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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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3-12-08 09:45 作者:孫一先,李菁 字號:大 中 小 點擊: 5794次

　　“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1971年,在中共中央第57號文件《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中,用這樣幾個詞勾勒了曾經紅極一時的林彪的最後結局。


　　1971年9月13日凌晨,“溫都爾汗”,蒙古境內一個本不為人知的地名,卻成了中國一段特殊歷史事件的見證。孫一先,原任駐蒙古共和國使館二等秘書,當年中方到達墜機現場勘察的4人之一,1973年結束蒙古使館的8年任期後,又被委派出任中國常駐聯合國軍事參謀團團長。眼看著國內關於“9·13”事件,近幾年不斷有各種撲朔迷離的說法,孫一先說:“作為親歷者,我覺得我有責任講出我所知道的真相。”


　　緊急約見


　　1971年9月14日一大早,剛吃過飯還沒到上班時間,使館值班的工作人員突然接到蒙古方面打來的一個緊急電話,說蒙古副外長在8點30分要約見中國駐蒙古大使。“外交約見”並不常見,而且一般至少留出半天到一天的時間,今天的約見這樣急促,即使在中蒙關系十分緊張時也很少見。發生了什麼事?


　　那時,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剛剛到任25天——“文革”開始後,被看成是“當權派”的駐外大使要輪流回國參加運動。原任駐蒙古大使是張愛萍將軍的弟弟張燦明,1966年底回國後被打斷了兩根肋骨再也沒出去過,“大使”這一位置一直空缺,其中我還當了兩年臨時代辦;中蒙之間受當時惡化的中蘇關系影響,蒙古也撤回了他們的大使。直到1971年關系有所緩和,兩國又重新互派大使。原來在剛果使館任政務參贊的許文益8月20日才剛剛走馬上任,彌補了中國駐蒙古大使長達5年的空缺。


　　剛一上任便遇到這種緊急約見,摸不清底細的許大使馬上召集外交官開會。那時候中蘇曾經發生了兩次邊境沖突,中蒙邊境也時刻處於緊張狀態,蘇聯部隊已推進到中蒙邊境線附近,因此大家的第一反應大多認為邊境出了事。但也沒有多長的討論時間,8點20分,許大使和翻譯匆匆登車而去。


　　許大使在蒙古外交部呆了40多分鍾後匆匆趕回,又召集我們緊急開會通報:9月13日凌晨兩點左右(注:後確認時間為2點25分),一架中國軍用飛機在蒙古的縱深墜毀,機上9人,包括一名婦女全部死亡。蒙方對中國飛機深入蒙古領土提出口頭抗議,並要求中國方面給予解釋。


　　一聽完這個情況,大家立即議論起來。出事的地方在貝爾赫礦區,離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不遠,而離中蒙邊界至少有350公裡。一架中國軍用飛機怎麼會跑到這裡呢?有人說,可能是東北飛機進關時迷失了航向、誤入蒙古境內;有人猜測是美國或台灣地區的偵察機塗了中國大陸軍用機的標志,來蒙古偵察,挑撥中蒙關系,進而挑動中蘇戰爭。但我想,哪兒有坐9個人的偵察機呢?說了半天也沒理出頭緒,最後決定一方面盡快向國內報告,一方面向蒙方提出讓我帶兩個翻譯去勘察現場。


　　當時的條件下,把這樣一個消息傳回國內,卻是費盡周折,放在今天來看,簡直有些難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議。


　　中蒙之間並未互設電台,通訊要靠當地的電報電話局,兩國關系惡化後,這條線路疏於維修,故障頻出,平時一份特急電報也要4個小時才能發到國內。不料這會兒又趕上故障,對方告知,電報要通過莫斯科中轉,不能確認何時發到北京。


　　中蒙蘇友好時期,從莫斯科經烏蘭巴托到北京開通了一條專用電話線,供三國領導人和使館工作人員通話使用。1965年我到使館時這條熱線還在用,但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周恩來總理下令封停了這條熱線。緊急關頭,許大使當機立斷,決定啟用已經中斷了兩年的熱線。外交上有一句老話叫“外交工作授權有限”,許大使當時的舉動是冒著一定風險的。


