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会完成的大清算,因为人类的选择性遗忘

纳粹治下的德国为何会陷入集体疯狂？那些原本正常的人们为何会暴露出内心之恶，与纳粹同流？

二战结束后，这些问题已经被无数人探讨，也有各种答案。在英国学者玛丽·弗尔布鲁克看来：

“由国家背书的暴力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他们被裹挟着，站在了纳粹风暴的此岸或彼岸。我们可以从中辨识出一种独特的暴力形式：它并非源自个人动机的孤立暴力行径，而是一种由上层发起、批准、授权，并为下层民众所接受、执行且在许多方面由其积极性所强化的集体暴力。不仅如此，这种暴力从未掩人耳目，躲藏在遥远的地方，它就发生在每个人的生活中，甚至发生在第三帝国的核心地带，为众人所见证。”

她在《大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一书中还写道：

“无论自愿与否，许多人真心实意地赞同如下做法：将无家可归的公民从德国社会排挤出去；斩断友谊；解雇或降级犹太同事；将犹太家庭医生换成‘雅利安医生’；用纳粹世界观的‘种族’观念将人类同胞重新分门别类；孤立从前的朋友、邻居和熟人，只因他们与你不再是‘同类’。尽管并非每一个人都发自内心地狂热，但是大多数人发现从众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好过冒险让自己成为暴力和排挤的目标，只要和群体一起，无论是与群体共欢乐还是一同奚落他人，都会变得更容易……在现实中，虽然纳粹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愿景从未得到全面的实现，但是旁观者社会却逐渐形成：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愈发对整个系统的暴力和非人性置若罔闻，而正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使得这个系统得以运作、得以维系。”

二战后，德国社会逐步从这种集体疯狂与迷失中走出。人们甚至有这样的固定刻板印象：说起二战后的反思和清算，就自动将德国视为典范。从前西德总统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乃至各大集中营的种种纪念活动，从华盛顿特区的大屠杀纪念馆，到柏林人行道上刻有铭文的铜片，似乎都在提醒人们，历史上最黑暗的那一页已经翻篇。但玛丽·弗尔布鲁克在回顾二战后几十年间的纳粹审判实录后认为，清算并不彻底，许多加害者逃脱了罪责，仅仅将目光聚焦于奥斯维辛乃至其他集中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清算本应具有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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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的并不仅仅是犹太人

将纳粹罪行等同于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历史认知的偏差，因为纳粹迫害的对象远不只是犹太人。正如《大清算》所言：“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最庞大的也最醒目的犯罪场所（奥斯维辛）时，我们反而可能忽略了人们参与迫害机构和迫害实践的情况是多么普遍。”

纳粹的“优化社会”运动，迫害对象极广，所谓“没有生存价值的人”，包括了残障人士、同性恋者。当然，更多的是那些“不服从的人”，也就是拒绝与纳粹合流的政治犯，他们都不被认为是“雅利安同胞”。

对于这些“少数群体”的伤害和清洗，施害者并不仅仅是纳粹，还有社会的各阶层，甚至包括那些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比如剥夺残障人士生命的，就是原本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

即使幸存下来，也不意味着能在对纳粹的清算中得到新生。《大清算》中写道，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受害者仍然会在德国社会遭遇歧视，纳粹给他们打上的标签，如精神病患者、反社会人格、不优秀基因等，仍然被他们所背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