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華爾茲轉崗與魯比奧集權特朗普政府的深層危機

2025-05-02 | 來源: 澎湃新聞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當地時間5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宣布提名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華爾茲（Mike Waltz）為下一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國務卿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兼任臨時國家安全顧問（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這一調整不僅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次重大內閣洗牌，更暴露了美國霸權體系在多重危機沖擊下的結構性困境。從國務院重組到斡旋俄烏和談進展不利，從“信號門”事件到魯比奧“集權”（成為繼基辛格之後第二位身兼國務卿與國安顧問的內閣要員），特朗普政府的人事震蕩折射出其戰略收縮、國內政治壓力與制度性危機的交織，同時也可能預示著美國外交政策將加速轉向單邊主義、交易主義與強人政治。

權力重組的核心矛盾與制度性危機

特朗普政府的人事變動本質上是其“美國優先”理念與傳統外交建制派的激烈碰撞。

首先，華爾茲的轉崗直接導火索是3月的“信號門”事件：其意外將《大西洋》雜志編輯加入討論也門軍事行動的Signal群聊，導致作戰計劃泄露。但更深層矛盾在於其政策主張與特朗普的根本沖突。華爾茲作為共和黨“新保守主義”代表，主張對俄強硬、保留北約承諾，甚至支持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而特朗普則急於推動俄烏和談，甚至默許俄羅斯“保留克裡米亞”。這種理念沖突在華爾茲4月29日公開批評北約盟友“無力承擔防務責任”時達到頂點，直接觸碰到特朗普的政治紅線。

其次，魯比奧的集權化角色反映特朗普對官僚體系的不信任。作為國務卿，魯比奧主導的國務院重組計劃裁撤132個機構、削減15%人員，將外交資源集中於“大國競爭”。他兼任國安顧問後，成為自基辛格1973年以來首位同時掌控國務卿與國安顧問職權的官員，標志美國外交決策權進一步向總統個人集中。這種“集權化”模式雖能提高效率，但也加劇政策武斷風險。

此外，特朗普政府的“替罪羊政治”加劇了制度性危機。華爾茲成為“外交冒進”的替罪羊，而魯比奧則被塑造成“改革先鋒”。這種模式在特朗普執政史上屢見不鮮，2017年時任國務卿蒂勒森被解職、2020年時任防長埃斯珀遭罷免均屬此類。

更深層的制度性危機在於美國政治極化。國會共和黨人淪為無用的橡皮圖章，200余起訴訟纏身的行政體系陷入失能狀態。特朗普將白宮打造成家族企業，默許猶太女婿庫什納持續影響美國中東政策，放任馬斯克等“編外雇員”幹預國家決策和機構改革，導致決策體系混亂。其“推特/X治國”模式更使政策缺乏連貫性，如對烏克蘭的援助承諾反復無常，嚴重損害美國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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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收縮的全球影響與盟友體系裂變

特朗普政府的戰略收縮正在重塑全球秩序。首先，北約盟友關系的實質性瓦解。特朗普政府對北約的“訛詐式外交”要求成員國將軍費提升至GDP的5%。華爾茲作為北約溫和派的去職，使特朗普激進的“戰略收縮”主張失去內部制衡。針對特朗普政府的強勢立場，無論是德國看守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還是即將成為新總理的默茨（Friedrich Merz）都強調“歐洲必須加速戰略自主”。同樣，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也加速推動“永久結構性合作”防務計劃。這些都顯示除歐盟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已經動搖。

其次，俄烏沖突的“凍結化”風險加劇。美國對俄烏和談的施壓暴露其戰略短視。4月23日，魯比奧與美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在倫敦和談中要求烏克蘭“接受克裡米亞歸屬俄羅斯”以換取停火，遭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拒絕。特朗普公開指責澤連斯基“破壞和平”，並暫停軍事援助，導致烏軍反攻計劃受挫。這種“以領土換和平”的方案雖能短期止損，卻可能使俄烏沖突長期化，損害美國作為“可靠盟友”的信譽。

此外，中東與亞太的權力真空顯現。特朗普政府削減對外援助、退出多邊機制的傾向，為區域大國崛起創造了空間。在中東，以色列借機擴大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伊朗則加速鈾濃縮活動；在亞太，日本突破“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印度加速推進“東向行動”政策。另一方面，美國的“離岸平衡”策略可能引發更多代理人戰爭，如支持以色列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縱容日本擴軍。

輿論爭議與制度反思

此次人事震蕩引發美國國內輿論的激烈爭議。支持者認為，魯比奧的集權化改革將提高外交效率，華爾茲的調任是“正常輪崗”。副總統萬斯甚至稱調任是“升職”，強調華爾茲完成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改革，聯合國大使職位更適合其“多邊經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是社交”（Truth Social）稱贊其“始終將美國利益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