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 從天安門事件看中國歷史的走向

2024-05-31 | 來源: 美國之音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嚴家祺：從天安門事件看中國歷史的走向 https://t.co/1vZPScyZgy— 美國之音中文網 (@VOAChinese) May 31, 2024

編者按: 這是嚴家祺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在當代中國，發生過兩次天安門事件。恢復天安門事件的歷史真相，第一次已經引起中國歷史的大變革。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1976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現在的中國，將面臨第二次大變革，這是超過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這將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歷史發展有一種不可抗拒性，用人為辦法抵擋一種大趨勢，這種趨勢將更強烈。

決定人類歷史走向的兩種因素

在人類產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種變化只有一種因素起作用，這就是自然的力量。動物行為也是自然力量。人類歷史，則是由兩種力量起作用，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為力量。人的有目的、有意識的行為，是改變自然力方向的行為，一個人或一些人，特別是掌握巨大權力和影響力的個人，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改變人類歷史的走向。16世紀歐洲的新教革命，是馬丁·路德一個人發起的。締造美國的《五月花號公約》是一個人想出、41人簽名提出的。共產主義在19世紀的傳播，出自馬克思、恩格斯兩人，鄧小平通過六四埋葬了共產主義。宮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會改變歷史的方向。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江青嫉妒王光美訪問印度尼西亞的無限風光密切相關。

人類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有一條根本的分界線，這就是理性可以發現自然規律，使人掌握和控制自然力，理性計算的利益決定人的行為，而情感形成的信仰、信念，決定行為的方向。科學包含人類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類最深的情感。

在一國政治和全球政治中，地緣政治的力量、正義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在政治圈中，一個人怕另一個人，這也是自然力量，而國家的軍力、國家首腦人物的決策都是人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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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歷史真相的重要性

一個國家歷史，如果有一個關系到全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當權者竭盡全力要掩蓋真相，正義就會受到壓制。正義的力量是一種自然力量，對正義長年累月的壓制，會使正義爆發出更大的力量。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特有的事件，一是有幾百萬人參加，規模巨大，歷時數十天，最後都以暴力鎮壓收場。在現代民主國家，出現這樣大規模的和平抗議運動，最後結果一般造成政府權力的更迭或個別當權者的下台。局部的暴力可能發生，但不會發生動用大規模的軍隊、機槍、坦克，屠殺數以千計的學生和市民這樣的事件。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殺的慘烈場面，通過電視傳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數國家政府的聲討和譴責，這是正義的力量，這一力量，是一種不可改變、不可動搖、不可抗拒的力量，導致了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東歐許多國家共產黨政權的垮台、蘇聯大帝國的解體，正是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紀全球政治氣候根本性的改變，二十一世紀雖然有局部的戰爭和革命，但歷史的大方向已經改變，成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的世紀。

天安門事件的三大組成部分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有三大組成部分，一是天安門學生運動，二是中南海宮廷政治，三是六四事件。

恢復歷史真相也有三點：一是要否定《人民日報》4·26社論，天安門學生運動不是動亂，而是幾百萬人參加的、空前規模的、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

第二是恢復當時中南海宮廷政治的真相。在政治上，一個人怕另一個人，在發生沖突時，前一個人就會面臨失敗。這是一種無法改變的自然力量。鄧小平怕毛澤東，而趙紫陽怕鄧小平。趙紫陽是一個好總理，在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在5月16日前，曾經做了大量工作，趙紫陽提出“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反對鄧小平在北京戒嚴，都是正確的。但在5月16日這一天，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記憶，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懼怕，使趙紫陽放棄了自己應負的責任，他本來可以召開政治局會議、召開中央委員會臨時全會，可以作出其他選擇，但他與戈爾巴喬夫談話，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公開表示，學生不能撤離廣場，是因為最高決定者是鄧小平，而鄧小平不改變學生運動是動亂的說法。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談話，鮑彤多次打電話，要中央電台反復廣播，這是向全中國人民反復宣布的一件大事。趙紫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自己“本來”可以不向戈爾巴喬夫這樣說。趙紫陽因這一談話，被鄧小平趕下了台並遭受了長達15年的軟禁。在軟禁期間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中，用一章篇幅談及“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趙紫陽說：鄧小平“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拋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來源：張萬舒《六四事件全景實錄》，第67-68頁，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