英国文学家王尔德的名著改编的,这是话剧运动早期演出的一出名剧。
散戏后,中华职业教育社散发传单,招收半工半读学生,同时还有人领导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实习工场,有一个炉灶,是专门制造珐琅招牌的,所谓珐琅,即是现在的搪瓷。入学的人不但不收学费,每月还可以领到两块钱津贴,我看了很是心动。
那天下午七时,四伯父要我到他家吃饭,我穿了那双皮鞋,来来往往都是步行,很不习惯,好像脚上钉了马蹄铁一般。四伯父见到我拿了毕业证书,极为高兴。吃饭时,我表达自己的意思说:“想投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珐琅班,可以赚些钱贴补家用。”四伯父不以为然,说:“我家世代读书和经商,你却要去做工,须知做工的同伴不良,往往染上赌博习气,你千万不可参加,你如果遵从父亲的遗命学医,一切由我负担,但是也要中学毕业之后,才能进入医学院。”四伯父的话我只有遵从。(按:现在香港的搪瓷工业的厂主,多数是由这个珐琅班出身的;有些成了厂主,在非洲开厂,每年有极大盈余。)
我小学毕业后,即考入民立中学,学费每学期十六元,校长是苏颖杰(绰号苏白眼)。学校办理得很好,有学生一千人,每年都有盈余,我真不懂,当时每人十六元的学费如何能支持下去?我写这篇文稿时见到报载,香港的私立学校今年学费是每学期三百元至一千五百元,而且今年还有九十多家学校宣告倒闭,足见从前的十六块钱,价值是很高的。
民立中学的学制是四年,只要成绩好,一样可以“跳班”,我得到国文教师陆澹先生(即是擅长编剧、力捧“绿牡丹”黄玉麟的人)的帮助,只读了三年即告毕业。
4.先学西医 再学中医
民立中学毕业后,我决心学医,最初投考小南门内南洋医科大学(即东南医学院前身),这是几位留日学医的人创办的,内中有一位教师是德国留学生,所以这间医校,可称是德日派。因为是私人开办,规模不大,学生也不过二百多人,学费每学期收四十元,和一般学校来比较,这学费已算很贵,我的学费全由我四伯父负担。
在南洋医科大学,我苦读了一年,对医学基础渐有认识。不幸在暑假中我患上了伤寒症,就请大学中一位教师治疗,但是西医治伤寒并无对症药物,只是要我静卧四星期,吃葡萄糖和维他命C而已,不料病势越来越严重,后来家人力劝就诊于孟河丁甘仁先生,只连服了五天中药,热度竟然退清了。四伯父就对我说:“你学西医,而西医不能治愈你的病,现在中医把你的病医好了,你不如改学中医。还有一个理由,你将来学成西医之后,开业时节,各项设备,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恐怕我都负担不起,你就做不成医生了。”
那时节恰好丁甘仁先生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自任校主,延请谢利恒先生为校长,四伯父代我转托王一亭、朱福田两位世伯写了一封介绍信,投考“中医专门学校”。当时投考学校,这封介绍信就等于保证书一样。经过考试后,我即被录取。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学费,每学期是二十四元,四伯父的负担就减轻了许多,我进了这间学校之后,一心攻读中医旧籍,进步很快。
5.为师服务 渐知物价
中医旧籍,都是艰深的文言文,常有费解之处,因而又百般设法拜一位国文教师,补习国文。恰好有一位常州名儒姚公鹤先生(曾任《申报》主笔,商务印书馆编辑),他在办理一个法政讲习所,我虽然没有意思去学法律,但是介绍人说:“姚老师要请一个誊写钢板和油印的人才,你大可趁此机会跟他做这种工作,那么补习国文的学费可以完全免收。”我听了能免学费,就很高兴地去做这项工作,而且行了一个拜师礼。姚老师对我也很满意。后来我再拜章太炎先生为师,也是从姚公鹤老师方面发展出来的。
我从姚公鹤老师之后,不但国文大有进步,而对社会关系的接触收获更大,因为他的烟榻之旁,每晚都有不少名儒学者相聚倾谈,如孟心史、蒋竹庄、庄俞、董康、胡朴安、陆尔奎、叶楚伧、戴季陶、陈冷血、陈布雷、唐驼等。他们所谈的或是批评时事,或是臧否人物,都有很丰富的处世经验,所有谈话资料,也有极高深的学问,由此我智识顿开,见闻大增,对做人的道理懂得不少,觉得这许多学问都是书本上所没有的。
旧时做门生,老师的事什么都要做,除倒痰盂、扫地、整理烟榻、迎送宾客之外,还要帮他购买一切杂物,因此我对物价才渐渐明了起来。
其时的物价,又不同于几年之前了,记得在“老大房”,熏鱼小洋两角可以买到六七块;“邵万生”的熟火腿每一包也是两角,这是最高贵的佐食品。其他如臭豆腐干,铜元一枚可买两块,粽子糖铜元一枚可购五粒,品海香烟每盒铜元三枚,强盗牌香烟每包也是铜元三枚,小白锡包每包小洋二角,大白锡包每包小洋二角半,唯有茄力克,每罐售价九角,开罐出售每十枝小洋两角。
米价日益高涨,每担达四元两角,大家觉得“米珠薪桂”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
上海人饮酒,以绍兴酒为最普遍,本色每斤一角,花雕每斤一角二分半。饮洋酒的人较少,三星白兰地最昂贵,每瓶要银元四块,只有少数富家和妓院中才备有。
我师姚公鹤是吸鸦片的,当时文人雅士多数有烟霞癖,因为并不犯禁。鸦片烟亦公开发售,当时上海最有名的一家批发商是“郑洽记”,零售而规模最大的是石路上的一家“老延龄”,铺面好像银行一般宽阔,门口有阔而且大的红木柜面。我常常奉命到附近一家小的零售铺去买烟,其时每一小罐是小洋两角,鸦片的净重是一钱。又有一种是香港来的“公烟”,有黄铜制成的小盒,每盒也是小洋二角,重量记不清了。只记得姚老师处,夜夜高朋满座,要烧掉好几盒。
我当时已经喜欢买书,可是一走进书店,总要翻上十本书才买一本,普通书薄薄一本只售五分、八分,林琴南的《红礁画桨录》和《茶花女》要卖到大洋四角,我虽欢喜,但觉得价昂,无力购买。
6.初识丁翁 领教理财
我在中医专门学校读书的时节,每月由四伯父给我零用钱二元,包括鞋袜及膳费车费。那时一顿午餐,吃得省俭一些是铜元八枚,要是吃得丰富一些,要小洋二角。我所能节省出来的只是车费,每天走来走去,很少搭电车。其实那时的电车费,经过华界、法租界到英租界三段,不过铜元五枚而已。
我常常想到“钱”的重要,一定要想办法利用课余时间赚一些钱。恰好购到丁福保先生所办的《中西医学杂志》,篇末有一则招请抄写和剪贴工作职员的小广告,我就跑去应征。那时丁福保先生声誉卓著,与卫生家伍廷芳齐名。我见他面色红润,一把银白色的胡须,接待时笑容可掬,令人如坐春风。我说明来意之后,他看了我履历上写的国文教师是章太炎、姚公鹤,医学教师是丁甘仁,即刻就录取了我,但是我声明,每天只能在下午四时至六时两个钟头来做工作,初时丁福保先生认为时间太短,后来我对他的工作,贡献了若干意见,他认为尚有可取,于是破格录用,议定月薪银元六枚。就从此时起,我开始自己赚钱,精神上的愉快简直无法形容。辛辛苦苦地做了一个月,终于拿到了一个月的薪水,丁福保先生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临时加我两元,更令我喜出望外。
我对丁福保先生的工作,很感兴趣,对他既有帮助,对我自己也有相当进步。他那时正在编辑一部《古钱大辞典》,书的内容是将古今的钱谱,以及藏家的拓本,详注年代和藏者姓名。凡是“著录”的古钱,都列入这部书中,洋洋大观,美不胜收。
我对这部书的工作,有两点贡献,一是代为收集日本的古钱图录,二是古钱的图式,尽量不采用临本,一律要用拓本。由于当时的印刷是石印,用拓本可以保存真相。
我虽然每月只得薪金八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气概为之一壮。内心有说不出的快乐,外表上也觉得飘飘然,因为当时八块钱是有很多东西可买的,我除了添置衣衫鞋袜之外,还陪母亲和弟妹上菜馆去吃了一餐。记得那时的“和菜”,四菜一汤是一块钱。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余五块钱。
第二个月开始,丁福保先生要我助编《说文解字诂林》,这部书他已出版发行,但是他发觉有不少错误,要我把这部书送到章太炎老师处,请他加以评述,章老师原是“小学”专家,他指点要怎样搜集资料,怎样改编,他开列出许多有关小学的古籍名目,从此我就天天到旧书店搜集资料,埋头工作。丁福保先生处虽有好多位旧学人才,但是搜集资料的能力还不如我,我因此更受丁氏的激赏。