　　翻譯小劉很快要通了北京的電話總站,說有急事請接線員立即接外交部;不料對方卻先是推說不知道外交部的電話號碼,後又說外交部的電話線壞了,“啪”地一聲掛斷了電話。


　　我們最後又想出一個辦法:讓翻譯到烏蘭巴托的電話局打國際長途電話直接找中國外交部。那時候服務效率低、通知質量差,小劉用了一個多小時、幾乎是直著嗓子吆喝,才要通北京。外交部辦公室接電話的同志倒是很痛快,馬上請示同意啟用。電報通過這條熱線傳送完畢後,已是9月14日中午12點20分,墜機已發生了整整34個小時。


　　因為這個教訓,兩國關系正常後,使館專門架設了電台,和國內的聯系才暢通無阻。如果那時候通訊條件有現在的一半好,如果國內及時得到屍體沒有完全摔毀的信息,我推測會要求把他們拉回來的。


　　溫都爾汗的中國飛機


　　午飯後不久,蒙古外交部來電話,說專機已經准備好,13點鍾左右起飛去溫都爾汗。但給國內的電報發過去還沒回電,我們就一再拖,說還沒准備好。直到晚上18點多,終於接到了電報:對“誤入”表示“遺憾”,並要求許大使親自帶隊勘察現場。


　　發給我們的這份電報,對死者身份只字未提。我後來才知道,那天這份電報直接送到了姬鵬飛手裡,他看了電報後說了句:“機毀人亡,絕妙的下場!”電報又被緊急送到正在人民大會堂的周恩來和毛澤東[1]那裡。周恩來後來交待,所有得知電報內容的人要“絕對保密”。


　　在烏蘭巴托的我們當然不知道那時的形勢已是那般復雜。接到國內指示後,9月15號一早,我們立即跟蒙古方面聯系,要求盡快去現場;但奇怪的是,這一次是他們開始找各種理由拖延,理由是溫都爾汗地區氣候不好,飛機無法降落,其實蒙古9月的天氣是湛藍湛藍的。蒙方態度的變化讓我們當時非常困惑。


　　9月15日14點15分,我與許大使以及沈慶沂、王中遠兩位翻譯一起坐蒙方提供的伊爾14專機,去現場察看。上飛機一看,除了中方4人之外,後面坐滿了蒙古方面的人員,為首的是邊防總局參謀長、外交部領事司司長,下面還有法律小組、衛生小組以及航空專家、通訊社記者。我這才明白蒙方為何一再推延動身時間,原來是組織了這麼一個龐大的班子。


　　從烏蘭巴托到溫都爾汗,整整飛了一小時。溫都爾汗是肯特省的省會——肯特省是成吉思汗的故鄉,是蒙古東部的一個大省,但蒙古是地廣人稀的國家,60%的人口又集中於烏蘭巴托,所以溫都爾汗並不是很大,城市裡稀稀落落的平房,最多是二層小樓。機場也是一個很小的簡易機場,用紅黏土反復壓實後的土制跑道,也沒有塔台,只有幾部電台車。


　　墜機現場離溫都爾汗機場還有70公裡,為了趕在太陽落山之前到達現場,我們立即換乘汽車繼續趕路。一段比較平坦的河邊公路後,又走了一段顛得很厲害的丘陵路,最後拐進一條草叢小道。似乎很少有車輛通過,車胎軋得枯草吱吱作響。


　　我的視線右前方是一片向上的緩坡,蒙方司機說:到現場了!汽車就從慢坡往上爬,逐漸看到了坡頂上黑糊糊一大塊燒焦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四周站崗。汽車又往上爬了一段,一個高高翹起的飛機尾巴立即映入眼簾。


　　在蒙古草原秋日的夕陽下,飛機尾巴上那噴塗的五星紅旗和“256”機號標志異常醒目,一看到它們,我立即打消了最初是美國或台灣地區偽裝中國大陸飛機的懷疑——這是一架中國飛機,這一點毫無疑問。


　　墜機現場是丘陵中的一塊盆地,盆地中間的一大塊草地全部被燒焦,上面散落著一塊塊飛機殘骸。我和翻譯小沈邊走邊拍照,飛機碎片也由少到多。走著走著,看到地下有一張紙,上面印著一個英文單詞“NOTE”,上面寫明飛機型號為Trident-1E(三叉戟1E型)。三叉戟E型飛機是中國60年代末從巴基斯坦引進的噴氣式民航飛機,那時我不在國內,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飛機。我看了一下現場被燒焦的座椅架,數量非常少,因此我立即斷定,它是一架專機。


