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還兩個哪！）]

老實說，我也未曾完全地讀完讀懂，但，既然你對此有興趣且走了進來，我想，我有必要把它展示給你……

歷史對民族的興亡提出了三個嚴峻結論： 民族是人類生存競爭的結晶體，是大浪淘沙的結果。任何一個能夠自立於世界的民族，都曾經經歷了種種嚴酷的生存考驗。無論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島嶼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夠穩定的占據一定的生存空間並持續發展一定的時間階段，她就獲得了自立的根基。

但是，縱然有了這個根基，也並非每個民族都能夠確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斷，不驟然消亡。稍微留意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我們就會看到許多令人不勝惋惜的民族消亡案例。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規范社會生活方式的巴比侖人，可謂人類第一朵燦爛的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裡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臘人，在愛琴海諸島創造了輝煌文明，其哲學、法學、神話文學至今還都是熠熠生輝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臘人”如今在哪裡呢？兩千多年前的亞平寧山地人以絕對的尚武精神吞並希臘橫掃歐洲而建立了羅馬帝國，可是，那些羅馬人如今在哪裡呢？(對歷史無知而又罵口常開的新新人類們，可別將今日希臘、今日意大利當成了古希臘與古羅馬)。 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蹤跡，以至於被某些頗具想象力的“家”們說成是“外星人”的那個發達民族，如今在哪裡呢？創造了金字塔與諸多偉大文明的古埃及法老們的族群，如今在哪裡呢？所謂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印度，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間幾百年的歷史卻是一個中斷的黑洞，今日印度人竟是忝居古印度人後裔的光榮！蒙古人曾經橫掃歐亞、統一中國，建立了其廣袤無與倫比的草原帝國。可是，以國家實體為依托的古蒙古人，數百年間卻國亡族破，至今仍然支離破碎。中世紀的鐵血帝國拜占庭、奧斯曼、神聖羅馬，同樣也是灰飛煙滅，其主體民族星散消亡於人類海洋了。還有那些絕對尚武的強悍王國，馬其頓、波斯、波希米亞、大月氏、西夏、遼、金、樓蘭等等等等，一個個都成了供人憑吊的遺址，當時的主體民族也都星散融會，那些獨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於人類天宇的流星。

為什麼？ 一個優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歷史，正視自己的歷史。因為那是經過漫長嚴酷考驗的、能夠證明自己其所以優秀的事實。那種無法撼動的事實中存在著一個民族原生文明的強大力量，存在著百試百靈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爭大技巧與飽滿激揚的生命狀態。緊要關頭對歷史的反思，往往能激發一個民族的智慧與勇氣，從久經考驗的生存大技巧中創造出適合於本時代的生存謀略。

所以，審視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虛幻的發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為創造新的歷史的出發點。要解密中國民族在無數次生死存亡關頭的求生奇跡，以開拓我們的戰略視角，就要從我們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爭大技巧的基本方面。原生文明是一個民族的生存根基。一個民族在她從涓涓細流發展為澎湃江河 的過程中，必然有一段積澱凝聚進而升華的時期，這個時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謀略等一系列穩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個人的生命基因那樣改變， 將長久的甚至永遠的影響著一個民族的生命軌跡與發展潛力。這就是一個民族的原生文明。她是“上帝”烙在這個民族身上的“胎記”，永遠不能磨滅。一個基本的交代是：中國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戰國時期，這個原生文明 形成後的第一波驚濤駭浪便是統一的大秦帝國的建立，從而使中國文明萬源歸一，形成中國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後，中國民族拓展生存空間的歷史波瀾便壯闊的展開。

　　民族生存的根本在於抵御外來族群的欺凌與侵略。也就是說，戰爭能力的文野強弱，決定著這個民族的命運。戰爭能力低下，或遲或早都要滅亡。這是民族發展史的鐵則。中國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長的耐久力，根本之點馱謨詼醞飫次Ｏ瘴抻肼妝鵲牡鍾?消解能力。在數千年滄桑中，這種能力已經臻於化境，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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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中國歷史，這種抵抗藝術的核心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強力反彈，有限擴張。面對強敵，堅決反擊，此所謂強力反彈。反擊勝利，適可而止，此所謂有限擴張。從總體上看，中國民族在每次戰勝大危機之後，都沒有西方帝國或東方成吉思汗式的爆發擴張，而總是將勝利限定在一定范圍之內。對於這個“度”的把握，充分體現了中國民族深邃的戰略洞察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奮起反擊不難，大勝之後適時刹車卻極難。歷史上舉凡曾經強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國民族，如古羅馬、拜占庭、西夏、遼、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國等，莫不是不知進退而衰竭枯涸。否則，這種把握如何稱得上藝術境界中國是世界上產生兵書最多的國家。春秋戰國的學問家流派中，兵家堪稱威名赫赫。在中國，知兵而成“家”成“學”者，絕非浪得虛名。中國歷史上的兵家有兩個顯著特點：