丁福保先生倡导素食,来往的朋友,是另外一批人物,最接近的一位就是李石曾先生。有一天,丁氏坐了自备汽车,着我陪他到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花园坊去访问一个老友,进门时由一个长须老人亲自开门,只见那老人家容光焕发,丰神飘逸,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子超)。经过介绍之后,林主席对我非常客气,亲自倒了杯茶给我。我见到客厅中,只有四张藤椅和一张圆形的藤桌,内室只有一张行军床(即帆布床),原来这个屋子是他的嗣子承租的,他只是到上海时作为居停之用,俭朴如此,出人意外。
林主席喜欢搜集小摆设和古钱,和丁氏款款深谈,逸兴遄飞,忽然间林主席说:“我为了调解国事纠纷,要到福建去走一次,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有被扣留的可能。”丁福保先生说:“何不到此间著名测字名家丁太炎处去测一个字,再定去留。”林主席纵声大笑,认为测一个字,虽也不妨,但这时局势有剧变模样,他的行踪惹人瞩目,便说:“可不可以把这位测字先生请来家中一谈。”丁福保说:“不必,自有办法。”说罢,就请林主席口占一字,林主席就说了一个“福”字,同时丁福保也说了一个“放”字,叫我坐了汽车到新闸路鸿庆里丁太炎处。
一般人认为丁太炎的“太炎”两字,是沾章太炎师的光,其实丁太炎的成名,还在章太炎师之前。清朝光绪末年,他在北京的钦天监做事,慈禧太后病亟时,李莲英到他那里去测一个字,他断然地说:那字是“两龙宾天”之兆,李莲英认为荒唐,消息传了开来,丁太炎被拘入狱,不久,果然光绪与慈禧先后驾崩,摄政王执政后,才把他释放,丁太炎也就逃到上海以测字为业。
我到了丁太炎的府上,见到他烟容满面,形神消瘦,只是两目炯炯生光,望上去显得很精明,那时客厅中坐了十多个人等待占卜测字,他好像老吏断狱一般,对每一人只说几句话,问卜质疑的人都唯唯而去。
轮到我占卜时,依例要焚香跪拜,默祷之后拈一个字卷。我说:“我已经有两个字带来,只要请先生解释一下。”丁太炎就对我说:“当坛卜字是一元二角,自带字来要收两元。”我说:“照办。”
丁太炎先看了“福”字,问我要占何事?我答:“出门远行。”他见我站在他的右面,他就说:“福字半面是示字,加上右字,是一个 ‘祜’字,可见洪福齐天而有神明保佑,要是到福州去的话,更是顺利;要是到福州莆田的话,那么田字是累字的头,有些麻烦。”我再问:“有无生命危险?”他说:“没有。”
接着他又看“放”字,他照例问:“所占何事?”我说:“不知道。”他说:“这个放字的一点是代表一字,下面是简笔的万字,旁边是一个文字,大约是有一笔钱要想放出去,占这个字的人,是一位有心人,要是他真的想放息的话,放心去做可也。”
我觉得他讲的话,简单明了,不觉心动起来,我说:“我也想占卜测字,能不能只付半费?”丁太炎望了我一眼说:“占卜一字必须照我的润例付钱,不如把你的生辰八字说出来,我替你简单地算一个命。”我就说出:“我的生辰是光绪三十四年(190二月十四日寅时生。”经过他一算之下,他问我要问何事?我说:“问前程。”他说:“你的前程好极了,将来定是一个千万富翁。”我就笑起来说:“上海富翁能有一百万的人已经不得了,丁先生大约不知道上海的情况,租界上首富是地皮大王程霖生,绰号程麻皮,也谈不上千万富翁。后来程麻皮为了标金五百秤的投机差额,把全部地产契据押在天主堂,他竟然倒下来了。那时黄金十两为一条,七条为一秤,以此来计算程麻皮的家产也不过尔尔。至于上海最大的民营银行,是陈光甫先生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本最初不过五万元(按:初稿我写十万元,今查书始知资本五万元)。劝工银行、女子银行,创办资本不过二三万元而已。所以你说我将来有千万家私,我不敢相信。”丁太炎似真似假地笑了一阵说:“说不说由我,信不信由你。”说罢,我就告辞了。(按:我当然自忖不会成为千万富翁,但是照敌伪时代后期储备票的情形下来计算一下,倒真有千万元收入,勉强地解说,也可以说是应验的。)
我对相面、算命、测字,并不相信,倒是丁福保先生对这件事看得很重。对“福”字的解释,林主席拈须微笑,点头不已。至于丁福保先生对这个“放”字的解释,口头上不说对与不对,但是观察他的神情,似乎也道中了他的心意。
次日,我正在工作,丁福保先生对我说:“你明天早上,先行沐浴理发,并预备水果四式,专程地送给我,我准备把理财的秘诀传授给你。”我说:“好极了。”
翌晨,我带了水果礼物,到了丁家,丁福保先生叫我进入内室,那间房间的布置,是日本式的榻榻米,两人盘膝对面坐下,茶几上焚了三炷线香,丁先生正襟危坐,款款而谈,说是:
一个人读了一些书,往往对钱财看得很轻,认为是阿堵物,提到钱就俗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文人往往不知理财为何事,一生潦倒,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一个人的生存是脱不了钱的,不善理财一世苦。
理财的方法,从来都是老生常谈,人人都知道,要是知而不行,等于“无知”。要是能够按照我说的话去做,人人可以致富。所以我要传授你几个秘诀:
一、择业要向大众方面着想,选中一个行业,要专心致力地去“做”,绝对不能改行,只要努力,行行可以出状元。
二、一个人不可以懒,一懒百事休,“勤”要勤到与众不同的勤力,触类旁通,必然会出人头地。钱财一定要追求不息,但是不正当的钱,一文也不能妄取的。
三、赚到了钱之后,一定要懂得“节”,赚十文,最少要节三文,等到所业有成,那么赚到十文可能只用二三文,把积下来的钱,筹备更大的计划,因为“由钱生钱”更为容易。
四、赚钱不易,管钱更难,只会赚,不会“管”,仍旧不懂得理财的道理。能够理财之后,还要会“用”,会用比会管更难,用得不得当是浪费,用得有意义,才算得是理财家。
这些话讲明之后,他又举出许多当代成功者的故事。我听了大为感动,我说:“我也明白,林琴南翻译的却尔司迪根斯著的《苦海孤雏》里面有一句名言:赚十个先令,用八个,一生一世快乐;赚八个先令要用十个先令,一生一世苦恼。”丁氏颔首称是。
先时,我曾经和一位表兄同游半淞园,门票每张为小洋一角,游船一小时为铜元六枚,两人一面划船,一面吃花生瓜子,在河中豪兴大发,相互“言志”,表兄的终身愿望,只希望能够在洋行中赚到三十元,那时他可以供应一家开支之外,还可以有一辆钢丝包车,连车夫的工资都在内了。
我说我的志愿,希望将来做医生,每月能赚四十元,已经很满足了,要是医生不走运的话,只有进善堂做一个主诊医生,薪水虽不过三十元,也可以维持家庭。
这是两人读书时代的愿望,深深地印在脑海之间,足见胸无大志,可笑非常,不过那时赚钱不易,任何人不敢存什么奢望。
7.生活困顿 卖文助学
我在读书时能够赚几块钱,真是得来不易,但是生活上又非再多赚几块钱不可,于是我处心积虑地想出一个办法来。当时上海的《申报》,天天有一个副刊,叫做“常识”,刊出后每篇稿酬一元。我就开始投稿,专门写一些验方,连续地寄出稿件二十多篇,但是稿件寄出之后,音讯全无,如同石沉大海,可是我并不气馁,只怪自己写得不好,还是继续不断地写,不料在三个月之后,忽然登出一篇“疥疮验方”,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在报上见到,领稿费时,只见稿费单上附注了“着投稿人来与编者沈思孚一谈”几个字,我知道沈思孚就是沈信卿,是一位江苏省教育界前辈。
沈思孚见到我穿了青布长衫,如学生模样,态度极和蔼,他问我的学历之后,便说:“我手臂上有一堆多年的老疥疮,看了你的稿件,就到药店买成药‘一扫光’来擦,只费了两个铜元,把多年的顽病就医好了,所以要见见你。”我就很诚恳地谢他,接着他又问我的境况,我也依实相告,他说 “好”,你的稿件尽管不断寄来,我每月登出八篇,以助你求学时的需要。我称谢而归。
这次领到的一元稿费,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用文字换钱,当天意兴豪发,拉了六七位同学到邑庙“春风得意楼”去吃茶,茶资是铜元八枚,各种小吃,如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又吃掉了铜元二十余枚,在那几位同学看来,简直是一件豪举。
隔了几天,我把会见沈思孚的事告诉姚公鹤老师,姚老师说:“报馆的投稿人,向来是各有地盘,外边的人是不容易投入的,你能打入这个圈子,很不容易。以后你的稿子让我先替你润饰一下,一定还要好。”
8.否极泰来 进入鸿运
