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前常务副国务卿:美国应该接纳中国本来的面貌

编者的话：“像去月球一样”，“改变世界的一周”，当回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段历史时，美国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他2020年的着作《论美国：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中引用了尼克松这两句话。这本书的中文版于本月早些时候正式发布，该书通过讲述美国历代外交官的真实故事，结合作者本人在外交领域的独特观察和亲身经历，生动勾勒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其中很多论述在今天看似乎有着更深刻的意义。佐利克认为，美国1969年成功实现载人登月、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两件事都象征着“麻烦缠身的美国还有创新能力，可以创造出新的，甚至是超乎想象的机会”。在当下中美关系面临日益增多的不确定性时，人们是否还能期待“新的机会”呢？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佐利克表示，中美关系中反复出现的三大主题使其独具特色，尽管这一关系正处在一个相对艰难的阶段，但他希望有朝一日，钟摆会重新转向积极一面。

美国对华关系的“三大主题”

环球时报：您的新着《论美国：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已在中国出版，您希望中国读者从书中获得哪些认识或洞察？

佐利克：让我首先解释一下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在政府任职期间，常常在处理眼前问题的同时反思历史。许多外交政策课程以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进行教学，这些理论本身充满了思辨和讨论的乐趣。但我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它们帮不上什么忙。反倒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往往能让我获得更多启发。我写这本书，部分原因是为了帮助年轻一代了解如何在外交领域借鉴历史经验。

我希望这本书在中国出版的另一个原因是，根据我的经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非常重要。1980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落脚在香港(专题)。后来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我走遍了中国各地，我遇到的中国人大多勤奋努力，渴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这些都是值得敬佩的品质。

然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在减少。当下，前往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在下降，而来中国的美国人数量更少。这并非好事。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我相信保持文化和人际交流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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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您的书中记录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访华历程，为我们呈现了一段鲜活的外交历史。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些历史事件所蕴含的时代启示？

佐利克：至少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无法忽视中国，中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不与中国建立关系是愚蠢的。当时，冷战尚未结束，某种程度上，那是中美两国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而做出的定位调整。但如今也可以说，无论是在经济、安全还是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中国保持有效的合作关系都是不可或缺的。

当我回顾这本书时，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在美国对华200余年的交往历程中，有三大主题尤为突出。

第一个主题是商业关系。这是一种将中国与贸易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宏大经济梦想。1784年，当时美国连宪法都尚未制定，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船从阿巴拉契亚地区出发，将30吨西洋参等货品运往广州（当时称为“Canton”）。这段历史催生出了“伟大的中国市场”这一概念，而这种理念在1900年美国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再次得以体现。在我的藏书中，有一部1937年出版的《四万万顾客》，讲述了当时人们对中国经济蕴藏巨大发展潜力的认知。

第二个主题是将中国视作一个潜在的或具有影响力的大国。我的书中关于1900年“门户开放”政策的这一章节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部分，当时正值晚清，欧洲殖民列强与日、俄等国正试图对中国进行势力范围划分。美国时任陆军部长（后任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中国的分裂将是“罗马帝国衰亡后对人类造成最大影响的事件”。1945年，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设想的世界“四大警察”将是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外交工作和外交写作其实也在诠释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因此，第二个主题是有关中国的实力——无论是从积极还是从不确定的角度来看。

第三个主题——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中美之间早期的跨国联系主要是通过传教士建立的。传教士们不仅试图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还引入了西方关于现代化的理念，包括医院、教育以及将中国学生送往美国大学的学术交流。但关于传教士的微妙之处在于，他们不仅试图让中国人信仰基督教，还有意传播美式资本主义和民主观念，而这种尝试很可能会被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