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 對比七年前中美交手三大不同:地點人選經濟壓力

2025-05-08 | 來源: BBC中文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分析人士認為，中美開始貿易談判是一個積極信號，但這很可能只是一個漫長而曲折過程的開始，因為雙邊經濟糾紛不僅僅關乎關稅，還包括中國的經濟失衡、美國的出口管制等議題的緊張局面。https://t.co/Y4LwMIah1B — BBC News 中文 (@bbcchinese) May 8, 2025 5月7日，距離特朗普宣布“解放日”關稅超過一月，中美政府各自宣布將派代表在瑞士舉行會談。

幾乎整整七年前（2018年5月3日和4日），中美進行了第一輪貿易談判，一些事情似乎並未改變：兩國依然是特朗普和習近平執政，美國還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特朗普對關稅情有獨鍾；另一些事情似乎讓世界局勢今非昔比：俄烏戰爭挑戰二戰後的世界秩序，特朗普的MAGA傾向“背刺”盟友，一場新冠疫情讓中國經濟受傷不輕，但中國制造2025總體上取得成功。

深入這次會談的細節，中方的代表是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他將於5月9日-12日訪問瑞士；美方代表是財長貝森特和貿易代表格裡爾，他們也將在本周前往瑞士。再有雙方的關稅規模遠高於特朗普第一任期時（2018年）的貿易談判，當時美國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現在則高達145%。

“這些會談是個好兆頭，”經濟學人智庫（EIU）首席亞洲經濟學家馬志昂（Nick Marro）向BBC中文表示，但這很可能只是一個漫長而曲折過程的開始，因為雙邊經濟糾紛不僅僅關乎關稅，還包括中國的經濟失衡、美國的出口管制等議題的緊張局面。“任何暗示局勢緩和的舉措都屬積極，但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仍難以擺脫當前困境。”

不過也正是七年前，當時中方負責談判的劉鶴在一次發言中說，“歷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們帶到似曾相識的十字路口”。對比七年前，梳理兩次談判的異同之處，或許可以幫助讀者更好了解當前的事態。

人選變化：鴿與鷹

比較顯著的是雙方的人選變化，中方仍是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但任職的人從劉鶴變為何立峰。

劉鶴長期在中央任職，扮演“智囊”的角色，從第八個五年計劃到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劉鶴曾參與制定多份中國經濟長期規劃，先後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任國家主席起草經濟講稿。中共十九大上，劉鶴躋身政治局委員，一個從未在地方政府任職的官員位列“黨的領導人”，並任副總理，掌握經濟領域實權，這樣的升遷軌跡頗為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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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最終在多輪與美國的貿易談判後，在白宮和特朗普簽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而後因為疫情等原因，這份協議“幾乎沒有履行”。

二十大卸任後，劉鶴不再任實際職務，但還發揮作用。2023年7月，時任美國財長耶倫訪華，見完李強和何立峰，還與已經退休的劉鶴見面，當時《南華早報》引述消息人士稱，劉鶴在卸下所有職務後，仍參加中國政府有關經濟事務的內部會議，並具有很高的影響力，他的知識儲備和經驗對北京而言極為有價值。

但就在一個月前，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七名熟悉調查情況的消息人士稱，劉鶴之子劉天然因涉嫌貪腐被中國政府調查。

此次，站在台前的則是風格頗為不同的何立峰。他此前任中國國家發改委主任，在中共二十大上進入政治局委員行列，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接棒劉鶴，分管中國的經濟、金融和工業事務。

與劉鶴這個“三朝元老”不同，何立峰是習近平的鐵杆“老部下”，在習近平1985年空降廈門時，兩人即成為過從甚密的同事。而且他在福建的三個城市主政，然後北上天津，再入中央，任職發改委，履歷豐富。國際媒體普遍對他的評論是，他的“忠誠度”和“執行力”讓中國經濟從市場化向國家主導的轉化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美方一邊，參與者的職務依然是財政部長和貿易代表。七年前是姆努欽和萊特希澤；七年後是貝森特和格裡爾。

不同的是，七年前對話關稅的主要聲音來自於屬於“鷹派”的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他在裡根時代成功限制了對美出口，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也成功主導了對華談判；相比之下，當時的財政部長姆努欽則被認為是一個來自華爾街的“全球主義者”和對華“鴿派”，他的聲量則小得多。

此次，財長貝森特成為對華談判的核心人物，在“解放日”關稅發布一周後，白宮突然改變方向，暫停大部分國家的關稅。當時站在鏡頭前的就是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他當時稱，“需要極大的勇氣才能堅持到這一刻”，在新聞發布會上，明顯缺席的是另外兩位負責向美國人民傳達特朗普關稅信息的人：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和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