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回顾历史,战后香港政府,固然不会对中国卑躬屈膝,但它对于自己的老闆──伦敦,也不会绝对服从(就算对美国,港府也有自己一套的方针,此点 日后另文再谈),更经常顶撞伦敦,虽然有时都要屈服于「祖家」的指令下,可是这种敢于抵抗英国指令的态度,却是战后香港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本文除特别注 明外,将根据英国的经济史学者Catherine Schenk的两份着作──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65 (New York: Routledge, 2001)一书及’The empire strike Back: Hong Kong and the decline of sterling in the 196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VII, 3, 2004, pp.551-580) 一文,分别说明1940-60年代港府如何顶住英国财政部(The Treasury)的压力,不惜动摇英镑区(Sterling Area)的金融秩序,都要捍卫香港的自由货币兑换市场;以及1967年英镑贬值导致香港的英镑储备有所损失后,港府如何与伦敦讨价还价,最终争取到香港 的英镑储备价值受到保障。
香港是英镑区「缺口」,伦敦想堵塞但港府反对
在战后至1972年,港币与英镑挂勾,香港属「英镑区」的成员。二次大战后,英国藉着与英联邦成员(包括英国属土、已独立的英联邦国家)组成的「英 镑区」,限制英镑的自由兑换。英镑区成员国与英国之间,货币交易及资金流动不受限制,可是对英镑区外国家,所有成员须与英国採取统一的外汇管制措施。香港 虽然在英镑区,但却是英镑区共同外汇管制体系的缺口(另一个为科威特),这是源于当时香港除了有官定的外汇市场外,同时还有一个自由兑换的外汇市场(以美 元为大宗,但亦可兑换各种欧亚货币)。在官定的兑换市场,港元与英镑挂勾,按此兑换率而换成的外汇,亦只可用作特定用途,而在自由兑换市场,港币汇价由供 求决定,兑换数额及所作的用途亦不受限制。这样,香港就成为英镑区民众用来规避外汇管制的缺口,英国本土的居民,可以先将英镑汇至香港的户口换成港元,然 后再利用香港的自由市场,随意将之兑换成美金,结果,在1940至50年代,英国财政部多次建议取缔香港的外汇自由市场交易,但遭到当时港督葛量洪坚决反 对,结果未有成事,当然这除了由于港府反对外,也因为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及英国殖民地部(即港督的直属上级部门)在权衡有关的政治风险,并评估政策可行性后,反对财政部的建议。
即使如此,仍有很多英镑从英国流入香港银行的户口,这些非法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全因为港府根本从来没有认真执行有关法令。1966年5月英伦银行的 M.F. Culhane访港,发现此等非法交易的规模,比当初估计的更为严重,Culhane更在其访港报告中指出,当时香港财政司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说(虽然并非很正式地宣称):
「我宁愿让香港离开英镑区,也不愿放弃自由市场」1(he would rather leave the sterling area rather than abolish the free market)
最早自1950年代起,伦敦殖民地部的官员,就为港府起了一个绰号──「香港共和国」(Republic of Hong Kong)5。 虽然当时香港既非独立国家,又不是由当地民选自治政府负责内务的自治领,但由于香港政府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使英属香港在事实上,越来越似一个独立国 家,这主要体现在香港财政及对外经贸关係上。1958年,伦敦不再审批港府年度财政预算桉,正式确立香港的财政自主权。到了1960年代初,香港政府开始 派遣自己的代表,与各国进行商贸谈判。自1960年代中期起,香港开始在世界各国设立自己的经贸代表处。直至九七前夕,香港的外贸谈判团,虽然都由英人领 导,但他们通常并非以其祖国──英国的利益为优先,而是将香港利益放在首位,结果有时伦敦与港府代表团之间,犹如两个贸易对手国家,香港对外商贸的自主, 保障了香港的经济利益,并使日后中国同意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确保香港在对外经济关係上的自主权6。
1.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p. 92
2. 顾汝德(Leo. F. Goodstadt)着,马山等译,《官商同谋》(香港:天窗出版,2011年),页120
3. 顾汝德,《官商同谋》,页120
4. 曾锐生着,陈淑祯等译,《管治香港》(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85
5. Dick Wilson, Hong Kong! Hong Kong!,(London: Unwin Hyman, 1990), p.119。笔者数年前研读战后英国殖民地部档桉及一些学术着作时,亦有见过这个称呼。
6. 曾锐生,《管治香港》,页108-111;顾汝德,《官商同谋》,页12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