　　其一，全部是文職軍人出身(請注意，名將才是職業軍人)； 其二，同時都是身居要職的政治家。
　　
　　這兩個形式特點，反向的說明了中國軍事思想必然不會是單純的軍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帶有深邃的社會人文價值。假如不是歷史塵埃的淹沒，中國的經典兵書絕非只有《武經七書》。
　　
　　姑且只說《武經七書》的作者：《六韜》的呂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顯然是個老學者。《孫子兵法》的孫武本是齊國名士。《吳子兵法》的吳起是魯國名士。《司馬法》的司馬穰苴是晉國的司馬(文職國防部長)。《尉繚子》的作者是魏國國尉繚，同樣是文職國防部長(請注意，中國古代的司馬、國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國防長官，只有大將軍、上將軍等各種將軍才是三軍實際統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的李世民不消說是個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失傳而重見天日的《孫臏兵法》的孫臏，更是文人學子。《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詩寫得驚世駭俗。一言以蔽之，舉凡中國留有軍事著作的兵家，沒有一個赳赳武夫。這樣的兵家們所鍛鑄的用兵原則，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孫子兵法》開篇就是《始計》——即廟算，即戰略運籌。第一句話就是“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個論斷代表了中國民族對戰爭的最高境界的審視。戰爭對軍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對國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戰爭才是國之大事！《司馬法》則開篇就提出“以戰止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的警世格言……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一個事實，中國民族在對待戰爭的問題上是冷靜清醒的，是堅決排斥盲目性的。
還是讓我們具體看看中國民族“強力反彈，有限擴張”的歷史吧。

　　中國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機發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東遷洛陽後百余年間，王權的衰落與諸侯國內部的爭斗，對外夷的防范早已經形同虛設。野蠻部族如汪洋大海般從四面進逼中原。那時侯，嶺南、江南、東海、隴西、高原、草原，無處不敵。南苗、東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約數以百計的野蠻部族從各個方向向中原蠶食。華夏民族危在旦夕！這時候，卻恰恰正是中原世界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前夜，各種形式的新舊較量都正在激烈進行。然而，就在內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時候(請注意，“革命”是中國上古話語——湯武革命)，華夏民族的新一代貴族精英卻深明大義，表現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偉大情懷。當時絕對有爭霸天下之實力的齊桓公姜小白與丞相管仲，毅然放棄中原爭霸的革命，利用齊國巨大的號召力舉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導天下諸侯以東周王權為中心，堅決反擊夷禍。這個主張的實際含義是，齊國犧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擁戴王室，從而“九合諸侯”，凝聚華夏民族抗擊外患。九次聯合反擊，各種野蠻部族全數被驅逐出中原地區。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諸侯在勝利後並沒有無限度出擊，將那些小部族趕盡殺絕，而是北到陰山、南到吳越、東止海濱、西止陳倉(今日陝西寶雞)，所有的諸侯都適可而止的停止了反擊追殺。這場大反擊保證了華夏民族近二百年平安，直到戰國末期北方匈奴卷土重來。誠實的孔子曾經感慨，若非桓公 管仲，中原人都成夷胡了(吾將為左衽矣)！這一次，強力反彈之後的有限擴張，主要是邊緣諸侯奪取了野蠻部族向中原進犯的部分根據地，如楚國向嶺南的有限伸展、秦國向隴西的有限伸展、晉國燕國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齊國魯國等老牌諸侯國的土地沒有什麼伸展
二次危機是北方林胡、東胡、匈奴興起後對中原華夏民族構成的巨大威脅。這次危機雖然不是全面大危機，但卻是一場長達百年的長期危機。戰國中期開始，中國南部“苗蠻”的威脅已經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與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卻形成了很大的勢力。他們舉族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靈動，不斷從廣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進，占據了水草豐茂的陰山與敕勒川為根據，向中原燕趙秦三國的北部頻繁的攻擊掠奪與騷擾。西部則沿著河西走廊東進，占據今日甘南草原與臨洮河谷地帶，不斷對秦國邊陲襲擾。從這時開始，從秦始皇到漢武帝，中國民族進入了長達百年左右的反匈奴戰爭。
這場長期戰爭大體是三個階段：
　　
　　戰國反擊——秦帝國大反擊——西漢王朝長距離反擊。戰國時代對匈奴作戰 的主要是趙國、秦國、燕國。趙國第一線，是主要力量，名將李牧的十幾萬大軍長駐雲中河套地區。秦國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陝北高原與內蒙古)地區。燕國主要是漁陽(河北北部)、遼西與遼東地區。這一階段因中原大戰如火如荼，所以僅僅維持了抵御兩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誘敵深入反擊戰也堪稱對付游擊騎兵的第一次成功經驗。
　　
　　第二階段在秦始皇統一之時。其時秦帝國軍威正盛，舉國對匈奴兩胡深惡痛絕。始皇帝雄才大略，決心與匈奴大打一場。寬闊的秦直道從鹹陽直修到九原，糧食軍輜源源不斷的北運。上將軍蒙恬的三十萬鐵騎與匈奴騎兵硬碰硬——爾等不是倚仗騎兵剽悍麼，偏教爾等嘗嘗帝國鐵騎的滋味兒！一仗打下來，匈奴兩胡屍橫草原，遠遁大漠戈壁的深處，數十年不敢露頭。西部反擊照樣也是全面大捷， 高大壯碩的臨洮將軍翁仲被始皇帝鑄為金人立於鹹陽廣場，後來朝貢的匈奴人見了翁仲像無不跪拜！大勝之後，秦帝國沒有窮追不舍，而只是占據了陰山敕勒川與隴西草原河谷，徹底奪取了匈奴立足中國邊緣的根據地，同時修了萬裡長城，以其作為縱深防御。這就是強力反彈，有限擴張。順便說幾句。西方人說長城是秦帝國邊界，也是中國古代邊界，真教人蔑視他們的知識水准。但凡有軍事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任誰不會將城牆修在國界上。當時長城之外的陰山敕勒川、河套平原、遼西遼東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經是秦帝國領土。而國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適合於駐軍的。長城只是長駐軍隊縱深防御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國界？如果按照這種說法，但凡有軍事構築與城牆者便都是國界，歐洲國家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國的夢魘。歷經楚漢相爭、西漢初期的經濟窮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規模南下，當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漢武帝時期，匈奴成勢，西漢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場大規模長距離的大反擊正式展開。衛青、霍去病的大軍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對匈奴展開了剿匪式的追擊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驃騎大將軍(騎兵總司令)霍去病的壯士情懷就是當時中國民族的反擊決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脈賁張。歷經十余年大戰，漢軍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 今烏蘭巴托)、貝加爾湖(漢人叫做北海，蘇武牧羊守節的地方)，西邊進擊到蔥嶺、塔裡木河、阿拉木圖一帶。堪稱萬裡征戰之壯舉。至此，匈奴之患終於基本從中國歷史上消失。這次的反擊是有限擴張最大的一次，非但徹底鞏固了陰山草原等匈奴游擊區，向北推進到沙漠邊緣，而且占領了全部河西走廊與青海新疆部分地區，設立了西域都護府。漢人的生存空間第一次大規模伸展，幾乎奪取了匈奴兩胡的全部邊緣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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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機。這次間隔較長，發生在西晉末期到魏晉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間，史稱“五胡亂華”。由於西漢的強盛，東漢又有馬援、班超等著名將領消滅邊患，加之三國時代曹操北征烏桓、諸葛亮平定西南、孫權開發嶺南等，三四百年間中國基本上沒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機。到了西晉，形勢為之突變。西晉政權是司馬氏家族三代政變所建立的王朝，開國大政權具有的勤奮勤政、休養生息、廉潔節儉等優秀方面一點也沒有；倚仗曹魏奠定的實力，拿下了吳蜀兩個奄奄一息不堪一擊的王國，便驕嬌大長，開始了驚人的腐敗裂變。五十年間，宮廷腐朽，政變迭起，貴族斗富，皇帝白癡(晉惠帝是真正的癡呆少年)，國中糜爛一團。作為民族良知的知識分子也大為墮落，放浪形骸，空談清議，沒有一個幹正經事。(據潘光旦先生考證，阮籍、嵇康一伙所謂“竹林七賢”非但是醉死夢生的大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竟然還有名士夫婦鑽牆窺視大為贊歎！那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譯的《性心理學》全部注釋一看)。這是中國民族被上層糜爛腐敗拖向災難深淵的最危險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機！

