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豆]

李怡

普选特首方案自去年3月乔晓阳宣旨以来，中共港共和建制派都犟调政改方案必须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决定」。按《基本法》规定，人大常委对《基本法》只有解释权，若要修改须依第159条的程序，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修改权，人大常委没有修改权。2004年突然冒出个「人大常委决定」，这决定并非对《基本法》解释，而是等同修改。《基本法》规定修改特首和立法会议员产生办法需要三个步骤，即所谓「三部曲」，但人大常委的决定改为「五部曲」。人大常委等於擅自修改了《基本法》。对此，香港人似乎已经「硬食」了。那么，是不是就应该以人大常委决定而不是以《基本法》作準呢？但8月31日人大常委作出关於香港政改的决定（下称「831决定」），就既不是依照《基本法》，甚至也违反了2004年人大常委的决定（下称「04决定」）。
周一，本报刊登了自由撰稿人施路的文章：〈揭开人大常委会决定的面纱〉。在香港几乎所有政治人物和评论界都认定「831决定」是无法逆转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文章提出清晰的法律观点，挑战「831决定」的合法性。文章很长，论述细致，虽是一篇好文，但社会关注度不高，除了李柱铭有回应之外，社会舆论包括民主派都似乎未见有迴响。笔者觉得可惜了，因而在此略述施路文章的某些要点。并附网址，希望读友可以读全文。（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908/18859322）
所谓普选方案须依从「人大常委决定」，所指的是04年作出的香港政改五部曲的决定。所增加的唡步，一是特首向人大常委提出要修改选举办法的报告，二是人大常委对特首提出的报告作出「是否需要修改」的「确定」。人大常委在行使这第二步的权力时，一是只限於特首报告的内容，二是只就「是否修改」作「确定」，并没有可以超越特首报告内容而定出「如何修改」框架的权力；这部份的权力，应属於第三步，即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具体框架的範疇。因此，「831决定」，已违反了「04年决定」所规定的权限。
其次，即使人大常委要定出「如何修改」的框架，立法程序也需要有提案人和法律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但「831决定」无提案人也未经法律委员会审查，而只根据一些常委「认为」的意见就作出如何修改，这也违反中国自定的立法原则。
其三，港澳办副主任冯巍表示，「831决定」是「一份法律文件，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对後面要进行的三部曲都有法律约束力」。但这文件的第三条又表明，框架原则要经过香港立法会三分二通过并完成最後唡步，才有法律约束力。究竟「831决定」现在已有法律约束力呢，还是要低一层级的香港立法会通过才有约束力？人大常委似乎无人搞清楚，反正大家做投票机器一致通过就是了。
施路的文章还点出中共其他思维的混乱。例如，一方面表示设定框架的目的是要防止与中央对抗的人成为候选人，另方面又说提委会不排除任何不同政见者；多次表明只要与中央对抗的人成为候选人就有可能当选，这说法也否定了他们一向声称大多数港人「爱国爱港」；中共拒绝不同政见者参选的主要理由是危及国家安全，但只有在没有真普选的情况下，才会诱发大型社会运动，并让所谓「反华势力」有介入机会，以致危及国家安全，即使与中央对抗的人被选上，中央还可以不任命，因此根本不存在危及国家安全的基础。
施路的分析很确当。笔者有保留的，是他认为中共违反自定法律和政策，是基於思维混乱，只要揭开面纱，据理力争，真普选之路是敞开的。事实上，中共不依《基本法》并非首次，1999年不依《基本法》所定须由终审法院提出人大常委才会释法，而是特首提出就释法，其後更是无香港机构提出就动辄释法，和迳自作出在《基本法》中无地位的「人大常委决定」；《基本法》没有规定治港者须爱国，更无规定法官要爱国，中共都自作规定；《基本法》22条规定中央所属各部门、各省等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区内部事务，更是早被中共抛到九霄云外了。不过，像这次人大常委决定违反人大常委决定的事，就太荒唐了。这说明，中共毫无「法」的观念，《基本法》可以不算数，04年作出的人大常委决定也不算数，一切按党的权力需要随时任意搬龙门。「831决定」体现了绝对权力的无法无天，极权者向人民放权的真普选之路是封闭的。其後果是预示这种极权手段将君临香港，也许吴克俭真箇是一语中的，「831决定」诚如祸国害民饿死三千万人的「大跃进」也。立会否决，罢课，抗争，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有效，而是要表示我们对极权主义的不服从。

[四季豆]

看看是谁在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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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大还是法大?

[冇散纸]

立会否决，罢课，抗争，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有效，而是要表示我们对极权主义的不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