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何不愿倾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批评意见?

2024-11-01 | 来源: 自由亚洲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评论｜余杰：中共为何不愿倾听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批评意见？ https://t.co/1aulTZX9hv—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November 1, 2024

中国的“榨取型制度”必然导向“失败国家”之路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名美籍经济学家。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三位获奖者“开创了实证和理论方面的新方法”、“找到了导致当今许多低收入国家薄弱制度环境的历史根源”。

他们于 2002 年共同完成的论文《贫富的逆转——论现代世界贫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代表着三人的核心思想框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确实对经济发展有影响，但并不能完全解释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异。制度才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不良的制度则会导致经济停滞和贫困。具体来说，“包容性制度”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榨取性制度”则会阻碍经济发展。“榨取性制度”或许可以在短期之内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纳粹德国、苏俄和中国都有这样的经验，但长远来开，它必然导致国家走向失败之路。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艾塞默鲁和罗宾逊将中国定义为“榨取性制度”和“威权式成长”。对于中国洋洋得意地宣扬的改革开放、大国崛起、北京共识，他们解释说，“过去数十年中国成功的成长经验，全是因为摆脱了榨取式的经济制度，走向更为广纳性的经济制度所致。但因为高度威权性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存在，此一趋势变得更加困难而非容易。”他们写道：“在中国，共产党是万能的，控制着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军队、媒体及绝大部分的经济。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政治自由，也很难参与政治过程。”仅就新闻自由而论，“党对媒体的控制，包括对网络的控制，达到空前的程度。媒体都知道，赵紫阳或刘晓波都碰不得。自我审查的背后有一个奥威尔式的机关，监听谈话与通讯，关闭网站与报纸，甚至选择性地封锁互联网上的特定新闻。”他们认为，如果政治制度不作出重大改变，中国必将陷入失败国家的泥沼。他们对中国的批评言之有理、切中肯綮。唯一不甚准确的描述是，中国的体制不是他们说的“威权”，而是“极权”——威权有向民主转型的可能，极权则只有自爆这一种结局。

十多年前，《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中国出版时，对中国的批评部分全被删去。即便如此，中共当局还是不能接受书中对民主政治和利伯维尔场经济的肯定，安排御用学者赤膊上阵，对学者发出声讨。2014年，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虎涛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一文，辱骂该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认为该书忽视了一个关键性问题：某一国的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可能与另一国攫取性制度的建立有关。换言之，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结果，而不是中国自身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这篇反驳文章，并非严肃的学术讨论——它很快被“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放在显要位置，作为中共官员的“学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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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塞默鲁等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对攻击他们的中共御用学者狠狠打脸。《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没有失败，攻击其失败的言论才失败了。10月14日，艾塞默鲁通过现场电话联机的方式回答记者提问，对于如何解释专制中国依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繁荣的问题，他表示，中国案例对其研究结论确实构成了一定挑战。但他认为，虽然中国等专制政权通过投资AI等创新领域获得了不错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方面不及民主社会。

中国的媒体报道了艾塞默鲁等获奖的新闻，却没有报道他的这段话。

中国为何走不进“自由的窄廊”？

艾塞默鲁和罗宾逊合着的《自由的窄廊：国家与社会如何决定自由的命运》一书，用更多的篇幅讨论了中国为何无法进入“自由的窄廊”。

作者认为，自由在历史上很罕见，走向自由的是一条窄廊，而非一扇大门，这个比喻与圣经中“窄门”和“少有人走的路”的说法暗合。“达成自由是一种过程：你必须走过廊道上的漫漫长路，才能制服暴力、制定和执行法律，国家机器才能开始为公民提供服务。这种是国家及其菁英必须学习的过程，学会跟社会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和平共存，社会的不同部门必须学会互相合作、无视彼此之间的歧异。”截止今日，只有少数国家迈进自由的窄廊，大多数国家依然徘徊在自由的窄廊之外。而不能迈进自由的窄廊，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成功的国家。

两位作者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在书中粗线条地描述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们认为，古代的中国是“受命于天”，皇帝用孔子和商鞅，也就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来进行统治。到了共产党时代，“受命于天”变为“受命于马”（马克思）。毛泽东到邓小平的转型，跟唐宋和明清之间的转型相似，都是放宽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刺激经济成长，让市场和民间企业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但是，“这种成长仍然是在国家机器的监督下、看着国家机器眼色的专制式成长”，“任何经济成长和社会转型，都可能被共产党视为政治动荡，在政治上具有威胁性，因而可能转而反对经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