在中医学校肄业的最后一年,就在校主丁甘仁老师处开药方,谢利恒老师特别为我吹嘘,说我的字清秀而迅速,所以别的同学做录方的工作,总要等候三个月以上,只有我一进丁老师的诊所,就为他写药方,写了三个月,丁老师很是满意。一天,有一个病人拿了药方到抛球场京都达仁堂去配药,不料达仁堂的伙计看了我写的药方,说药的分量写得不明白,拒绝配方,病家打电话来质问,丁老师颇有愠色,要我即刻到药铺去察看一下,到底错在哪里?我见老师面孔不好看,也急得什么似的,不知如何得了。
我到了达仁堂,那个伙计指着药方说:“你们上海医生写三钱二钱的‘钱’字,都不像钱字。”我回说:“这是我们南方中医传统的简写法。”他听了我的话,就说:“我们不识,所以不配。”于是我就和那位伙计争执起来,我说:“你们虽是北京的老药铺,现在到上海来做买卖,也应入境随俗,该把上海医生习用的简笔字学习一下。”那伙计竟然倔强得很,把处方一推,岸然不理。于是我就振振有词地骂了他一顿,我说:“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全上海的中医,都不会向你们配药。”那伙计还是说:“我们不在乎几张药方,我们是靠出售药丸的。”
正在争执之际,东主乐笃周带着笑容由里面走出来,很客气地问我尊姓大名,我见他态度温和,气恼就消了许多。才把这件事情说明,乐笃周说:“你来得正好,我想请你把所有简笔的字码,对我们全体伙计解释一下,以免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我见他态度很诚恳,于是就把“钱”、“两”、 “钱半”、“两半”等简笔字,写了一张示范的清单,乐氏就说:“怪不得我们配方的生意寥寥无几,今后完全要把这些简笔字学习明白。”说完他就送我一份“乐家老铺”四字的拓本,原来这四个字是明朝权相严嵩所写。
我拿到这个拓本,很是高兴,我又把他们的药丸仿单加以评述,我说:“你们这张仿单如果不加修正,在上海是行不通的。”乐笃周很虚心地请我进入内室,问我:“这张仿单由明代沿用到现在,是刻了木板印成的,何以在此地行不通?”我说:“仿单原文语句陈旧不明,而且对病名症名分得不清楚,教人怎样能看得懂?”乐氏恍然若有所悟,打躬作揖送我出门,而且说:“明天要来拜会丁老师表示道歉之意。”
次日,乐笃周果然来见丁老师,随带百元面额庄票一张,并说:“你们的陈师兄光临小店,经他一番指示,茅塞顿开,所以我除了亲来道歉之外,奉上此区区之数,希望老师请一个人来为我们把全部丸散仿单修改一下。”那时病人很多,丁老师匆匆地接过了庄票便对我说:“既然你主张要他们修改仿单,那么就由你去做好了。”在那时的一百元,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我接收了这笔钱,不觉头都有些晕起来。
丁老师把这事交代清楚之后,又在百忙之中,亲自送乐笃周出门,这是很难得的事。我正在奇怪,丁老师说:“乐笃周家私百万,是北京的首富,你以后该对他要多多联络,他们北方人是最讲究礼貌的。”
我把达仁堂的丸散仿单修改补充,又经医界名宿余继鸿老先生润饰之后,工工整整地誊写成册,送给乐笃周,乐氏一边看,一边赞说:“陈师兄,你能不能再帮一个忙?我想请一桌酒,邀请几位上海名医,你可否为我做一番联络工作?”我说:“丁甘仁老师向不应酬,人家发请帖,至多到一到就走,绝不会坐下来吃到席终。不过我有一个办法,这一次我平空受到你一笔墨金,应该由我来出面,而且要预备上好烟土,那么丁老师自会欣然光临。”乐笃周大喜说: “就由你出面好了,到时我另外备法国名酒和云南小只‘马蹄土’。至于在哪家菜馆,和请哪几位名医作陪,都由你安排。”
那时节上海的北方菜馆“会宾楼”、“大雅楼”,一席酒是银元十元。广东菜馆在虹口有“会元楼”,每席是十一元,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有一家“鸿运楼”,全席是八元,但是要用鱼翅的话,就要加四元,因为他们的白汁排翅是驰誉全上海的。
鸿运楼向不讲究装修,恰好这时他们刚油漆一新,老板在内室有一间烟房,专供自己吸烟的,因为他们有这个设备,所以就订下了鸿运楼。鸿运楼主人知道我要借用他的烟房,初时颇有难色,后来听到我备了“马蹄土”飨客,他也垂涎欲滴地说:“烟房尽管借给你,不过我也想香一筒。”我说:“可以。”
所谓“马蹄土”,形状就像马的足蹄,是印度产的最上品烟土,价格最贵的时期,一两马蹄土相等于白银五两,不是豪富阶级是吃不起的,而且出产不多,物以稀为贵,更抬高了它的身价。
丁甘仁老师听到我要宴客,他也很高兴,再听到有马蹄土飨客,他更是欢喜,他说:“这个土一定要拿到我这里来熬煮。”姚公鹤老师听到这个消息,也要参与其盛。还有谢利恒老师、恽铁樵先生、徐小圃先生等都在被邀之列。
到了宴客那天,乐笃周盛装而来,见到当时上海的名医,一个个应邀而到,他更高兴,每人送吉林人参一两,当时这种参的售价每两是银元十二元。(按:一九七一年五月香港的市价,吉林参每两为港币一万三千元,而且看来还有直线上升之势。)
这一次在鸿运楼的宴客,是我第一次请客,几位前辈在席散之后,大家鱼贯而入内室,吞云吐雾,谈笑风生,直到深夜,我所费的不过十二元几角,乐笃周的烟土和洋酒所费比我费的还多,但在他觉得收获很大。
这次宴会之后,我自己计算一下,我在银行中的积蓄,已经有了两百元以上,这个数目,在当时已是很可观了。这是我后来实行创业计划的基础,隔不到几年,境况完全改变,都是从这两百块银元开始的,所以我对鸿运楼这次宴会,认为是我否极泰来,进入鸿运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章 地窟下藏银揭秘
1.富家地窟 窖藏银元
富家地窟 窖藏银元
受教甘翁 突遭波折
痛失宗师 转从业师
仲师宽大 备受优遇
书寓风光 别有天地
悬壶应诊 盛宴亲友
在我年幼时钞票早已流行,但是老一辈的人,总是重视银元,对钞票是不信任的,认为钞票只是一张“纸”,而银元是真正的银子。尤其是外国银行的钞票,中国人吃过两次苦头,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马克票”,一次是帝俄末代的“卢布票”,所以对外国钞票绝不重视,连对美钞也没有些儿兴趣。有许多大户人家及一般旧家,家中都密藏一些银元,少的一两百元,多的上千上万,并不稀奇。藏银的地方叫做“地窖”,这些地窖往往连子女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从前想发财的人,口头上不是说:“希望你中马票”,而是说:“希望你掘到藏。”至今逢到新正初五财神日,要把猪的脏肠作为供品,因为“脏”字与 “藏”字同音,讨一个好口彩。
在我八岁那年,亲眼看见过“掘藏”的一幕,这是我毕生不能忘怀的。
一天,我的姑丈逝世,人人知道他是一个富商,当然身后一定有分家涉讼的风波发生,送殡之后,过了三天,果然四伯父关照我说:“阿沅,明天一早我和你到城隍庙去赌咒。”我问:“为啥?”四伯父说:“明天我要和你一起去,你要赌一个咒,明天见到的事永远不告诉人,你去不去?”我说: “去!”次日清晨六点钟就到城隍庙,向城隍菩萨赌了一个咒,并默祷说:“我今天见到的事,如果讲给别人听,一生一世罚我头痛。”这种城隍庙中的赌咒,从前认为是一件大事,比现在的宣誓仪式要隆重得多。
赌咒完毕之后,四伯父和我各坐人力车一辆,飞驰到露香园姑母家,当时内内外外还是一片丧家景色,姑母和表兄等早在迎候,大家都叫我的伯父为“娘舅”。原来这天是掘藏和分家的日子,从前没有什么律师,凡是分家都由舅父来执行,所以当时有一句口头禅,叫做:“父死之后,除却娘舅无大人。”而他们的娘舅中以四伯父年纪最长,为人也公正,所以请他来主持这件事情。只见他们三三五五地耳语,也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到中午因为家里做着佛事,所以大家吃素,并且循次跪拜叩头,下午六时又匆匆忙忙吃了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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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英师门外挂几个招牌,如上海中医学会办事处、广益中医院办事处、广仁善堂办事处、尚志山房经租处等,实际上都是利用老师的诊所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作为接洽事务的场所,来往的人并不多,本来没有一个专人驻守,一切都由我应付。

