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批"80后"正在挣扎上岸(图)

2024-05-20 | 来源: 冷杉RECORD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超过35周岁1天时间，意味着于超失去了2024年考公报名资格——他所在的省发布的公务员招考公告里，将考生出生日期限制在“1988年2月20日至2006年2月19日，而于超恰恰在1988年2月19日出生。他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希望通融，得到的答复是，“差一天，一分钟都不行”。

上岸无望。于超一把抓下套在手腕上的佛珠，狠狠扔到河里，“不让我上岸，你也别想上岸。”佛珠是他花了500元从寺院求来的，说是让大师开过光。彼时他刚打算考公，希望佛珠能给他带来好运。但这串珠子似乎没能加持他的命运，尤其在考公这件事上。

进入2024年，意味着包括于超在内的“80末”一代走到了考公务员的年龄死线上。

一般来说，国内考公对本科学历年龄要求普遍是35周岁以下。这个年龄线依据，来自于200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制定的《公务员录用规定》。这不仅成为日后35周岁报考上限规定的依据，也成为民企招聘市场中默认的年龄红线。

然而外部世界的变化，让公务员考试这一曾经被相当一部分“80后”视作鸡肋的考试变得炙手可热——互联网大厂裁掉35岁以上员工的消息频频传出，社交媒体上挤满了再就业的离职博主。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东西尽数瓦解，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拥有一个编制、一个铁饭碗似乎成了更为稳妥的选择。有人因此感叹，以前的故事从“下海”开始，现在的故事到“上岸”结束。

而对最后一批“80后”来说，当他们意识到该上岸的时候，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岸的诱惑

想要上岸的时候，于超还是名律师。他本硕都读的法律，学生时代就通过了司法考试。25岁研究生毕业时，也有同学考公。但对于超来说，公务员在彼时并不是很有吸引力，它意味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和看得到尽头的未来，这些显然不是他当时想要的。“我那时候想挣钱。和律师比，公务员虽然稳定，但收入一般。”

27岁那年，于超成了执业律师。

几年律师做下来，他的案源并不稳定，平均每年挣5万元已经是上限。最惨的时候，全年收入只有1.5万元，甚至没达到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时他还陷入了一个怪圈，“每天各种应酬，到处推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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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那年有了孩子后，生活压力更大了，渐入中年的于超开始意识到一份稳定的收入有多重要，看到有同行辞职考公，他也动了这个念头。

他注意到，律师考公的，大多进了公检法单位。他们除了有稳定的基本工资外，还不乏各种津贴、年终奖、节日福利等。一个岸上的朋友告诉于超，他们在食堂吃饭，每餐只要1块钱。平时即便请假，对薪资也没什么影响。

而这种稳定，对整日为案源焦虑的于超来说，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这更坚定了他考公的决心。

一千个大龄考公者，会找出一千个考公理由。而当何国权告诉我他是山东人时，他似乎也不用解释太多理由了。“一个过了35周岁还没上岸的山东人，能有什么未来？”坐在我对面的何国权，猛抽了一口12元一包的“泰山宏图”香烟，烟雾打着转从鼻孔里钻了出来。

何国权是独生子，父母常年做小生意，家里经济条件过得去。因为整个家族没人从政，在何国权很小的时候，爸爸就给他“洗脑”，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士农工商，做官才最厉害。”但何国权对当官没兴趣，他觉得做生意挣钱最实在。

当年在山东某大学读书时，他学了经济学，2010年本科毕业时，在父亲命令下，参加过一次公务员考试。失败后，就跟着父亲做生意。何国权是做生意的好手，他对成本和利润天生敏感，嘴巴也甜。他的父亲承认，自从儿子在家帮忙后，家里每年能多挣几十万。

但何国权的生意做得再好，也不能成为父亲骄傲的资本。后者不断提醒儿子再去考公，并时常念叨着，要真考上了，会对家里生意有什么帮助，自己跟朋友们说起来脸上也有面子。

父亲念叨了好几年，也没能打动何国权。他对考公还是没兴趣，日常除了生意上的事，就是打游戏，中途倒是谈了个恋爱，甚至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见家长时，女方父亲劝他，“你上了个大学，就应该去考公。”何国权明确表示自己不打算再考。对方当面没说什么，私下却跟女儿说，“小何这人，没啥大出息。你是老师，在编的，他配不上你。”

后来两人分手后，何国权的父亲也借此再次鼓动儿子考公，“人家就是因为你不是公务员，才看不起你。”父子俩为此吵了起来，当儿子的说，不考公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当父亲的则不断重复，“我是为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