　　短短五十年的大腐敗，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來。遠遁無蹤的匈奴、東胡突然變成了鮮卑、丁令等等胡族，從西伯利亞的叢林草原冒出。這次他們竟大張旗鼓的假托自己是華夏五帝之後裔，堂而皇之的大規模南下來奪中華河山。西晉貴族階層本來已經腐爛透頂，加之內亂紛爭不休，便一潰千裡的逃到江南去了。占當時中國三分之二領土的整個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領，而且先後建立了諸多政權。這是四千多年來華夏民族被外敵入侵最深、歷時最長的一次。不要因為這些胡人後來也化入華夏民族而諱言痛苦的歷史，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大敗之後的晉貴族階層，畢竟過濾出了些許精英人物，依靠他們激勵民眾支撐危局，但始終也沒有北伐成功。危機的解除還是隋朝的事了。躋身於胡人政權 的隋文帝楊堅，奪取北周政權，整軍經武，驅趕胡人，統一了中國。隋的大反擊，不但恢復了西漢版圖，而且將胡人鮮卑的生存根據地又奪取了很大一部分，這包括奪取青海地區，將河西走廊的細細咽喉擴展為數千裡寬闊的縱深國土。但也丟失了西漢西域都護府的西部地區與北部、東部的一些地區。
　　
　　真正消除這場百年危機，對外來勢力進行又一次大反擊的，還是煌煌大唐。唐與隋接踵，是一個南征北戰奪取天下的強悍政權。唐初面臨的最大威脅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紇、北面的突厥三股強敵。歷經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三代不斷反擊，中國領土有了很大伸展。西北到達鹹海，直接於今日伊朗接壤，稱隴右道；北邊到達貝加爾湖與今日俄羅斯的赤塔地區，稱關內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稱嶺南道；東北遠達今日俄羅斯的朱格朱爾山脈(包括庫頁島)，稱河北道。隨著國力消長，唐代的領土也有盈縮變化。我所說的是全盛時期的生存空間。
第四次危機是宋明時期。這次是中國民族先處於守勢而後大反擊的一個時期，也是在富裕狀態下屈辱亡國而後東山再起的時期。按照宋朝的經濟實力，完全應當振作。但是宋朝卻偏偏背離中國優秀的軍事傳統，實行“將兵分離制”，過分崇尚文職而壓抑尚武精神，以致面對遼、金、西夏三個強大的軍事小帝國和一個大理國，宋代一直處於防守狀態。割地賠款，漢奸輩出，先丟了北方，又在江南最後被元軍消滅，中華國土終於第一次被外敵完整占領八十余年。宋朝政權也以屈膝賣國、殘害主戰派將領而被永遠的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長久積蓄之後的大反擊，始於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起義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政府無能，人民自救！中國民族以這種遍地開花的紅巾大起義，吹響了強力反彈的號角。但是，最終完成大反擊的，依然是有組織的國家政權與軍隊。這就是明朝初期的強力反彈。