有一天,我忽发奇想,对丁老师说:“我想办一张医学常识性报纸,叫做《康健报》,也想挂一块招牌,未知老师能允许否?”丁老师说: “你尽管去办,挂招牌是没有问题的。”哪知道诊所中有一位挂号先生,实际上等于总管家,他见到我的形势一天一天壮大起来,大为嫉妒。我摸到他的心理,到北京路去花了六块钱,买一只银箱(香港称夹万)送给他,那位挂号先生十分欢喜,特别是身上挂了一只银箱锁匙,更是威风无比,从此他对我的事就不反对了。

不料,还有一个是老师的老娘舅,长年寄食师门,连鸦片都由老师免费供应,他对我也极为妒忌,极力反对办报,说:“报纸上要是登错一张药方,会弄出人命来的。”仲英师笑而不言。

老娘舅接着又说:“听说某人家里的鸦片,全是云南大土,你有没有办法弄几个泡来试试?”我说:“那便当得很。”隔了一天,我拿了一个烟罐,里面装满了烟泡,老娘舅一闻这股香味,笑逐颜开,从此他再也不反对我办报的事了。

5.书寓风光 别有天地

正在筹备《康健报》时期,忽然接到朱斗文来电话说:“我的侄子阿挺服毒自杀,已送入仁济医院,你和他是同班同学,又是结拜弟兄,你该到医院中探望他一下,因为他的神经有些毛病,非你们年轻人去劝慰他不可。”我听完了这个电话,立刻到麦家圈仁济医院去,他住的是头等病房,房中挤满了全家的亲友,个个暗暗饮泣。我一看阿挺,已经洗过胃,生命没有危险,但是两目直视,满口胡言乱语,完全变成一个神经人,什么人都认不出,甚至连他自己母亲也不认识。我连叫几声,毫无反应,我想这是痴癫症(即电击性神经分裂症),服药未必有效,我在他的后脑部分,重重用手指力压几下,只见他喔的一声喊起痛来,同时吐了一大阵,神志略为清醒,叫我一声“小阿哥”,但是对他母亲仍是认不清。朱伯母一边流泪,一边说你们是结拜兄弟,这一次要全仗你的大力了。我想尽了种种办法逗引他,他终是胡言乱语,不知讲些什么话。大约到近天亮的时候,阿挺渐渐清醒,大哭一场之后,说:“我受了肖红老四的骗,用去我许多钱,现在她移情别恋,我一定要和她拼个死活,请你替我去评评理,我讨不到肖红老四,我这一条命也不要了。”他的母亲一看到儿子清醒过来,非常快乐,说:“陈先生,你和他是要好弟兄,我家一支单传,希望你好好地劝劝他。”不久,朱斗文也来了,顿足长叹向我说:“所有妓院的房屋,十有其八是我家的产业,现在我的侄子在妓院中吞生鸦片烟,幸亏自杀未成,否则这段新闻闹出去,台就坍得大了。现在他虽已清醒,可是他对肖红老四还是执迷不悟,你们俩人差不多年龄,容易劝慰,我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七天之后,阿挺的神经渐渐正常,身体也复原了,出院时拉着我就要到爱多亚路“易庐”肖红老四家去。我对妓院(雅名书寓)的情况完全外行。一进妓院,门口的相帮高呼客来。我们上了楼去,在房间坐下,几个莺莺燕燕把他包围起来,为他特地布置一间精美的小房间,供阿挺作为养息之所,朱斗文也来了,对老鸨说:“这位陈先生,你们叫他陈大少,一切事由陈大少照料他,所有账款都归我付。”说罢之后,立即离去,连我想说一句话也来不及。

我在妓院中,大家都十二分恭维我,口口声声“陈大少”,我听了之后,觉得怪难受的。片刻之间,端出四只银碟装的水果,中间另有一只很大的糖果盘。四碟水果一碟是暹罗文旦(即泰国柚),连皮都全部剥光,晶莹光洁;一碟是花旗橘子(即金山橙),一碟是青岛牛奶葡萄,一碟是西瓜子。我对四种水果中的花旗橘子,其时还没有尝到过味道,正想动手去拿,旁边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用她纤纤玉手已送到我嘴边,我先尝试了一些,结果把全碟花旗橘子都吃光了。

阿挺见到我这般模样,不禁笑了起来说:“小阿哥,你到这里来,也应该尝尝滋味,向例我们追求一个女人是千难万难的,唯有到这里来,男人最威风,女人是百般迁就的,我只恨的是肖红老四,我出全力捧她成为‘花国大总统’,现在她的阔户头多得很,竟然把我一脚踢开,今天我要找她来算账,见到了非把她一刀戳死了不可。”说时两眼凶光突起,就拿起一把水果刀紧紧地握在手中,一房间的姑娘们,人人花容失色,正在这时,楼梯上一阵脚步声,几个姑娘拥出了一个雍容华贵的绝色美人,即是肖红。

阿挺见到肖红,妒火中烧,怒目而视,杀气腾腾,肖红不慌不忙,轻轻松松地对阿挺讲了几句极婉转温柔的话,只见阿挺顿时态度就软了下来,那把水果刀早已不知去向,叹了一口气对肖红说:“我条性命险乎送在你手中。”说完这句话,两个人像扭股儿糖一般地扭在一起,阿挺一派神经现象,竟随风而逝。

肖红本是广东人,但能说一口软而且糯的苏州话,个性温柔,不过肤色稍为黑了一些,可是她一颦一笑,实在有倾国倾城的媚态,当晚就备了一桌菜来替阿挺消气压惊。

那时,肖红堂差忙得不得了,一忽儿就不见了,阿挺又咆哮如雷,我在旁加以规劝。我说:“这个女子,你是不配的!你究竟年轻,她只当你是一个小孩子,世故人情,你比她差上十万八千里。而且你的前程似锦,我劝你要坚坚决决地死了这条心!”阿挺听了我的话,呆了一阵说:“你的话虽有道理,但是我总少不了她。”我说:“以后和她做个朋友也就算了。”阿挺很忠厚,竟垂首默然无言。

我们一边吃一边谈,饮的是六块钱一瓶“斧头”牌三星白兰地,吸的是“茄力克”香烟,这是当时最高的享受,两人饮了三杯酒后,我说:“你不如另找一个对象。”阿挺就叫了一个云兰阁,把自杀殉情的意图完全打消了。

当时妓女出堂差,坐的都是装有干电灯的钢丝包车,唯有肖红是第一个自备汽车出堂差,大约隔了一个半钟头,她回来了,见了这个情况,她也笑起来说:“一个客人不做一个小姐,一个小姐也不做一个客人,你这样才对。”肖红这样说,阿挺也作会心的微笑,当着肖红的面,答应送云兰阁钻戒一只,翠镯一个。肖红很大方地对云兰阁说:“侬快点谢谢朱大少。”一些没有醋意。

第二天阿挺要我请客,我坚持不肯,阿挺说:“书呆子,堂子里的规矩完全不懂,只要你答应请客,主人是不用花钱的。”原来上海妓院的规矩,请一次客要发十张八张帖,由每一位客人付出三块钱“买票”,还要拉两台麻将,每人坐下来,头钱要抽赢家的三分一。做主人的是一个钱不需要花的,主人就难在请客人。还有一点凡是客人来,坐汽车的要给一块钱轿饭票,坐包车的给四角钱轿饭票,妓院中一席精致船菜,成本只花十二元,所以一夕所得,剩余还是不多。但是豪客,一定要请双台,或双双台,所谓双台,买票、麻将的输赢,也是加倍。双台买票每位六元,双双台买票是每位十二元。

阿挺叫我请客,我说:“我哪里来的客人?”正在这时,朱斗文有电话来说:“今晚由我请客。”阿挺说:“不对的,应该由存仁小阿哥请客。”朱斗文说:“好,我们两人出面,全桌客人由我带来。”他这样一说,我就轻松下来。

华灯初上,客来如云,当时的绅商巨富,早已坐满了两桌麻将,待到筵席一开,每一个客人都叫两三个小姐陪坐,唱戏的唱戏,唱小调的唱小调,大家吃得醉醺醺,这班客人都是豪客,平时要见他们一面都不容易,但是在这种场合,大家亲热得犹如弟兄一般,因此我才知道妓院是生意人最好的交际场合,有许多大生意都在妓院中三言两语讲成的,所以逛窑子、吃花酒,算不得是嫖,好多人一切生意,都到生意浪来谈,这“生意浪”三字,即是指妓院。客人如此讲,妓女也是如此讲,口头绝不提“妓院”两字的。

这一场请客,方式很特别,菜肴并非由妓院中代办,是向四家著名菜馆点的特制菜,四只冷盆是由八仙桥湖南菜馆做的,四个热炒是四川菜馆“陶乐春”做的,烤鸭和蜜饯山东枣是由“梁园”做的,白汁排翅和蜜炙火腿,是“鸿运楼”做的。四面送到依次上菜,每一道菜都是精品,吃得大家津津有味,我心里正在奇怪,怎么不见客人买票,我只邀了一位朋友是望平街上的有名的广告大王郑耀南,他也是预备来买票的。还有一位《晶报》主笔余大雄是朱斗文邀来的。朱斗文说:“今天吃的是便饭,由主人请客,不需要买票的。”我对余大雄来参加,暗暗有些诧异,因为其余的客人都是富商巨贾,这班人见到报人都有些怕的,为什么朱斗文又约他来呢?席散之后,朱斗文对本家说:“今天我很高兴,席赏二百元。”本家听到这个数目,开心得跳起来,就拉长了嗓子,高声喊说“朱大少席赏二百元”,一时由内室传至外面,外边也接着喊说“谢谢朱大少”,又接着楼底下也一齐喊起来,一路喊到大门口。这种喊法,是妓院中的规矩,我初次听到,心里真要笑出来。

阿挺挟着云兰阁到另外一个小房间中倾谈,朱斗文拉着我说:“你慢一步走,我有话和你谈。”于是朱斗文横在烟炕上,我也横在他的对面,一时许许多多小先生(即雏妓)爬在朱斗文身旁,像一群猴子缠绕一般,敲背的敲背,捶腿的捶腿,捏脚的捏脚,笑谑之声不绝于耳。朱斗文本是上海的豪富,这时他穿了一身格子纺绸上下装,左手指上戴了一只钻戒,右手指上戴了一个翡翠戒,当时上海阔佬们到妓院中,总是戴钻戒和翡翠戒的。他三筒鸦片一抽,口袋中一只“打簧表”,叮叮当当地响起来,这是早年报时的名表,每到一个钟点,它就会自动报时,我还是初次见到。我说:“这个表让我看一看。”朱斗文就把表除下,表的下面还拖着两个翡翠垂梗,这表的牌子,是“汉密尔敦”,是当时最有名的手表,我看了爱不忍释,朱斗文说:“你既欢喜,我就连翡翠梗一起送给你吧。”我说:“无功不能受禄,断断不敢接受。”

朱斗文摈除一群小先生轻轻地说:“这一次你把阿挺说服,移情于云兰阁,连神经都正常了,你的功劳真是了不得,因为那天阿挺在群玉坊肖红的干娘房中,猛吞一罐生鸦片,毒发初步,直僵僵由救生车抬出去,整个群玉坊都轰动了,堂子里的人传话最快,都说阿挺已经吞生鸦片烟死了,特别是肖红当选花国大总统之后,大家都嫉妒得很,阿挺的妈妈赶到妓院中号啕大哭,开口第一句骂肖红是‘扫帚星’,《晶报》还算顾全我的面子,只写了一段方框小稿,叫做‘扫帚星花国大总统’。这件事差不多上海社会有许多人都知道,有些人还认为我的地产,租给人家经营妓院,这是报应。所以我今天特地约一桌人来吃饭,是含有辟谣作用,我约余大雄来,让他看看阿挺既没有死,而且神经完全正常。所以这个打簧表,是我甘心情愿送你的,你还是受了吧!”

