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米亚娜:在海外四通桥声援运动中,我们这样克服恐惧

在北京四通桥抗议引发了海外大规模的声援浪潮后，我们也加入了校园贴标语海报的活动。我托一个坐办公室的朋友打印了三十多张海报，备好了胶带和剪刀，第二天下班就和另外一个在曼尼托巴大学读书的朋友去了她的学校。

我们辗转于校园的各个学科大楼、步行通道、公交车站和学生中心，寻找合适的位置。朋友显得非常紧张，她说她特意穿得低调，戴着帽子和口罩，选了个黑色长款羽绒服把自己全身裹住，又数次自语：“反而更显眼了。”

她左顾右盼，心神不宁，低声细语，生怕被路过的人发现。当我们在一间正在上课的教室门口的布告栏上贴海报的时候，她催促我快走，因为教室里正对我们的位置坐着一个东亚人长相的学生，她担心那人是中国人，已经“目击”到我们。当我提议要去中国学生最多的商学院贴海报的时候，她有些抗拒，直言中国人让她很害怕。

在转场的路上我问她是在恐惧什么。她的答案并不让人意外——怕和中国“爱国”学生起冲突，怕被ta们曝光和举报，怕影响到身在国内的父母和亲朋。

关于极权无远弗届的威胁和监视，我早已深有体会。它时不时就跳出来，提醒你无法脱离它的掌控。就在今年夏天，我还因为某个自己可能被“盯上”的消息而陷入了一整天的恐慌，又因为出现这种恐慌情绪而更加感到挫败。就像是突然被拉回了2019年香港运动期间，我在国内遭遇国安骚扰后那种失魂落魄的状态里，什么都没改变。我实在不明白，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我已经身在万里之外的另一个自由的国度，为什么这种恐惧还是没有放过我？为什么它仍然可以穿越时空，一下子便捕获我的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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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这种恐惧是被夸大的。极权依靠人们内化的、自发的、膨胀无度的恐惧感实施控制。而被阉割、被去权、被孤立、时刻保持自我审查，就是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出厂设置。我的朋友还很年轻，刚刚大学毕业后从国内出来，之前从未参加过类似的行动，只是有在朋友圈关注女权等议题。当我问她要不要一起去贴海报时，她立刻就答应下来。“太棒了！”她说。

我告诉了她一个管理恐惧的方法：“一般我会看着那些比我更勇敢、冲在更前面的人，ta们的遭遇有助于让我评估自己的风险。你可以看着我，如果我没出什么问题，你就暂时不用担心。”

这个方法听上去有点缺德，似乎我们是借着他人的牺牲来给自己划定安全的红线；其实这种“红线”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妄想，我们对“幸存”的庆幸里包含了太多的侥幸心态。而且，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规避风险上，就会不断规训自己做事的尺度，也限制了行动的空间。

可是，作为一个在母国从未以公民的方式参与过政治的新手，刚开始在自由社会里行动，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跳进海里，需要套个游泳圈来获得一些信心和掌控力。为更多后来人降低政治参与的门槛，也是我的责任。毕竟当年我也是靠观察那些女权行动先驱而成长起来的。她们的实践使得我有路可循，与她们的差距常常鞭策我做得更多。更重要的是，她们在被一次次打压后坚持行动的韧性，照亮了我无形的恐惧。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形成了联结，拓展了彼此能力的边界，并被一种道德义务绑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