　　明初是中國歷史上“將星如雲，謀臣似雨”的時期之一。高漲的民氣、英明的君主、善戰的軍隊、高超的謀略、出色的統帥，這時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終於恢復了中國民族的固有領土。這次反擊雖然最終擴張不大，但卻能在八十多年後奪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領土(沒有奪回新疆，沒有奪回蒙古草原)，也可謂一次成功的大勝利。明朝之後，清王朝的出現是個特殊問題。滿族原於女真部族，其所居住東北地區至少在隋唐時期已經是中國本土，明代也是確定不移的中國領土(稱為努爾幹都司)，相當於一個軍事特區。滿族雖不是中國主體民族，但確定無疑的是中國人。滿族強大而奪取全國政權，本質上是中國人的統一形式問題。只是由於中國主體漢族第一次成了Ｂ角甚至Ｃ角，再加上滿族初期入關的報復心理，將自己的外形特征(剃頭留辮子)強加於漢族等高壓政策，漢族才有了亡國感覺。但是，隨著滿族對中華文明的認同與漢族進入中央政權人數的的不斷增多，以及滿族皇室的爭氣(請注意，滿族皇室的勤奮明智與八旗部族的腐敗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個皇帝個個都有危機憂患意識)，以漢族文明為主體的中國文明終於認同了這個成功脫離了落後母體的少數民族的中央統治權。所以，滿族主政與中國歷史上的外敵入侵有著本質不同。一個最起碼的比較是與蒙古入侵後的政策比較。滿族主政，在維護國家民族的生存空間方面，同樣出色的體現了“強力反彈，有限擴張”的大智慧。四面邊患在清朝中期幾乎完全肅清，西藏、台灣、蒙古、新疆， 全數回歸中國！清朝全盛時期的中國，比現在的中國大了大約一倍還有余。
綜上所述，“強力反彈，有限擴張”，這是中國民族在長期生存競爭中的第一個大智慧——對付外敵的超級智慧。有人說中國文明其所以能夠以國家形式完整保留，原因在於中國西南部環山、東部臨海、北部草原荒漠，遠離西方沖擊力的原因。這是不了解中國歷史。誠實的說，在冷兵器時代，中國經歷的巨大沖擊比任何一個民族都多都慘烈！而實踐證明，任何軍事力量(當然包括西方)都不足以摧毀華夏民族，尚且不說匈奴人的許多部族本身就是白種人。如果以近代以來的歷史說話，西方力量與東洋力量難道沒有企圖滅亡中國的事實？當這些火器民族無情“沖擊”我們的時候，恰恰是中國尚未脫胎換骨最為貧弱落後的時候，中國沒有滅亡，難道是他們可憐我們？中國雖然暫時落後，但中國正在積聚強力反彈的力量。從歷史的角度看，二三百年只是彈指一揮間。不要說當代技術日新月異，再有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重新伸展的余地無窮之大。然則即或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也應當牢牢記住民族生存歷史所沉澱凝聚的智慧，只是有限擴張，而不是向全世界瘋狂報復。一個經常處於神經質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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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亂分裂，是民族生存的另一個根本性威脅。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民族之林的殘酷競爭中，內亂分裂必然導致強敵入侵與外來勢力的各種不正當進入，從而最終滅亡這個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民族的滅亡，雖然不是全部個體生命的毀滅，然則卻是個體賴以存在的文明 根基徹底瓦解星散，使滅亡後殘存的個體生命喪失精神創造力與傳統生活方式，淪為精神乞丐，淪為行屍走肉。惟其如此，民族的內亂分裂，絕不僅僅是國家民族的災難，從根本上說，更是每一個體的災難。某個民族如果發展到以國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著這個民族的文明已經成熟。從此，國家就成為這個民族的生命形式，成為這個民族的外殼與靈魂，國家的興衰榮辱就成為這個民族的生命軌跡。從本質上說，民族的分裂內亂所侵害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國家形式，通過對國家形式的破壞而消解浸蝕民族生存能力，從而對整個民族帶來毀滅性災難。

　　我們已經無法確切的知道遠古歷史上那些曾經輝煌過的民族一朝覆亡的具體原因了。但是，進入我們視野的歷史舞台上，依然在不斷上演著相同或相近結果的民族悲劇。回溯上游，基本原因也大體無二。前蘇聯作為一個多民族的一等強國，數年之間轟然崩塌，雖然每個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經使他們共同輝煌過的國家形式卻無可挽回的消逝了。踽踽獨行的俄羅斯舉步唯艱，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其他獲得獨立的小民族國家，更是全部淪為第三世界（雖然他們原來的生活狀況也是第三世界，但那時他們的民族地位卻是第一流的）。盡管這不是民族滅亡的悲劇，但是，當全面內亂摧毀了歷史選擇的最適合於他們的國家形式（聯邦制統一國家）時，每個民族的結果都是災難性的。南斯拉夫的解體是另一個案。倏忽之間，一個二戰期間的英雄的多民族國家竟然弄得幾乎只剩下塞爾維亞一個光杆主體，遍體鱗傷，誰都可以對他指手劃腳。分裂內亂，對一個民族的傷害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詫異的是，中國民族的先天稟賦中似乎就蘊涵了強烈的群體精神，其反對分裂維護統一的悠久與堅定，在整個人類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中國民族能夠以大民族大國家形式數千年巋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從現實原因講，中國人也許在遠古時代從部族團結聯盟抵御嚴酷大自然與“非我族類”的侵害中，就痛切體會到了族群統一的至關重要。至少大禹聯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歷史是不能忘記的。那時侯，只有棍棒木耒與極少數天然金屬工具的幾乎是赤手空拳的人們，一旦聯合行動，竟然在幾十年中疏通了橫貫數千裡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東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開道”的偉大功業，沒有任何一個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經擁有？尼羅河？多瑙河？密西西比河？恒河？伏爾加河？如此獨步寰宇的偉業，沒有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團結統一，大約連做夢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這一點，說大河流域民族的治水斗爭，是統一專制的東方帝國的起源（見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魏特曼的《東方專制主義》）。