我坚决不肯接受,朱斗文说:“那么你以后无论要做什么事,我一定全力帮忙。”(按:当时上海钻石价值最高,但是旧时钻石叫做老克丁,棱角是没有的,现在香港的都是新克丁,棱角有一百四十四个以上。如今钻石大约涨了一千多倍,而翡翠玉石,大约涨了五千倍,在我写这篇文字之前二月,恰好香港举行珠宝展览会,我看到有一只翡翠的马鞍戒,定价是五十万元,照我看来,还比不上当年朱斗文那个翡翠戒的浓度、光度和重量。)

朱斗文接着说:“你还要陪阿挺一个时期,恐怕他的病还要复发。”我说:“这一点我不敢应允,因为我正在筹备办《康健报》,哪里有空闲再到这里来。”朱斗文说:“你办《康健报》要不要本钱?”我说:“本钱有限,倒是拉广告维持经常开支很困难。”朱斗文说:“我再请一桌花酒,约中西药业中人,包起你的广告也就算了。”我心里想这种事最费唇舌,断断没有如此容易。

隔了三天,朱斗文果然又大请客,约的是黄楚九、袁鹤松、周邦俊、陈楚湘、雷显之等。郑耀南听到这个消息,早由他的商业广告公司预备了八份广告合同,他说:“我也要做些生意,合同签下之后,略取佣金,由我代你把广告稿收集,每月广告费归我来收。这种广告,老板即使签字,底下的人有种种阻碍,你是不会应付的。”我说:“好极。”

筵席一开,客人翩然而来,每一个人叫了二三个妓女,歌声琴声齐作,我心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怎样会把我的事讲得好,不料朱斗文只轻轻松松的三五句话,把我要办《康健报》请大家登一些广告的事就说明了。大家齐声说:“这个没有问题。”朱斗文就拿出合约,他们拿起来看也不看上面的数目,就签了字。

这天黄楚九没有到,因为黄氏新建的“知足庐”落成不久,黄太太定了一个规矩,黄氏和朋友可以召妓到知足庐,但不许黄楚九再进妓院。朱斗文对我说:“黄楚九的一份,由我移樽就教。”又隔了两天,他带了一个福建厨子,到知足庐去借地请客。

知足庐地处爱多亚路,是三层楼,黄氏的家眷住在三楼,二楼是烟炕和打牌之所,底层的大厅是专供宴客用的。朱斗文和我等到了那边,对黄楚九轻轻讲了几句话,黄说:“陈存仁本来是相识的。”再一看每期广告一格,计费四元,全年五十二期,共计二百元,他也不说一句话,就在合同上签了字。郑耀南在旁看得呆了,他为我细细一算,八份合约,一年可收一千六百元。他说:“存仁兄!你的《康健报》出五年也用不完这些钱,这般收获,令人羡然。”

肖红老四在上海已成了名,举止比一般明星还阔,有一天,她在百忙中,拉着我到后房中谈天,起初对我说了一篇好话,接着送我四双绣花拖鞋,我老是不肯受。肖红含笑带嗔操着软糯苏州话说:“你这个人呀!憨是憨得来,别人在我身上用千把洋钿,我不过逢到端午节送他一双绣花鞋。现在么,为了阿挺险些乎害煞我,笑舞台已经排好一出戏,叫做什么‘花国大总统横扫记’,真当我是扫帚星,这一出戏一做之后,我哪能再做人呢?一定要自杀给大家看,你不受我的拖鞋,触足我霉头哉!”我说:“好,我受你就是。”

旧时妓院中人,满口讲的是吉利话,名为“口彩”。肖红把拖鞋排在桌上,向我解释,鞋面绣的是梅、兰、竹、菊,表示四季常春。角上有一个小字,是“羊”字,表示肖红的生肖和标记;鞋头是浅红、深红、紫红、深紫四色,代表肖红的红字,这四双鞋祝我将来红到发紫,还爽爽快快地问我将来要不要“红到发紫”?我才只得受下。

我受过了拖鞋礼物,我说:“我也要捧捧你,你有没有着色的照片?由我转送给几个办画报的朋友去做封面。”肖红顿时笑得两眼只剩一条线,说:“我明天打电话约你,一同到大马路宝记照相馆去拍照。”那时五彩照还没有发明,宝记的着色照片是有名的。

次日,肖红竟然坐了一辆开篷的顺风牌汽车,到我处来,幸亏她叫一个穿着白号衣的车夫来叫我,我觉得这事情张扬开来太糟糕,但是突如其来身不由己,一下子就坐上她的汽车,经过四马路望平街一带,大家都认识花国大总统肖红,认识我的人还少。可是终于消息传到我四伯父那里。一天,下午八时,四伯父亲自找到我住处马棚楼上来,那时我还未归家,他很气恼地苦候着,等到深夜十二时,我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四伯父一见到我,两眼含泪说:“阿沅,你真是大变了,这样下去,十年窗下都是白费,眼见你堕落即在目前。”我一点也不解释经过,当面立一个誓说:“明天起再也不到这种地方去了。”

从此以后,阿挺横请竖请我都不去,有事情商量到菜馆中倾谈。后来阿挺赴美国,今成富商,声名显赫,到香港来总是找我。肖红是广东人,亦在香港久居,开口都操广东语,苏州话只当不懂,前事一句都不承认,她已嫁得一个大商人,归宿很好,年龄亦有六十多岁了。

我在仲英师家一年后,公余之暇,每天总有二三个人请我看病,当然都是亲戚和朋友,有些送钱,有些不给钱,这个情形,老师毫不介意,但是别人看了,认为是“饭店门前摆粥档”,怪不好意思。因此我决定向老师说明要自己设立诊所,兼办《康健报》,老师一口应允,于是我就想到办报以望平街为最适当,诊所以南京路(俗称大马路)为最相宜,于是我就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场所,在望平街南京路转角柏林花纸行和心心照相馆的二楼,经租的是哈同洋行,我拿了王一亭的介绍信去见他们的总管姬觉弥,姬一口应允并且说:“这个二楼房租收你每月五十元,一切小费押租都不收,但是这个房屋的原有承租人,要三个月之后才迁出。”我说:“好。”

于是我积极筹备《康健报》的事,去见丁福保先生,讨论一切,他对出版方面是极有经验的。丁福保听见我有八张常年广告合约,认为是奇迹,他说:“这个报纸,既是周刊,每期一大张,排工每期十二元余,印刷费每千不过四元,每一令白报纸可印一千张,用日本纸市价不过二元四角,用瑞典纸也只需两元五角,所以这份报纸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有一个要点,内容要很丰富而很有趣味,否则,医药常识的报纸,没有多少人要看。有一句名言:‘学无术不行,术无学不久。’所以里面的文字,必须要打破旧例,另创一格才是。”

我说:“我已经预备把医学常识文字用极通俗的笔调写出来,阴阳五行绝对不提,古来艰涩的文句也不用,绝不抄袭旧书,更不抄袭西医文稿,每篇自出机杼,每期十多篇稿子,共计约一万字,开始我准备全部自己写。”

丁福保说:“不对的,你的稿件尽管写,要有十个著名医家帮同撰写,才有号召力,否则是销不出去的。”我说:“你这意见好极了,第一个就要请你老先生捧场,每期一篇。”他一口答应,可是其余九个医家就不容易找了,因为好多老医生只会看病,不会写稿,于是两人就苦苦地想对象。

结果,想到了丁仲英老师、谢利恒老师、恽铁樵先生、俞鸿宾先生、秦伯未先生、陆士谔先生、章次公兄等,再想也就想不出来了。

我灵机一动,想出非医界中人有一位聂云台(总商会会长,曾国藩之外孙),老年退休,常写养生文章,可以请他帮忙。还有一位向恺然 (别署平江不肖生),写《留东外史》及《江湖奇侠传》出名的,他会引用验方以小说的笔调来写的。还有姚公鹤老师,生平多病,可以请他写各种疾病的疗养经过;再有一人是吴鉴泉,可以写提倡太极拳强身的稿件。

丁福保说:“够了,够了,这张报纸出来,定然轰动一时,亏你想得出,我生平做事‘箭无虚发’,而你却有很大的冲力,真所谓‘另有一只弓’。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好稿子不容易得到,你应先准备十期稿子,否则,出版之后,还有许多琐屑的事,没有时间再来拉稿子的。”