　　再往前800米,看到了屍體和飛機頭。飛機頭已燒得面目全非,旁邊有一段斷翼,機翼上面有一個40厘米的大洞。我在現場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對屍體的察看和拍照取證。那時天已經涼了,又近傍晚,冷風一吹,覺得心情特別淒涼。起初都蓋著白布,9個人分成三堆,第一堆是3個人,第二堆是4個人,第三堆是兩個人。一般的飛機失事,屍體都比較零碎,但這幾個都比較完整,四肢都在。我在1號屍體(注:林彪汽車司機楊振剛)的衣服裡面還發現一本《毛主席語錄》,那個8號女屍體(注:葉群),面孔特別安詳,像是在睡覺,沒有什麼痛苦的感覺。我當時想,這位女同志應該是民航上的空中服務員,不過,“服務員”的年齡看起來似乎有些偏大,難道因為這是架專機?


　　蒙古方面的領事司司長一到現場便對許大使說:死難者的東西我們已收集在一起,你們現在只看不取,回烏蘭巴托後我們一起移交。許大使答應了,但後來因為發生了爭論,這些物品最終沒有移交,現在想起來是個遺憾。


　　死難者的東西都堆在飛機的食品櫃附近,亂七八糟,什麼都有。我看到了七支手槍和兩把微型沖鋒槍,40多發子彈——這也是蒙方起初就一直堅持認為是中國軍用飛機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的屍體上的皮夾克雖然外邊被燒得殘破,但打開一看裡面是軍裝。


　　我和翻譯王中遠一起翻看這堆雜物時,除了一本《法蘭西內戰》和一些雜物外,還在一個塑料夾中發現了空軍大院的出入證,上面寫著:林立果,男,24歲,幹部。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許人也,還推想是機組一名成員。一個月後,直到林彪事件公布後,小王才告訴我,他當時就想,不會是林副統帥的兒子吧?因為小王畢業自北大外語系,他知道林立果原是北大物理系學生,“文革”後輟學離開了北大,但在那時候,林彪的聲望正如日中天,誰敢往那上面想?所以小王一直藏著沒敢說。我後來想,如果那時得到國內一點點這方面的暗示,我們可能在清查現場物品時多留一點心眼,當然,這只是假設。


　　“軍”“民”之爭


　　總的來說,在現場勘察中,蒙方的態度一直比較友好。他們可能有這樣的心理:這架飛機畢竟是在蒙古境內墜毀的,他們也擔心我們說是他們打下來的,所以對勘察一直很配合。


　　中方要求對屍體進行火葬,但蒙方表示蒙古沒有火葬的習俗,我們最後同意土葬。蒙古人的風俗是,墓地要選一個能每天都看到太陽升起的地方。為此,蒙方領事司司長特地走了一公裡多,在西邊的山坡上找了一塊居高臨下之處。


　　一個班的蒙古士兵被調來挖坑。那時晚上已經很冷了,仍穿著夏裝的士兵們凍得瑟瑟發抖。我把隨身帶來的兩瓶二鍋頭送給他們,他們特別高興,又抖擻精神連夜幹活。第二天中午,9具屍體放入棺材下葬。其中9號屍體(注:飛機駕駛員潘景寅)太大而棺材太小,棺材蓋子沒蓋上,結果把胳膊什麼的就弄折了,咯吱咯吱響,我心裡很不是滋味。我們提議把機尾上被炸掉的那個發動機進氣口環和環中間的分流錐放在墳頂上作標志,因為那時一直以為是中國民航飛機誤入蒙古而失事,所以最後,許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死還站成一排,一起向死難者畢恭畢敬地三鞠躬以示致哀。


　　其實在我們中方人員到達墜機現場前,蘇聯方面已經去過兩次:第一次是9月14日下午和蒙古方面一起去勘察的現場;次日上午,蘇聯軍事航空專家特地從赤塔坐直升機,再一次去了現場。三叉戟是我們通過巴基斯坦進口的英國飛機,它的發動機是著名的羅爾斯?羅伊斯公司生產的,體積小,動力大,對蘇聯來說比較陌生,於是他們拆走了發動機,機尾上的一個黑匣子也被拆下帶走。