　　大禹領導的聯合治水，挽救了整個華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國民族歷史上的第一代國家形式——統一聯邦制的夏。從大禹立國開始，反對分裂維護統一就成為中國民族生存歷史上的頭等大事。大禹在會稽山的開國大典上，無情的殺了遲到的東方部族首領共工，樹立起國家最高政權令行禁止的絕對權威
從夏開始，至今大約四千一百多年。讓我們先來宏觀的看看在這漫長的四個千年中中國的統一與分裂的線條：
　　夏， 16王，大約500年，聯邦制的統一國體。
　　商， 17代31王，大約600年左右，聯邦制統一國體。
　　西周，13王，257年，聯邦制統一國體。
　　
　　以上三代是中國第一種統一的國家形式。說她是聯邦制，主要是諸侯國的軍政自治權比較獨立。也不是西方的松散聯邦制。遠古國家性質是一個專門問題，不想在這裡拉扯過多。
　　
　　東周，即春秋時代，25王，100余諸侯國，大約300余年。
　　戰國，7大戰國，30余小諸侯國，大約250年左右。
　　
　　以上兩段是中國文明發展的大黃金時代，是中國創立新型統一國家的過渡時期，而不是通常意義的分裂時期。
　　
　　秦帝國，兩任皇帝，15年，統一帝國。 楚漢相爭，5年內亂（分裂）。
　　西漢， 15帝，215年，統一時期。
　　新， 1帝，15年，統一時期（後期三年內亂）。
　　東漢， 14帝，196年，統一時期（初期8年內外戰爭，後期24年內亂）。
　　三國， 60年，分裂時期。
　　西晉， 4帝，52年，統一時期（後期15年內亂）。
　　東晉南北朝，12帝，264年，大分裂時期。
　　隋， 5帝，39年，統一時期（後期3年內亂）。
　　唐， 25帝，276年，統一時期（中間及後期內亂大約30年）。
　　五代十國，52年，大分裂時期。
　　北宋， 9帝，163年，統一時期。
　　南宋， 10帝，157年,大分裂時期。
　　元， 13君，88年，大分裂內亂時期。
　　明， 19帝，294年，統一時期。
　　清， 10帝，296年，統一時期。
　　
　　1840年後的160年，只算共和國50年基本統一，其余110年全部記為內亂、 外侮、分裂時期。
　　
　　根據以上粗線條，中國前兩個千年基本統一，後兩個千年（秦帝國之後）中，統一時期為1215年，分裂內亂時期為785年（加上統一時期的中後期內亂， 大約800多年）。
　　
　　從總的方面說，中國民族的統一占據了主流，分裂內亂終歸統一。一個基本規律是，強盛的中國全部是統一時期，積貧積弱的中國全部是分裂內亂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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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沒有一個大民族象中國這樣歷經如此多的分裂內亂而每次都能整合自己，最終回歸統一潮流！分裂勢力在中國歷史上沒有成功過一次，中國的國土沒有因為分裂內亂而永遠丟失那怕一寸！
　　
　　不能不說，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跡。
　　
　　中國民族智慧中最為眩目的明珠就是統一意識。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將統一意識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中國民族整合統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每次面對分裂，統一立即成為中國民族的最高理想，並且絕不動搖。民族的最高榮譽總是給予能夠領導統一的英雄領袖，民眾追隨的目標也立即洶湧澎湃的倒向統一力量。中國人總是將分裂內亂視為“國破”，又總是將“國破家忘”連成一條最簡單的因果直線，將“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視做天經地義的邏輯。這就是中國民族面對分裂的思維定式，一種永遠不能改變的民族價值觀。請每個中國人牢牢記住，這就是中國人歷經數千年鍛鑄出來的精神利劍，光芒閃爍，充滿霸氣——對分裂者沒有道理好講，就是必須統一！
　　
　　其二，痛下殺手，毫不手軟。中國民族對分裂勢力的殺伐決斷遠遠狠於對外來勢力的運籌抵御。對外用兵，中國人在歷史上一般都極為謹慎。但對內消除分裂完成統一，中國民族從來沒有優柔寡斷。在是否統一的問題上， 中國人從來沒有決策過程。要決定的只是一個，如何打？而且，統一戰爭從不顧及力量對比，打敗了也要前赴後繼的再打。每每是統一戰爭，中國史書都觸目驚心的記載著“血流漂杵”“浮屍百萬”！那些最大規模的戰爭，往往不是發生在抵御外侮中，而是發生在統一戰爭中。戰國的長平大戰，秦趙兩國共出動雄師百萬，一戰消滅趙國五十萬大軍，從而創造了古典戰爭的最高典型。對外戰爭雖然也同樣有著名戰例，然則就戰爭規模而言，遠遠不如中國內部的統一戰爭。誠實的說，幾千年歷史上，能在中國人馬前走幾個回合的外敵，還確實沒有幾個，雖然近代以來我們也有過戰敗的恥辱。但是，內部分裂勢力卻是同樣優秀的人種，就不能不碰撞出最為絢爛的戰爭火花。這種為了統一不惜付出最大代價的拼命精神，最充分的體現了中國民族剛猛勇武的一面，足以使任何分裂勢力先自氣短三分。
　　
　　其三，沒有談出來的統一，只有打出來的統一。這是殘酷的事實，痛苦的經驗。從本質上講，統一意味著分裂一方的陰暗命運，丟失政權並遺臭萬年，盲目追隨分裂的民眾也將付出慘重的代價；設若抵抗並戰而勝之，安知分裂者不能爭得統一的權柄？這種幻想每每支撐著形形色色的分裂勢力與動亂勢力，使他們幾乎永遠不可能回到“和平統一”的軌道，而總是選擇刀兵相見——戰場上說話。國有國情，族有族情。不要說世界上已經有和平統一的先例，更不要說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請牢牢記住，世界在變，但人性沒有變，各民族的獨特精神也沒有變，殘酷競爭的主流更不會變，而且永遠不可能改變；中國民族幾千年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統一經驗，絕不會因為世界出現了電腦、原子彈、衛星、航母等一大批新勞什子而突然過時。
　　
　　從本質上看，統一沒有玄妙的技巧，更沒有我們祖先沒有想到的奧妙。中國人縱橫捭闔施展謀略，那可是如同兒戲。幾千年幾百代無數能踢能咬能不夠者看穿了的東西，絕不會走眼的。
　　
　　想要中國統一強盛，還得有祖先強勢生存的錚錚傲骨與巍巍霸氣