计议既定,我等不到迁入望平街,就把第一期样报印了出来,仲英师看后连声说好,我就征求老师的意见,可否暂借老师的诊所做发行所,老师说:“尽管你去用就是了。”于是《康健报》就正式出版,当天望平街发出五千份,一销而空。报贩头子蒋顺卿来说:“你这报可以销到一万份以外。”我就叫印刷所连夜添印,第一期实销一万四千份,售价每张铜元二枚(即二十文),批发价为十二文,我一算下来,这些报纸全部销去,即使没有广告,都已有钱赚了。(按:当时报纸销路,《新闻报》日销十五万,《申报》《时报》在伯仲之间,都超过十万。此外《晶报》销七万份,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销六万,我办《康健报》轮到第十位。)

第一期出报后,果然杂务丛集,有好多人来订阅全年,当时我未经过精密计算,以外埠订阅每期收大洋四分,全年连邮费收二元。我初想本埠订户是不会有的,谁知道有钱的人怕每期零买费事,情愿着人来付钱订阅全年,并且说要用牛皮纸袋包寄,认为这种报纸是值得保存的。

从前《新闻报》的广告价格最昂,报头旁的封面长行每行一元四角,我居然以十行地位在《新闻报》登了一张广告,并要求排字房替我排在报头之旁第一条。

从前新闻报馆排字房,是在旧屋底层,还是三合土泥地,里面除了机器之外,样样都是旧东西,广告的编排,由排字房的头目擅自处理,我和他们打了交道,送了十包大英牌香烟给排字房头脑,他就一口答应。

广告登出后,外埠订户信如雪片飞来,于是我又登《申报》广告,当时《新闻报》的广告效力较大,《申报》的广告地区较远,连陕西的平凉、新疆的伊犁都有订户来。

从前邮局对邮件的收费,上海平信是一分,本外埠印刷品是半分,但是对大量报纸,有特别优待,重量以格兰姆计算,大约一磅重的报纸寄费不过五分,这是表示提倡文化之意。这两种寄费的距离,相差得很多,可是要享受这个优待办法,每月至少要有五百磅以上的寄件为起点。

我因为每份报纸寄出去要花半分大洋邮费,实际上与一张报的成本差不多,所以一定要研究一个办法出来,先向邮局申请认为“新闻纸类”,其次是如何能取得论磅寄费大宗邮件的资格。

那时节一切事情我都亲力亲为,先向京沪、沪杭两路各县电话局索取电话簿,抄录电话簿上的商店住宅地址赠送报纸。一天,我正抄得筋疲力尽时,秦伯未和邓钝铁两人来访,拉着我要到“高长兴”去饮酒,高长兴是当时上海一家有名的专门供应绍兴酒的酒铺。考究饮好酒的人,常到那里去浮一大白,这时米价已比从前高了一些,酒是米做的,所以酒价也跟着涨起来,花雕每斤卖到二角九分,酒壶都是锡制的,每壶是半斤。

钝铁催着我,我一味写信封,伯未等得不耐烦,见到桌上笔墨俱全,拉起笔来就画了一个“酒壶”(见图),钝铁说:“快些走,快些走!”我回说:“没有空,我要连抄十几个深宵,才能了事。”钝铁说:“我现在受雇于华安合群保险公司,也是抄写这些东西,受了他们月薪三十五元。办公时间常无公可办,让我把你这些电话簿带到公司里去,明天起只要花三天时间,就可以替你抄好。”我听了他的话,心想这是不可能的,既然他说肯抄,不妨就给他拿去。

次日晚间,邓钝铁来电话说三万多个地址全部抄好,我对他的运笔如飞,实在钦佩之至。后来邓钝铁改名“粪翁”,以书法驰誉海上,每次开展览会,卖出大小书件数百件,收入往往达到八九千元,这是一个怪人,后来坠机丧生的王植波,就是他的学生。

我有了许多地址之后,将报纸上的广告完全删去,全排文字,印成样报,这批样报,竟然招揽到千多份订户。但是电话名册收集有限,我又以大洋四毫买一本邮政章程,细细研究,发觉其中有一种随信附送印刷品的办法,对我的推销一定有效,所以就添印样报数万份,照章纳费,交给他们随信附送,这一来,就取得大宗邮件计费的优待。而寄出的样报,每一百份便有三五个订户,因此订户的纪录直线上升,第一个阶段,订户达到八千份,每份收银元二元,我顿时拥有一万几千元现款,在当时可以算得小康了。

望平街的新诊所,如期可以迁入,我把它装修一新,这座转角上的房子,还有一个圆顶,上面可以扯旗。那时节上海有一个有名的测字先生,叫做“小糊涂”,他女儿是学医的,因此和我很相熟,他为我拣了星期一可以迁居的日子,我哪里能等,在星期日前夜就搬迁各项书籍文件一个人住了进去,挂起牌来,次日开始诊病。

向来我在四马路老师家中,每天总有二三个人来找我看病,门诊收四角四十文,我迁入望平街,门诊收费改为一元二角,在迁移之前,预先约定几个老病家到我新诊所来撑撑场面,不料当天就吃了一个大鸭蛋,到了晚上入睡之时,只听见人说四马路大火烧,交通都截断了,我也无心去探听究竟。次日一早我走到四马路,只见数十条灭火喉,都集中在西中和里,原来是中西药房起火,我老师的诊所已被波及,烧到一片平地,我寻到丁师暂住之处去安慰了他一番,丁师向来大度乐观,面无戚容,说:“你昨天搬出,当天晚上就起火,如果你迟迟不搬出,可能还烧不起来呢。”师生两人笑了一阵。

回来之时,我细细一想,要是听了“小糊涂”的话,这天不搬出,那就要烧掉我贮存的六千元邮票。(按:从前外埠订报多以邮票代银,但是收了邮票,往往一时卖不掉的。)还有一件大事,如果烧去了八千个订报户的地址,那就无从稽考,有报无处寄,失尽信用,兹事体便大了。

开业十余天,差不多天天吃鸭蛋,同学们来访问我,都说:“你的门诊收费定得太贵。”我也有些后悔。不料有一个出售“小小豆腐干”而起家的陈万运,开办了三友实业社,职工有五百多人,他来访问我说:“我们全体职工由公司请你做常年医生,月薪订五十元。”我一口应允,因为这样一来,房租就有着落,而且天天有人上门,气氛就不同了。

6.悬壶应诊 盛宴亲友

以后,每天总有一两个到三五个病人到诊,心里就安定下来,这时我用了一个挂号职员,薪水每月六元,还买了一部钢丝包车,车夫薪金每月八元,从前的钢丝包车黑漆胶轮,走动时钢丝闪闪生光,这是我从小就怀有的向往。第一天叫车夫接我的母亲来,母亲开心得笑起来,她到了我的诊所中,居然有二三个病人等着,她老人家连吃三筒水烟并说:“我家沉寂已久,你竟然在夷场上设这么大的诊所,应该像像样样地请一次开业酒,多年的老亲戚要阖家请来叙一叙,这不但门楣生光,而且日后可能会介绍许多病人来。”我说:“遵命。”

我就开了一张名单,已有四百多亲友,于是我就到二马路(今九江路)太和园订了四十桌酒,四伯父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又开了两席世交的名字,其中有一位是当过国务总理的孙宝琦,还有两位太史公,一位是叶柏皋(尔恺),一位是沈淇泉(卫),都是名翰林,名单上有了这几位前辈,我觉得很是光荣。

四伯父还对我说:“我没有儿子,你是知道的,历年来我心目中最关心的是你,想要你做我的立嗣子,不知你的母亲同意不同意?”我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四伯父接着就说:“到了那天,应该要有两个仪式,第一是正式向仲英老师叩头谢师,补送贽金二百元。第二由我宣布你已经立嗣给我,以后改口呼我做爸爸。”我说:“完全照办。”

当时上海的菜馆,场面都不太大,很少有可以一次开数十席的地方,因此太和园就在厅前大天井中,搭起棚来,张灯结彩,还有执事赞礼的人,同时还请了一班吹鼓手(俗称小堂名),道贺的客人一进门,就吹打起来,气氛十分热闹,当时上海名流陆伯鸿,对我很器重,由他办的普益习艺所送来一班军乐队,宾客齐集之后,由军乐队奏乐,在乐声悠扬中,举行双重仪式。

仲英老师笑到合不拢嘴来,四伯父殷勤招待客人,还由执事高唱定位入席的仪式,丁老师应坐首席,但是他推却得很厉害,坚决要让孙宝琦坐首席,因为他老人家官职最高,董康也帮着拉孙宝琦坐下;还有两位太史公和章太炎师、姚公鹤师等,分坐各席首座,当时上海十大名医,全体都到,共坐满了四十五席。筵席费每桌十二元,连了酒水小账,以及吹打执事车饭茶担等,共花了六百元左右。

我母亲招待许多女客,笑逐颜开,兴致勃勃,认为是我大展宏图的开始,并且偷偷地对我说:“要是你有一个女友,今天订婚,那么更加令我高兴了。”

我对那天的情况,一切都满意,就是有一个初恋成熟的女友,我等了整晚她仍没有来,这位女友是在中西女塾寄宿读书的,每两个星期只回家一次,我曾经征求她的同意,所以特地拣在她休假的日子举行这次宴会,料不到她届时竟然爽约,其中实在有无限的“隐痛”,只是为了她的弟弟有浓厚的“财富观念”,百端挠阻,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