　　當時,無論是蘇聯,還是身在現場的我們,都完全沒有注意死者的身份——蘇聯人的注意力在機械上面,而我們的注意力則集中在飛機墜毀的原因上。來現場之前,許大使也讓我重點研究這一方面。那時雙方軍事對峙仍很嚴重。蘇、蒙軍隊在邊境線來回調動,進行戰備演習。我是軍人出身,腦子裡這根弦一直繃得很緊。


　　我在國內時參觀過被打下來的那架U2美國偵察機。它是翼根被打穿後掉下來的,U2飛機上,駕駛員座位底下有炸彈裝置,一旦被擊中能自行爆炸。但這架U2翅膀被打斷後導致電路中斷,所以沒有爆炸。看到機翼上的那個大洞,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飛機被導彈襲擊過嗎?因為機翼根部很厚,大約一米厚。我爬上去向下看,結果發現這個大洞並沒有打穿,上面是個洞,但下面是完好的。


　　我們和蒙古之間還要就此事寫一個正式的“紀要”。但在對飛機和機上人員的性質認定問題,我們在賓館裡一直爭執到凌晨兩三點還未平息。蒙方要求在“紀要”上寫軍用飛機,後來又要求改成“軍人駕駛的”,或“軍人乘坐的”,反正強調帶個“軍”字;而我們一直堅持認為,這是一架民航飛機,駕駛員可能是空軍的,但乘客都是普通乘客,特別在現場發現了一雙很漂亮的白皮鞋,一只燒掉了,另一只還保存得很完好。我們以白皮鞋為證,說這是空中小姐的,所以這架飛機的性質肯定是民用航空。

來源: 李菁《往事不寂寞》 | 責任編輯:邵思思

[懷念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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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一先:我所親歷的“9·13”(2)
發布時間:2013-12-08 09:45 作者:孫一先,李菁 字號:大 中 小 點擊: 5795次


　　究竟是“軍”還是“民”,經過五輪談判、一直吵到17日中午不歡而散,最終還是沒有達成協議。


　　“9·13”之後,在烏蘭巴托市東北的一座山上,蘇聯駐軍的幾部遠程警戒雷達全部啟動起來,而此前半年,這幾部雷達並不一起啟動,只是單部輪換轉動。我還特地到烏蘭巴托附近的地空導彈基地觀察,發現那裡的導彈也都架到了發射架上,而蘇軍集團軍指揮部所在地入夜後一片燈火通明,闖入的中國飛機使本來就不輕松的中蒙、中蘇關系更加緊張,對方已進入一級戰備狀態。


　　真相與震驚


　　9月17日一早,我們回到烏蘭巴托。剛到使館,許大使就告訴我,外交部已來電,要求使館立即派人回國詳細匯報情況。使館決定派我執行這一任務。由於中蒙航線早已停飛,9月20日,我搭乘國際列車,一天以後回到北京。


　　一到北京站,我就被前來迎接的符浩(注:時任外交部辦公廳主任)帶到外交部招待所,符浩讓我把帶的資料、膠卷都交給秘書,並約法三章:一、暫住招待所不要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內部來回走動;二、不許跟外界聯系,包括跟家屬和單位聯系;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別人問起,不許透露回來的真實目的,有關飛機失事的事,一句也不能講。實際上把我“軟禁”起來了,一下子禁閉了兩個多星期。


　　當晚,我整理了匯報資料。23點多時,突然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一位女同志,自我介紹是王海容,然後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很直接地說:“走,小孫,跟我匯報去!”


　　我這時還不知道要見的是誰,到了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進去一看,有個身影背對著門。他轉過身來我才看清楚是周總理!我很是意外,根本沒想到是周總理要親自聽我匯報。


　　我把隨身攜帶的一張現場位置圖打開,向周總理指明墜機的具體位置。總理突然問我:“離伊爾庫茨克有多遠?”我答直線距離700多公裡,他又問我山海關、多倫、貝勒廟(注:內蒙古自治區的兩個地名)的位置,我都一一作答。總理立著右手掌,從山海關開始,沿著這兩個點到溫都爾汗,畫了一條線。那一刻,我十分震驚,我才知道這絕對不是東北飛機向關內飛的迷航,而是從山海關飛出來的叛逃。


　　這時又進來3人,一位是總政主任李德生,一位是空軍副司令兼民航總局局長鄺任農;最後一位是空軍司令吳法憲。吳法憲的個子很矮,坐在椅子上腳還夠不著地,很明顯,周總理是故意讓他進來聽我的匯報的。我記得吳法憲當時臉色蒼白,表情木然。幾天後,總理讓吳法憲看那些照片,要他辨認。吳法憲推說有的看不清。總理冷言道:“你們空軍那幾個人,什麼人跟林彪走了你會不知道?!”