世界有多少個民族，便有多少種生存文明。在漫長的生存競爭歷史中，不計其數的文明形式伴隨著民族的消亡，而成為飄散的文明粒子。同樣，不計其數的民族也因為自身文明的脆弱，而導致民族主體在競爭中的滅亡。文明形式是民族生存的特殊本質，民族形式是文明存在的特殊載體。一而二，二而一。文明形式與民族形式的命運具有完全的歷史同一性。迄今為止，沒有那一種脫離了民族形式而存在的所謂文明，更沒有那一種脫離了文明形式而存在的所謂民族。

　　從本質上說，一個民族所創造的文明，就是這個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從民族競爭的意義上說，民族文明是該民族特立獨行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又是該民族抗擊其他文明蠶食的本體武器。文明形式有多麼飽滿，民族的生 命狀態就有多麼強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 ，民族的生命狀態就有多少死穴。
　　
　　漫長的歷史興亡，一再證明了這個殘酷的真理。
　　
　　與中國春秋戰國大體同步的古希臘文明，是一種溫和脆弱的海島民族的文明。盡管這個文明中所蘊涵的深刻的哲學、理性的法學、浪漫的神話與一些著名的科學原理，已經成為人類不朽的文明遺產。但是，古希臘文明缺乏一種內在的強悍與巨大的生命張力。她們關注深邃的生命存在的意義，所以誕生了深刻的哲學。她們關注自己存在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誕生了法學。她們沉溺於浪漫的幻想，所以編織了燦爛的神話。然則，一個擁有如此文明的民族，卻竟然沒有誕生兵學著作——一種偉大抗爭精神的結晶！這只能說明，對外部世界的防范抵御的意識，根本沒有成為這個民族的文明組成部分。最終的結果，古希臘民族沒有逃脫滅亡的厄運，被文明落後的羅馬民族的步兵無情的消滅了。
　　
　　文勝於質，是古希臘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希臘民族悲劇的必然所在。
　　
　　幅員遼闊的羅馬帝國，則是戰馬劍盾鑄成的剛性社會。他缺乏豐厚淵深的原生文明，又拒絕汲取古希臘文明而改造自身。雖然強悍，卻沒有柔韌的文明根基。羅馬帝國留給人類的，除了龐大的斗獸場、血腥的奴隸角斗場、 無數的征服戰例、奢靡的沐浴方式與酗酒惡習，以及一部《羅馬法典》與哲學詭辯派之外，還有什麼呢？對於一個存在千年左右的世界性帝國，其主體文明竟然如此貧瘠，確實令人不勝惋惜。 惟其如此，在歷史歲月的侵蝕中，羅馬民族最終無聲無息的解體了。倒是曾經被他征服的許多民族，依舊沒有滅亡。
　　
　　質勝於文，這是古羅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羅馬民族悲劇的必然所在。
　　
　　民族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是綜合素質的競爭。決定民族命運的，絕不僅僅是戰爭與暴力。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沖突競爭。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包容性？語言文字是否簡潔並具有美感？是否有利於交流傳播？ 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點？並對其他民族的信

　　仰形式具有共處性？人文精神、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國家形式、社會結構、消閒方式、審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際關系准則、婚姻與兩性關系的傳統、家庭與家族形式的親和力等等 等等，是否具有堅實的根基？是否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

歸納起來，就是由所有這些方面綜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對本民族個體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強烈的凝聚力？對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與親和力？ 文明沖突是民族競爭的“軟”形式。它更為長久的決定著一個民族的興衰榮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彈性（包容性與親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嚴極端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文明。這種文明的民族，必然陷於 連續不斷的外部沖突與內部族群文明的沖突，誰也容納不下誰，最終導致整 個民族的衰落。歷史不乏文明沖突導致戰爭與對抗的例子。