第三章 事章太炎以师礼

1.垂询家世 立雪程门

垂询家世 立雪程门

鬻书生涯 清贫拮据

客居杭城 题诗讲学

苏州讲学 广收弟子

论医识药 不为良相

返璞归真 愿葬青田

我拜识章太炎先生是在民国十七年(192,那时我才二十岁,初在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常到武进姚公鹤老师家去补习国文。姚老师和章太炎先生友谊很深,三天五天总有书信往返,书信都叫我送去的,因此太炎先生对我很面善。

那时太炎先生住在南阳桥康悌路(今建国东路)底一小巷内,因为地处转角,客堂成斜角形,太炎先生的卧室,就在楼梯中间的阁楼上(上海人称亭子间),我每次去,总是直达阁楼,坐等回信。

有一次,太炎先生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答复他:“我叫陈保康,字存仁。”又问我:“籍贯何处?家世如何?”我一一对答。他起初以为我是公鹤先生的一个书童,后来经我说明,日间在丁甘仁老师处助写药方,晚间从姚老师学国文,他甚为激动,自称对中医很有研究,并且也能处方,所以对我大感兴趣,认为我要习国学,何不拜他为师?我听了这话,喜出望外,立刻对他三鞠躬,改称老师。他的太太汤国梨女士也走了出来,章先生要我叫声师母,她见了我非常欢喜,因为有了我在他们左右,可以帮她做许多杂务。

章太炎老师讲的一口杭州话。但他并不是杭州人,而是余杭县仓泉镇人。他说话口齿极不清楚,而且有浓重的鼻音,因为他生过鼻渊,常年流浊涕,所以听他讲话很不容易领悟。我因生在上海,原籍浙江平湖,和杭州很近,所以他讲的话都能听清楚。

我执贽章门之后,他初时没有教过我一次书,不过指点我先读某书,后读某书,也时常提出些问题问我,略为讲一下就算了事。但是有时他会讲一个字,讲上半小时以上还讲不完,除非有客来访,才终止讲释,否则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他这样的做法,使我进步很快,所以我天天先到章老师处盘桓三四小时,再到姚老师处逗留一二小时。

在章老师处,临走他必留膳。但菜肴之劣,出乎想象之外,每天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等物。我总是伴着他进晚餐,因为他家中没有婢仆,菜肴都由师母就近购买,吃时她并不和我们同坐,经久之后,汤师母常教我到“邵万生”去买玫瑰乳腐,到“紫阳观”买酱菜,其他一切杂物,也都由我购买。

太炎老师实际上经济情况非常穷困。他的嗜好,只是吸香烟而已,自己吸的是“金鼠牌”,飨客则用“大英牌”。此外,欢喜吸水烟。一筒水烟,地下必留有一个烟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成万经烟蒂烧焦的小黑点。他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衫。师母说太炎先生最怕洗面,更怕沐浴,手指甲留得很长,指甲内黑痕斑斑。每天来拜访老师的人,不过一两位,因为那时他和时人交恶,所以来往的朋友,远远不及姚老师。不过来访他的人,都有许多食物带来,如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中意的。

太炎老师唯一的收入,是靠卖字。他不登广告,所以来求字的人极少。幸而有上海著名笺扇庄朵云轩主人,常常带了纸张来求他写字,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数十宗,取件时不论件数多少,总是留下笔润银币五十元。

2.鬻书生涯 清贫拮据

我到师门第二年,才知道老师已欠租二十个月,房东迫着要他迁出,章师母写了一封信,叫我拿去见董康(绶经),董氏很有钱,当即写了两张庄票,交我带回。她有了这两张庄票,一张偿付积欠;同时迁居同孚路(今石门路)同福里二十五号,将另一张庄票付租。搬迁之费,完全由朵云轩主人负担。他们家私极少,但有木版书近八千册。

同孚路的新居,较为宽大和爽朗,并特辟一室,专供藏书。但全部书籍没有一个书橱或书架,只是在厢房中间格上一条板桌,凡是实用书,都放在桌上,不常用的,都堆在地下。

在同福里居住不久,章老师竟发了一笔小财。一天,革命元老冯自由来访,要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原稿,本是章师手撰的,冯氏要求他亲笔再各写一件,成为“历史文献”,当时冯氏不过致送笔润墨银二十元。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有无数人都来求章师再写这两件原文,我记得一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四十元,有些送墨银二百元。章师抱定宗旨,效黄夷甫口不言钱,章师母又不便出面,一切都由我应付。章师大约写到十件以上,就恼怒异常,再也不肯动笔,经师母横劝直劝,他只是不出声。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金鼠牌”香烟,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师称它为外国金鼠牌,时常吵着要吸,师母不舍得买,这次就允许他每写一件,买一罐给他,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臭到全屋掩鼻,但是他的鼻子永远闻不到臭气,他所感觉到的只是霉变食物的鲜味。

有一位画家钱化佛,他是章府的常客,一次他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咸蛋,章师见到欣然大乐,当时桌上有支笔,他深知化佛的来意,他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当时化佛就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要他用“章太炎”三字落款,不要用“章炳麟”,章师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极臭的苋菜梗,章师竟然乐不可支,又对钱化佛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化佛仍然要他写“五族共和”四字,这回章师一气呵成写了四十多张。后来钱化佛又带了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物,又写了好多张五族共和,前后计有一百多张,章师也不问他用处如何。我和化佛极熟,他告诉我:三马路(今汉口路)“一枝香”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这是北京欢场中人宴客常见的名酒,这酒倒出来时是一杯混浊的酒,沉淀几分钟,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的酒(其实红色黄色是一种果子油,蓝色是薄荷酒,白色是高粱,黑色是颜色液体,放在一起,所以会沉淀为五种颜色),当时此酒轰动得不得了。钱化佛念头一转,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屏条,汉文请章师写,满文请一位满族人写,蒙回文请城隍庙一个写可兰经的人写,藏文请一个纸扎铺的人写,成为一个很好的屏条,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元售出,竟然卖出近百条,化佛因此多了一笔钱。

章师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朋友来请写字,向不要钱。笺扇庄来写,按润例收费,每两三月虽得有人来恳他写寿序,或墓志铭等,由师母出面,索价每件一百元。有时银子收了之后,章师对某人不欢喜,就坚持不肯写,常把事情弄得很僵。杜月笙先生家祠落成时,要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由章士钊开出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要他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章士钊虽开出名单,但声明不负联络之责,杜氏便想到一位游侠儿徐福生,外号“闹天宫福生”,此人曾与章师同狱甚久(章师因苏报案被捕入狱),自以为与章师颇有交谊,就领命而去。章师见了闹天宫福生,敬烟敬茶,十分客气,可是要他做一篇祠堂记,竟断然拒绝。福生颓然而归,向杜氏说明实情,说他无法办到。杜先生知道我是章氏的学生,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这篇文章。并且说:“要不要开一张一千两的庄票带去?”我说:“这是要弄僵的。”后来我到章师家里去,乘机进言,我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他听了这句话,就问我杜先生生平情况,我就一件一件讲出来,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章师母也从旁鼓励,我乘机立刻拿一张幅度很大的宣纸,说是:“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披,作为他们家祠的镇宅之宝。”章师不出一言,也不起稿,就一边抽烟,一边写字,大约不过四十分钟,已经写成,我就把它送到杜宅,章士钊那时边看边赞说:“真是传世之作。”杜先生也很高兴,就封了一包墨金,准备叫我送去。我说:“这是不需要的。”但想起章师母也出了大力从旁鼓励,于是我就接受了这包墨金,交给了师母,这笔钱师母拿来维持了几个月的生活。

章师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绝不称“仁兄”或“先生”。求书的人,为了这点很不高兴,而且他写的是小篆,当时的富商巨公,对这种字体都不认识,不表欢迎,所以他的鬻书生涯十分清淡。民国十七年(192北伐军到了上海,先时他曾做过孙传芳参议,而且到孙幕中讲学,时人颇多非议,所以门庭冷落车马稀,深居简出。

章师对金钱看得很淡,对生活问题全不放在心上,经济全由师母调度。师母常叫我出去张罗钱财,我总唯命是从。但是有一次打了一个包裹,要我到当铺去典质,这次我坚持不肯从命。我说:我母亲有训,“一生不上公堂,一世不到典当。”所以我不肯去,师母为之黯然。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我可以再介绍一个学生,就是同学章次公。师母立即答允,从此次公也立雪程门,有许多事,都叫次公去做,从这时起,我就轻松了许多。

民国十八年(1929)中秋,房东又吵上门来收租,据说已欠租好多个月,师母潸然泪下,章师竟毫不介意。他对此等事多采不了了之的态度,有时连他自己居处的地址,他也弄不清楚。一次他到三马路来青阁去买书,去的时候,他叫了一辆人力车去的,看了半天,一本也没有买,施施然走出书店,踏上另一辆人力车,车夫问他到哪里,他只是指向西边,而始终说不出自己的寓所所在。车夫拉了半天,知道情况不妙,便问他:“先生你究竟想到什么地方?”章师告诉车夫:“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车夫频频摇头,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仍将他拉回来青阁,然后才把事情解决。类似这般的笑话,在章师是常常有的事,不足为奇的。

3.客居杭城 题诗讲学

某年春间,杭州昭庆寺方丈,带了一筐杭州有名的土产“方柿”送给章师,他一口气吃了六只,要是师母不加阻止,可能整筐会吃完。他这样的吃法,不仅是对方柿,对其他爱好的食物,也是如此。

昭庆寺方丈求了几张字之后,临行说了几句客套话:“老师如果有兴趣,可到寺中来小住几日,吃住全由寺中供给。”章师听了信以为真,一口答应,并说:“我要来住几个月。”方丈还以为他是随口说说,所以也随口说了一句“欢迎欢迎。”

