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妇大团结58封联名信终于扳倒他

台湾是插在中共官僚集团政治心脏上的一根刺。

对于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共官僚而言，解决台湾问题意味着最终解决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半个世纪以上的爱恨情仇；以中共最终的完全胜利结束这一段历史，构成老一代中共官僚生命最后的政治激情。

邓小平遗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就曾在中共内部的秘密会议上和中共公开发布的文件上宣示，要在十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只是由于八九年六四惨案，使中共和邓小平个人受到政治的重创，十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计划才被搁置。

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等新中共官僚，台湾仍然是插在他们政治心脏上的一根刺，而且插得很深。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转瞬间便在人民大起义中冰消雪化，中共自己的政治道德基础也在六四事件中彻底崩溃——新的中共官僚集团是在这样极端危险的政治状况下走上权力之巅。

恰在几乎同一个历史时期，台湾挣脱威权政治的阴影，走上自由民主进程。台湾实现自由民主的意义远远超过台湾本身。中共新官僚集团意识到，台湾民主化在十五亿大陆民众中的政治示范和政治召唤效应，已经构成对中共极权专制的致命而急迫的政治威胁。于是，通过国家政权统一的方式，用中共的极权政治控制并进而消灭台湾新生的自由民主政治——这成为中共新官僚集团为保持自己的生存而制定的明确的政治战略。

另外，六四之后，中共暴政企图通过经济发展重建其统治合理性。但是，权力贵族市场体制运行的结果，在产生巨大经济能量的同时，也造成极端的财富两极分化。从两极分化中涌现出对中共极权的不满和愤怒，已经超过经济能量对社会的安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官僚集团也急需挥舞民族主义旗帜，解决台湾问题，从而以“民族英雄”的资格，为其用铁血暴力镇压中国大陆民众对极权暴政的反抗，作合理性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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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死前作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遗嘱的录音，现在依然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当时也只传达到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一级和军队的大军区正职一级。现将邓小平遗嘱的最关键的内容引述如下：

“……几年来，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都蠢蠢欲动，想要效法所谓台湾经验。还有人劝我们学习蒋经国，开放党禁。这个政治动态应当引起我们百倍警惕。要教育全党明确认识，台湾问题现在超出了我们同国民党的历史恩怨。……台湾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早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和香港不同。香港有租借条约，所以百年后还可以解决。台湾没有条约，拖下去，对我不利，越拖下去越难解决。……台湾问题要在胡锦涛同志的两届任期内解决。不要超过二O一二年。希望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庆功会。……江泽民同志不要争功，不要冒进，要踏踏实实为胡锦涛同志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毛主席，还有我和许多老同志，几十年都在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只是由胡锦涛同志代我们党去收获。”

邓小平的遗嘱用典型的中共党文化语言表明，这个中共精明的老政客已经意识到，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对大陆的政治示范作用，构成对中共政权的致命威胁，因此，他也把所谓“解决台湾问题”当作消除致命政治威胁的基本方法，并为解决台湾问题制定出最后时间期限。

陈良宇力劝王守业写血书双双埋下祸根

江泽民最终交出党军大权之前，爱将陈良宇曾极力劝其发动台海战争，然后以战争状态为名，中止向胡锦涛交权的程序，从而继续掌握党军最高权力。王守业也在二OO一年升任海军副司令员后，用写血书的方式，劝江泽民果断解决台湾问题。江泽民没有接受劝告，并非由于担心美国介入台海作战，而是因为邓小平遗嘱中已经直接告诫他不要争功，他怕用对台作战的方式阻止胡锦涛按正常程序接掌权力，引发党内针对他的反对浪潮。他自知在权力斗争中积怨甚多，因此不敢涉险。

陈良宇和王守业则由此为自己种下祸根。二ＯＯ五年胡锦涛接掌军委主席之后，立即拿王守业开刀，对其实施“双规”，即变相逮捕，终至军法起诉，判死缓。陈良宇以中共政治局委员之高位，也不免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