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特朗普的亲以立场,会让俄罗斯陷入外交困境吗?

唐纳德·特朗普(专题)高调重返白宫，这无疑将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策略产生深远影响。当然，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两党合作的性质，不仅由行政部门制定和管理，立法部门也参与其中，同时美国“深层政府”在外交政策制定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然而，毕竟是总统在掌控大局。在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重大决策以及与美国的盟友、伙伴、对手和敌人的整体关系上，总统都会留下深刻的个人印记。

在其首个任期内，特朗普展现出了其做出突然且极具个人色彩决定的能力，比如2018年退出伊朗多边核协议，以及2020年在巴格达暗杀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将军。鉴于这位美国第47任总统的不可预测性，现在评估美国对中东地区策略可能发生的转变或许仍为时过早。然而，一些变化已初露端倪。

首先，美国对以色列(专题)的支持将比拜登(专题)执政时期更加强劲，华盛顿对以色列在加沙、约旦河西岸或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批评将会减弱。

其次，美国对伊朗的立场将更加强硬，这意味着《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将不会重获新生，美国对德黑兰的制裁也不会被解除。

第三，特朗普显然致力于继续推动达成《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帮助以色列与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主要国家建立关系。特朗普还将试图向富裕的海湾国家出售更多美国制造的武器，以破坏OPEC+全球油价调控机制，并推动建立中东版的北约，以应对来自伊朗和受德黑兰支持的激进什叶派团体的安全挑战。

同时，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不太可能增加美国在中东及北非地区的军事存在。相反，他可能会采取逐步从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撤军的战略，尤其在美军人员受到直接安全威胁的可能性增加的情况下。如果这样的撤军真正发生，将导致（中东地区）出现新的权力真空，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整体下降。

最后，特朗普外交政策中的“交易主义”，也将在中东及北非地区显现：新政府可能会专注于通过达成具体的“交易”来获得即时利益，而不是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1]。这种做法将为美国当前在中东地位的可持续性带来额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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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即将到来的变化，对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政策意味着什么？莫斯科将如何应对美国在该地区为克里姆林宫带来的新挑战？在中东地区，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是否存在哪怕是非常有限的合作或协调机会？俄罗斯是继续其“一如既往”的政策以维持现有现状，还是会被迫重新审视并调整其对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以及阿拉伯世界主要伙伴的立场？

让我们从中东这块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拼图中最重要的几块：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和阿拉伯海湾国家的情况说起。

以色列

早在2024年美国大选之前，俄以关系就已开始出现问题。特别是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这对以色列的公众舆论和该国的领导层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亚伊尔·拉皮德担任总理期间（2022年下半年）。

然而，尽管面临西方的巨大压力以及国内亲乌克兰情绪的上升，以色列依旧选择了不加入美国或欧盟对莫斯科实施的制裁，并决定不直接向乌克兰提供以色列制造的致命武器（尽管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对这一决定的官方解释并非出于俄罗斯的利益考虑，而是担心转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可能会落入伊朗手中，被逆向工程后在未来用于对抗以色列[2]）。

10月7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立即谴责了哈马斯的袭击，并表示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对以色列随后在加沙、西岸和南黎巴嫩采取的军事行动持严厉批评态度。在谈及以色列国防军（Tzahal）初期在加沙的地面行动计划时，普京甚至将之与二战期间纳粹对列宁格勒的围困进行对比[3]，警告以色列过度或不加区分地使用武力的行为可能明确违反国际法。

俄罗斯多次要求立即停火，并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同时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草案，但这些草案大多遭到美国的否决。反过来，俄罗斯也阻止了美国提出的与加沙有关的决议，声称美国并不是真正有意对以色列施加适当压力，以促成加沙实现持久停火[4]。

然而，莫斯科从未准备彻底断绝与以色列的关系，甚至从未考虑过降低在特拉维夫的外交存在级别。尽管过去几年俄以贸易大幅下滑，但以色列作为俄罗斯贸易和投资伙伴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目前约有130万俄罗斯和前苏联公民居住在以色列，占该国人口的15%[5]。2023年10月底，哈马斯高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在一次特别吹风会上表示，他们对俄以双边关系将在各领域继续深入发展充满信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