昭庆寺方丈走了之后,他就吵着立刻要上杭州,一则可以顺便还乡扫墓,二则可以踏青访旧,对旅途费用,他从没有想到过。

后来章师寻出一只考篮(旧时读书人应考用的书篮),其中放了两本书和一个水烟筒,一包皮丝烟,天天吵着要启程,而且命我与次公同行,师母迫不得已,筹了二十元,陪同前去,我与次公各带四元,即行就道,当时火车的三等座价,不过一元八毫半,就此四人浩浩荡荡,直到昭庆寺。

昭庆寺的知客僧,本是极势利的,但是因为章师是知名之士,所以他立即安排了两个房间,供我等居住。次晨杭州各报,大事登载,轰动整个杭州,来访的新知旧雨,络绎不绝,人人带了纸张,来求字或是求文。知客僧生财有道,竟然拿出一本缘簿,叫求字求文的人随意乐助,收入大为可观,于是对章师大加敬重,每日供奉的蔬食异常丰富。

有若干人,又写了请帖,邀他赴宴,他难得应允一二人,但他对食物,平日因为牙齿残缺不全,只吃花生酱、乳腐之类,所以对宴席上的菜肴吃不惯,往往不经咀嚼,囫囵吞下去,因此常常不舒服,后来就谢绝酬宴,来访者只得带了许多土产相赠,于是床边床下都堆满食物,章师怡然大乐。一天他主动地要到“楼外楼”去小酌,楼外楼主人一见章师,殷勤招待,我们一共四人,章师只点了三味菜,一味是宋嫂鱼(即西湖醋鱼),一味是东坡肉,还有一味是随园方脯(即蜜饯火腿),这些名目,都是章师根据书上来的,主人见了菜单哑然失笑,说:“这些菜是不够吃的。”后来上菜,除了章师的点菜之外,竟然多了不少味,吃罢之后,章师见到邻桌已铺好纸墨笔砚,章师即一跃起座,就问主人要写什么,主人回答说:“随便什么都可以。”章师竟然写了一首张苍水绝命诗,长得不得了。

正在写字时,蒋主席偕夫人由周象贤陪同登楼,翩然入座,当时座中并无他客,蒋主席很安详地点了三味菜,对着西湖纵览水光山色,双方都不打招呼,主席和夫人等吃得很快,临行时,周象贤低声对蒋主席说,那写字的就是章太炎。蒋主席立刻过来招呼说:“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师回答说:“很好很好。”蒋主席又问他近况如何,他答说:“靠一枝笔骗饭吃。”主席说:“我等你一下,送你回府,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章师频说:“用不到,用不到。”并且坚持不肯坐车,蒋主席没有办法,就把自用的手杖送给他,作为纪念,章师对这根手杖倒很中意,称谢握手而别。

次日,杭州各报大登这件新闻,说章师“杖国杖朝”,蒋主席对故旧极为关怀。

章师在楼外楼所写的张苍水绝命诗,主人初见之下,心中认为大大不吉,写完之后,他拿去给识家展阅,有人指出,张苍水绝命诗字数极多,章先生仅写了起首一段,要他再备许多纸张,邀请章氏每天来写,写成一个长卷,价值甚高。次日楼外楼主人又拿了请帖来,邀请章师前往进膳,说是到了许多新鲜湖虾,希望他每天去吃饭,章师欣然接受,约十天,他把绝命诗全部写完,并且在卷尾加了一节长长的跋语。这件墨宝,传说楼外楼主人以墨银二百元售出,后来又几经易主,十五年后,被陈群以黄金二十两的代价购得。

当章师到杭州的第二日,晨起忽然要穿马褂,并命我与次公,同样要穿马褂,但是我们两人,当时还在少年时代,穿的只是竹布长衫,向来不备马褂,章师无奈,便叫我们两人,带了香烛一副及水果数件,慢慢儿由昭庆寺沿河滨到楼外楼旁边的“曲楼”,原来他去凭吊他的老师俞樾(字曲园)故居。到了曲楼门前,就让我们叫门,应门的是一位老妪,章师就高视阔步而入,那老妪询问来访何人,章师说来拜祭老师,双方因言语隔阂,那老妪方在扫地,竟举起扫帚作逐客状,章师与我们二人,只得退出。章师说:老妪不解事,姑坐在门外,等有人出入时,再说明缘由进入,于是他就在门外土墩上大谈其幼年时,就在此就读,当时门前无马路,这条路是后来填出来的。又指着湖边的“苏堤白堤”,说当时都是一些泥土的小路,六条桥也是后来造的,他说为了拜谒老师,应该立雪,多等几个时辰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无论如何要进去拜祭一下,大约等了两个时辰之后,曲楼门开,有一个中年人走出,章师就诚诚恳恳地向他说明来意,那人自称姓陆,并说:“曲园已数度易主,所以屋内没有一人是姓俞的。”章师乃要求到园里去“耍子”(杭州话游览之意),主人即陪我等入内,庭园中,有枇杷树两棵,章师指说:“这仍是旧时之物。”到大厅中又见一幅横额,写着“春在堂”三字,说:“这也是曲园老人的遗墨。”就命我等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首礼。陆姓在旁看得呆了,章师又说出左边厢房,即是旧时他的读书处,要求拿出纸笔要留几个字,但是主人只有笔墨而无纸,章师即在墙上题了两首诗,黯然而别。

章师在杭州每日行动,报纸都有记载,因此来访者络绎不绝,那时汽车很少,凡是坐汽车的来客,知客僧便加意招待,章师对此并不重视。一天,当地有个沈姓绅士坐了一辆马车带了两个少年来访,知客僧陪着晋谒章师,介绍说:“沈氏是杭州富绅,他的马车在杭州是有名的。”章师大悦,说:明天要借用一天,沈氏当即应允,并说他有两个儿子,国学已粗有根底,求章师收为门生,栽培造就。章师即问沈氏二子,平时所读何书?二子应对极得体,而且能背诵诗书,章师认为可造之材,二人即跪地拜见老师,倏忽间由马车上搬来龙井茶叶、金华火腿及杭缎两匹,同时恭致贽敬一包,章师见了贽敬,认为不可受,师母暗暗着急,命我等两人急速将贽敬收了下来交入室内,师母启视之下,竟是银元二百,不禁展颜而笑。

自此报纸又腾载章师在杭广收门生,因此引起许多人都来投章师门下,贽敬多少不等,以四十元者为最多,一百元者亦不少,在杭收二十余人,师母深感贫困多时,料不到杭州之游,竟有如此收获。

章师此次去杭州,常感胃部不舒,且有气喘,所以只预备讲学三五天,讲学日期定后,即在昭庆寺讲经堂举行,方丈为他设了一个讲坛,地上排了数十蒲团,章师到堂之后,命将讲坛撤去,亦坐蒲团上,说这是汉时的讲学方式。应该是没有讲坛的。

第一日,讲“经学源流”,对康有为“伪经考”,大肆抨击,听者兴高采烈。第二日,讲“清代国学”,听者更众。第三日,讲“小学大义”,听者都不了了,但学生日多一日,竟达百余人之多。章师讲学三日之后,感染伤风,兼发胃病,讲学便中止。

讲学之前,沈姓两子驾马车而来,章师命昭庆寺香积厨备豆腐四方,百页结十六只,偕师母和我们几人,登车出艮山门,意欲拜祭他的祖坟,出城后但见市廛林立,与旧时面目全非,章师不知祖坟何在,命我等到各小茶馆访问他的老家人阿炳,问了好多处,有人说:阿炳有时来有时不来,又不知他居在何处,于是章师只得对山祝拜而回。

4.苏州讲学 广收弟子

章师住在昭庆寺时,每天都有新闻记者来访问,常有人随带摄影师,要求和章老师合影留念,当时无闪光灯,都用镁光拍摄,光线极强,而气息极烈,引起章师咳嗽大作。恰巧有灵隐寺方丈来访,相谈之下,方丈力劝章师移居灵隐寺避嚣,从这时起,章师每晨健步登韬光观海,胸襟为之大宽,且仍有学生执贽从学。忽有上海来人说,他家中失窃。师母说家无长物,不过一些书籍,尽偷无妨。章师却不以为然,急于要回上海,恰有铁路局长任筱珊,在灵隐寺养疴,就送了章师六张头等车票,章师乃决计匆匆返沪,并对各学生说:“以后讲学,改在沪寓。”

回到上海之后,见前后门的锁,已被除去,章师为之顿足叹息,拍门数下,即有人来开门,一见之下,竟是他的老家人阿炳,原来阿炳在杭时听到章师坐马车来找他,他便搭车来沪。这时师母囊中甚丰,除偿付积欠房租之外,还和我们商量应付学生方式,我与次公建议设立章氏讲学会公开招生,师母笔很健,当即就草拟宣言及章程一份,向各省故旧征求赞助人,并印了一本捐册,募集经费。不料这件事,反应出乎意外,张学良首先捐银三千元,当时孙传芳虽已失意下野,也派人送来两千元,各方捐款五百、一千的很多,总数若干,我们不便过问,约略计之,总在二万元左右,但章师从不问讯,学生来报名有二百多人。

一天,章师旧友�

[justsilver]

长篇小说?

[龙猫]

实在太长了,顶个帖得拉 5 分钟。

[cindyfs]

不知道从哪里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