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現代教育,只能是愛的教育

2024-09-21 | 來源: 史料搬運工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隨感兩則。

一

眾所周知，秦始皇趙正是一個特別勤政的人，每天要閱讀批示海量的公文。《史記》記載趙正每天至少要處理“一石”簡牘。先秦史學者王子今先生據此推論認為，“（趙正）每天必須處理的‘書’，竟然超過 30 萬字。這真是驚人的閱讀量！”很多人據此為秦始皇鳴冤，說如此勤政的皇帝居然被罵了兩千年暴君，真真是豈有此理。

實則這種鳴冤邏輯才是真正的豈有此理。就秦制政權而言，皇帝勤政必然是大壞事。說趙正每天至少處理“一石”簡牘的原始出處，是《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所載侯生與盧生的談話。這二位方士化的儒生眼見趙正開始焚書，覺得未來必定焚人，遂決定逃離鹹陽城。逃離前二人對趙正有一番批評，其中一條便是“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衡是計量裝置，石是當時的一百二十斤，換算成今天的重量約為30公斤。意思是趙正批閱文件的方式是按石算，幹起來昏天黑地不分晝夜，不批完絕不休息。王子今先生據此認為，哪怕趙正每天只“衡石量書”一次，也就是只批閱一石簡牘，按出土竹簡的重量與字數比，這30公斤文書也應有30萬字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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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牘翻閱起來遠比紙質書籍費力，趙正當然不可能每天看三十萬字的簡牘。他做皇帝，絕不是為了將自己累死。據出土文獻可知，秦朝的簡牘文書制度，是一份竹簡只寫一件事且須附有提要，以供皇帝御覽。趙正批閱的，其實就是那簡短的內容摘要。讀完內容摘要後覺得有必要重點關注，才會去讀簡牘的詳細內容，否則便略過不看。若摘要僅相當於正文的十分之一，則趙正的真實閱讀量不過是每天約三萬字而已。

其實，關注趙正的閱讀量進而贊譽其勤政，早已偏離了侯生與盧生對趙正的批評。讓侯生與盧生感到恐懼的，是趙正通過大量審批文書，對秦帝國的運作實施事無巨細的幹預。這種勤政模式一旦啟動，即意味著權力高度集中於一人，即意味著以一人之智為天下之智（專業人士統統靠邊），以一人之私欲逆天下之大欲（無可遏制地要將自己的“雄才大略”付諸實踐）。類似的恐懼，太史公在漢武帝年間也曾感受過。所以他比對今昔，在《史記》裡高度贊譽呂後，說呂後雖然在高層政爭中殘暴血腥，但對普通百姓而言，她和惠帝統治的時期“政不出房戶”，對底層百姓而言卻是個相對更好的時代。侯生與盧生對趙正的勤政深感恐懼，太史公對呂後的怠政不吝贊美，皆是基於對秦制政體權力結構及其運作邏輯的深刻理解。他們活在秦制之中，不會因勤政而贊譽秦制君王。

二

仇恨教育與專制統治是一對難分彼此的連體怪胎。斯賓諾莎說過，“仇恨永遠不會是好東西”，仇恨教育當然更不可能是。遺憾的是，仇恨教育在這個世界極為常見。波蘭人在近現代便曾長期深陷仇恨教育的泥潭。當波蘭恢復為正常國家後，該國的思想史學者萊謝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akowski，1927-2009）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所有的極權主義制度總是需要將仇恨作為不可替代的工具呢?”

這是發人深省的提問，也是裡程碑式的反思。出現了這種提問，意味著波蘭不僅在制度上有所糾正，且正試圖修復殘破的文化基因，以消除悲劇重來的可能性。科拉科夫斯基的思考與回答也非常精彩。他說：“它們（極權）需要仇恨，不只是為了軍事動員而保持適當的准備，甚至主要地不是把人的絕望、失望，以及集聚起來的攻擊性引向他人，並由此把他們鍛造成自己的武器。不是的，仇恨的欲望可以通過這樣一個事實解釋，即它從內心毀滅了那些仇恨的人。它使得他們在針對國家時在道德上無助；仇恨很像是自我毀滅，或者精神自殺，因此它徹底消滅了仇恨者之間的團結。‘盲目的仇恨’這種說法是多余的，沒有其他種類的仇恨。因為，與愛相似，仇恨至少以它的完整的形式占據著整個人類精神領域，所以它可能顯得是整合人格的一種手段。但情況恰恰相反，這一方面表明愛與恨的不對稱性，另一方面表明了沒有任何極權主義國家能夠放棄仇恨教育的理由。仇恨的純粹消極性，使所有的人類交流癱瘓，也破壞了人格的內在統一，因此，它是解除人類靈魂之武裝的不可替代的手段。”（《經受無窮拷問的現代性》，2013，P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