　　十字軍東征大約是中世紀東西方文明沖突最典型的戰爭。所謂宗教聖戰，無一不是文明沖突引發的戰爭。就現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沖突中受傷害最深的恐怕莫過於以色列民族。一部《聖經》中的一個故事（即或這個故事是信史），一個猶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墮入了萬劫 不復的地獄。一切對猶太民族的殘害殺戮，莫不起源於這個“神聖”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說，猶太民族的災難至今仍然沒有結束，因為某種文明的狹隘與偏見仍然沒有結束。

　　中國民族的聖人是孔子。孔子在世時的敵人多如牛毛（有沒有出賣過孔子的叛徒？我不清楚。請熱心的網友查證）。可那個中國人要將孔子敵人的後裔當作異類消滅，那在中國民族看來簡直要笑掉大牙，連認真的憤怒都不需要。可能有人說這是不倫不類的比較。我倒認為非常的能說明問題。假如說出賣孔子的叛徒還沒有找到，那麼出賣武聖人關羽的孟達總是真有其人吧，還有割去了關羽頭顱的潘璋（東吳大將）也是證據確鑿吧。可是，非但封關羽為“聖”為“王”的政權沒有下令將潘璋、孟達的後裔（潘孟二族）斬草除根，就是那些最講“忠義”精神、尊關羽為“鼻祖”的中國會道門們，也沒有對潘孟二族尋仇。中國民族在漢代之後最痛恨的人是秦始皇（姑且不說對不對），可是秦姓依然在繁衍，以致出了個遺臭萬年的秦檜之後，竟然姓秦者依然如過江之鯽！
　　
　　不要說中國文明不認真不嚴肅沒有仇恨意識。斤斤計較仇恨的文明永遠不會“泛濫”為汪洋恣肆的文明。說到底，還是文明的“海納”問題。
　　
　　中國民族在歷史上遇到的文明沖突大約有四種情況： 一、外來民族入侵而被趨趕後，殘存人口保留的文明。 二、自願歸化的少數民族的文明。 三、和平往來中流入中國的外來民族文明。 四、周邊民族的文明伸展。
　　
　　以上四種情況，大約每個民族（尤其是大民族）都會或多或少的遇到， 所以也可以說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四種情況

對待文明沖突，每個民族並非都是相同的對策。

　　就整個歐洲而言，可以說文明形態並無大的差異，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歐洲就是一個大的文明形態。其文明形式的差異，絕不會大於中國西北與嶺南人之間的差異。西方學者動輒精通十幾種語言，恩格斯能“結結巴巴的說二十多種語言”，即或普通的文化人大約也能通曉三五種語言。這就是文明基本標志——語言文字的相似性。而在中國，除了文字的統一，語言可真是千差萬別，江南嶺南數十裡不同語的山區大有在者。飲食、居住、婚姻、風俗等等，也自古有“十裡不同俗”之說。
　　
　　然而，中國卻是一個擁有穩定的共同文明的大國。歐洲卻從來都是由許多許多文明相似的國家組成的民族生存區域。
　　
　　這就是民族文明消解沖突的能力所致。
　　
　　中國文明對前兩種情況下的文明沖突，總是有著一種偉大的情懷——“以仁為本”。具體說，不奪其地，不變其俗，不殺其人。即或對於那些曾經以野蠻方式對待我族而後來成為失敗者的夙敵，也不睚眥必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事例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春秋對夷狄，秦漢對匈奴，隋唐對胡人，明對蒙古，民國對滿族，二戰中對日本戰俘，抗美援朝對美國戰俘……不要說中國人應該狠毒。正是這種偉大的“王師”氣魄，使中國文明保持了飽滿的文明正義的資本，從而在危亡關頭敢於大無畏的面對任何強敵。整個農業文明的數千年，中國屢屢面對無賴民族的糾纏，但卻從來沒有喪失高貴的人性尊嚴，從來沒有與無賴之敵一起墮入靈魂的地獄。中國文明中歷來有“殺降不詳”的價值觀念，從不推崇那些殘暴殺降的功臣。
　　
　　一個典型例子。戰國秦昭王時期的統帥白起戰功卓著，每戰拔城十座以上，最後打得山東六國無人敢於掛帥迎敵。後來的長平大戰中，白起秘密掛帥，一戰滅敵五十萬，創造了中國兵法的最高典型，堪稱戰神當之無愧！然則由於他坑殺趙國降卒四十萬，卻被中國的正統史家永遠的打入另策，從來不列為名將褒獎（當代研究除外）。相比之下，日本民族的靖國神社堂而皇之的供奉肆虐屠殺的“英雄”，除了說明這個民族沒有多少名將英雄可供奉外，民族文明的卑俗猥瑣的價值觀當是更為深層的原因。
　　
　　對和平流入的外來民族的文明，中國文明歷來持包容態度，任其自生自滅。苦難多嘍?又號稱最難同化的猶太人，在北宋朝時期，曾經有四百多戶流入開封，百年之後竟全數變為中國人。二戰時期，全世界幾乎沒有一個大國敢於接納猶太人，然則民國政府對流入上海的大量猶太人，卻沒有因為世界法西斯勢力的猖獗而拒絕接納，成為為數極少的敢於接納猶太人的國家之一。據一則資料，中國雖然曾經長期譴責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並大張旗鼓的站在巴勒斯坦一邊，但猶太民族對中國的攻擊立場卻一直保持沉默，原因就是只有中國在猶太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敢於以國家形式接納猶太難民。中國民族也不是沒有擴張（雖然這種擴張總是限制在奪取敵方進攻根據的范圍內）。但是，對擴張土地內的原住民族，中國人的國策遠遠比歐洲移民（後來的美國人）對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殘酷殺戮偉大高尚得多。與日本民族的大屠殺、日耳曼民族的種族滅絕相比，更是民族文明的兩重境界。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絕對能夠從它的戰爭方式中表現出現出來。侵略戰爭與有組織的戰爭暴行，是一個民族文明的墮落。這種野蠻的墮落，將這些所謂的發達民族永遠的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中國文明在對外戰爭中所具有的人道主義光輝，永遠是世界歷史的一盞明燈。不要因為我們落後了，就將那些曾經是野獸般殘酷屠殺與掠奪世界的所謂發達文明，看得如同他們自己標榜的那樣道貌岸然。對那些家伙別太當真。歷史的發展終究是平衡的，一個依靠屠殺掠奪其他民族而積累了原始資本的血腥民族，不管他後來戴上了何等光芒閃爍的桂冠並且以世界領袖自居，他 終究都會付出慘痛的代價。列寧曾經提出過一個概念，叫做“歷史的報應”， 好象還舉了印度與英國作為例子 這是民族生存競爭的法則之一。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請記住中國人的這句老話。在世界大民族中，沒有一個民族的崛起會象中國民族這樣具有文明的正義性與資本的正義性。中國民族沒有文明歷史的大血債，沒有資本掠奪的大 血債。中國的崛起完全依靠著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奮與智慧。不要以 為這種偉大的文明情懷是一種迂腐，她是人性文明的高貴所在。一個民族在數千年歷史中能夠始終如一的保持這種高貴的文明心態，即或是一時落後， 即或是曾經屈辱，也無法掩蓋她不朽的萬丈光焰！
　　
　　想一想，法西斯主義為什麼沒有在中國誕生？為什麼偏偏誕生在自詡“最優秀種族”的日耳曼民族？而對這種邪惡“主義”的毀滅性失敗，很少有人從其文明根源中去探詢，卻圍繞戰術與武器找原因。這種卑劣與淺薄以 日本民族為甚，至今還在喋喋不休的探討“二戰如果這麼這麼打，日本就會勝利”。從游戲軟件到研究文章，從靖國神社到天皇、議會、政府，無恥低能得令人齒冷。一個強盜殺人放火而遭痛打，竟然一味埋怨自己跑得不快，否則如何能被捉住？卻從不去想強盜行徑本身的“原罪”。只要做強盜，一開始就注定了他必然的結果，即或贏得了一場戰爭，這種被殺的結果總會到來。
　　
　　一個民族的文明中隱藏了邪惡與瘋狂的基因，能說這個民族的文明是健全的高貴的成熟的麼？如同一個患有癲癇（羊角風）並不時瘋狂發作的人一樣，能說他是健全高貴的麼？