　　總理好像對飛機的情況不是很感興趣,聽著聽著還閉上眼睛打了個盹——我後來才知道為了處理“9·13”,他已經連續工作了50多個小時;但他對屍體殘骸卻顯得頗有興趣。他一邊看,一邊翻過來在背面寫什麼東西。特別是5號(注:林彪)和8號,他戴著花鏡反復看,然後把照片都別在一起。最後一張是我們“追悼儀式”的那張,總理掃了一眼,馬上扔到了一邊。當然,我那時什麼也不明白。


　　我也向總理匯報了機翼上那個可疑的大洞,說懷疑是防空導彈打的。總理讓我好好研究。10月1日,8341部隊政委楊德中和外交部的軍代表李耀文陪我一同到了西苑機場,找到了一架256號的姐妹機——一架252號三叉戟。現場看了這架三叉戟的結構,大家明白了:原來那裡有一個檢查孔,油箱爆炸後向下炸開了這個大洞,這正是洞口的鋁刺基本朝外翻的原因。如果真是被導彈擊中,一定會形成貫穿的大洞,而且鋁刺朝內翻。縈繞於心頭的謎團一下子解開了。


　　1971年10月3日下午,我被通知到外交部禮堂聽報告。當我聽到“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時,腦袋轟的一下,竟然是林彪?!


　　不盡的話題


　　“9·13”事件已經過了30多年,但圍繞這個事件的很多問題至今仍爭論不休。作為親歷者,我覺得有責任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公之於眾,也對一些莫衷一是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見解。


　　首先,我再次重申,飛機絕對不是導彈打下來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多次講話以及多位當事人的回憶已足以證明,中國方面沒有發射過導彈。而蒙古方面,我注意到,9月12日是個星期天,那一天雷達根本就沒工作;“9?13”之後,蘇聯國土防空軍總司令巴季茨基元帥還特地到蒙古檢查防空安全,這也證明他們知道蒙古的防空系統出現了漏洞;蒙軍和蘇軍當時都沒發現這架三叉戟。事發當天,是溫都爾汗附近的一個礦區因為火警才發現了失事的三叉戟,待逐級上報到邊防總局時已用了20多個小時。這一切都證明,蒙軍和蘇軍當時都沒發現這架三叉戟,所以更不會發射導彈。三叉戟不是被導彈擊落的,這是歷史性結論。


　　其次,飛機為什麼要迫降?前蘇聯安全局長說三叉戟上的油足夠飛到伊爾庫茨克,他的說法是建立在飛機加滿20噸油的前提下。而後來反復調查證明,潘景寅原本讓機械師加16噸油,但機械師認為到山海關用不著加那麼多,所以這架飛機在北京起飛前只加了15噸油,飛到山海關後用了2.5噸。這架三叉戟零時32分起飛,平均每小時耗油4?5噸,墜毀前,它飛了118分鍾——也就是說,到了蒙古上空,飛機只剩下2噸多一點的油,只能再飛20多分鍾,所以它必須迫降。但他們逃得匆忙,既沒副駕駛,也沒領航員,只能在附近冒險迫降。


　　通常,飛機迫降前或者空中放油,或者低空盤旋將油耗盡。但不幸的是,這兩項駕駛員都不敢操作:三叉戟的發動機在後面,空中放油會著火;盤旋又擔心對方國家雷達發現,他們最後只好采取帶油迫降。從現場來看,飛機肚皮擦地長達29米,速度太快引起震動,導致油箱在貼近地面位置上著火爆炸,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那些屍體都相對完整。因為當時並未做屍檢,無法判斷他們是被炸死的,還是因起火導致的窒息身亡。


　　第三,飛機上是否發生了搏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們在現場並沒有發現子彈殼,艙內也沒有任何被子彈擊中的痕跡。我認為,還有一個特別有力的證據能證明,這次迫降是有准備的:一是手槍都從槍套裡取了出來,二是在現場發現了一只半高腰的翻毛皮鞋,鞋帶是解開狀態——這證明鞋子不是被甩掉的,而且是主動脫掉的。既然能做迫降前的准備,說明飛機一直在正常飛行狀態,並沒有發生搏斗。