　　對待周邊民族文明，中國文明依然是以一貫之的國策，古人人稱做“ 懷柔”“安撫”或者“綏靖”。實際上就是立足於和平共處的有限讓步，從而 獲得文明共生。無論中國強大與貧弱，這個傳統都沒有大的偏離。對越南，對朝鮮，對蒙古，以及對周邊更小的民族，幾乎沒有例外。
　　
　　在今天看來，中國歷史上有許多行為遭到非議貶斥。鄭和下西洋，許多人都說那是一場毫無經濟觀念的政治炫耀，是中國人對外交往缺乏經濟觀念 的典型例證。設想如果中國當初象數百年後的哥倫布那樣有用小玩意兒交換 土地的頭腦或者征服意識，鄭和下西洋都會成為一次規模龐大的征服戰爭， 至少會成為一次大規模的經濟掠奪。從條件說，鄭和的遠洋艦隊擁有這樣的能力，當時的東南亞小國沒有抵御這種遠洋征服的能力。可是，中國的明朝政府沒有這樣做，鄭和沒有這樣做。為什麼？除了中國的固有傳統，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明朝是在趨趕異族入侵之後的統一政權，對蒙古人的結局有著特殊體會，對於依靠武力征服他國有著特殊深刻的認識。蒙古人征服中國將近一百年，最後還是在土崩瓦解， 導致了蒙古民族的大衰落。有著最直接的陸地通道，尚且不能保證征服的最終勝利，況且遠隔重洋迢迢萬裡，征服掠奪的最終結局又會是什麼？如果今人想到了這一層，就會對明成祖政權的和平艦隊有更深的理解。
　　
　　這種和平安邊的久遠傳統，是中國消解文明沖突的基本國策之一。在歷史上，她帶給中國民族一種曠遠持久的親和力、感召力，使周邊小民族產生了滾雪球式的歸化效應。最終，中國文明非但沒有消亡，而且穩定的壯大為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國。一個具有強大消解能力的文明形態，必然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一個缺乏消解能力的文明，必然是踽踽獨行，難以滾大。有人說，大了有什麼好？ 統一有什麼好？勸這些朋友去問問歐洲共同體那些竭盡全力追求歐洲統一的官員和有識之士，富得流油的小國家小民族有何不好，偏要追求勞什子大歐洲統一？何況還在當代社會？再去問問西方與日本那些專門研究中國分裂為 多少個“國家”合適的機構與學者，為什麼如此賣力？中國“小”了對誰好？ 現在的大中國（盡管還是殘缺的）對誰不好？一種汪洋恣肆的強大文明形態，如果同時以統一國家的形式出現，其對民族的凝聚力與未來無可限量的競爭力的巨大意義，無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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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值得一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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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得太好！

[不住不著]

弓雖！超級好貼，存盤好好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