　　從現場來看,九具屍體分別集中在三個地方,分布的位置非常奇特。我推測情況是這樣的:飛機迫降的時候,葉群坐在副駕駛位置上指揮,所以她的屍體和駕駛員的在一起;三個機械師的屍體在貴賓艙位置圍著林彪的,說明迫降時他們想保護林彪;林立果、劉沛豐和楊振剛則坐在後艙。當然有人認為,飛機爆炸了,屍體沒有規律。但飛機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面爆炸的,人同時甩出來,形態基本上跟坐飛機時的相似。屍體分布也說明,飛機上發生搏斗的說法完全是荒唐的。


　　最近炒得特別熱的一個說法是,林彪飛到一半之後又令飛機掉頭向回飛,似乎心生悔意,結果在溫都爾汗墜毀。那位前蘇聯克格勃第九局局長也說:他們在雷達監測上發現,林彪的飛機已飛到離蘇聯境內的赤塔只有50公裡了,但突然180度轉向,向烏蘭巴托飛去。他的言論更加劇了這種說法。最近,一個關於林彪的音像資料開頭就引用這段話,將它作為“信史”,仿佛這已成了定論。


　　我認為,這位前克格勃官員的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飛機是9月13日0:32起飛,2:30左右墜毀,飛了118分鍾,1080公裡。溫都爾汗離赤塔有700公裡,如果真如那位官員所稱,飛機經過溫都爾汗—赤塔—溫都爾汗,即使在油充足的情況下來回1400公裡也至少需要兩個小時,這樣推算,飛機墜毀應發生在凌晨四五點之間。所以,我認為這位前克格勃官員的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


　　最後一點,256號飛機的飛行軌跡究竟說明了什麼?根據中方雷達監測顯示,飛行先朝向244度飛行——這是向著廣州的方向;幾分鍾後又轉向270度正西——這是往北京的方向;不久又調整到280度—西北,然後幾乎是正北飛行——這是赤塔方向,最後又由340度調整到325度——溫都爾汗—伊爾庫茨克方向,恰好在空中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問號最後的那一點,正好是墜毀的著火點。


　　當時到北京參加事故分析的34師師長說,如果飛行員在既定的航線起飛,僅需幾十秒就可以把飛機對准航向。而這架飛機在空中不斷調整航向,可以證明飛行員事先是不知道林家的出逃計劃的。


　　1980年,鄧小平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談到“9·13”事件時他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1981年12月,事隔10年之後,解放軍總政治部就飛行員潘景寅和三位機械師做出結論,“隨機正常死亡”。


　　1971年10月以後,中國一位大人物叛逃的傳聞開始傳諸國外。蘇聯克格勃於是兩次派員去了溫都爾汗,因為他們無法斷定究竟是誰,於是重新挖開墳墓,將唯一一位女性和年齡最大的屍體割下頭顱,架上大鍋煮,將毛發、皮肉剝離,最後將煮幹淨的頭骨裝箱帶回莫斯科。回國後,他們將頭蓋骨復原,又找到林彪當年在蘇聯治療時留下的病歷。林彪當年得的肺結核,因此肺上有一個鈣化點,而克格勃用X光拍的屍體照片上,正好有一個點,他們於是證實了此人便是林彪。


　　但時至今日,林彪的一位家屬一直認為,前克格勃保留的頭蓋骨不是林彪的:因為林彪的頭是尖的,但蘇聯方面拿的頭蓋骨是平的;特別是林彪的上門牙是掉了的,但照片上那個頭蓋骨的牙齒都很齊全;最重要的是,蘇聯方面稱頭蓋骨上有槍傷的痕跡,而這位家屬卻說,林彪從來沒受過槍傷。


　　關於“9·13事件”的話題,遠遠沒有結束。比如當年的黑匣子現在俄羅斯;而飛機上的物品還保存在蒙古方面;林彪和葉群的頭骨被蘇聯帶走了,而余下部分仍在蒙古,將來怎麼辦?有一連串的問題,沒有結語?

來源: 李菁《往事不寂寞》 | 責任編輯:邵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