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芬太尼危机在美泛滥,为何欧洲没有?

安妮·凯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安格斯·迪顿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慧诺(译)｜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后，全球高度关注双方高层会谈的具体事宜。近日，有法新社记者提问有关芬太尼问题的谈判安排，外交部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责任在美国自身”。这牵出了特朗普在今年2月初和3月初以“芬太尼危机”为名，两次宣布对华额外加征共计20%全面关税的单边主义行为，对此外交部刚刚发布声明，表示并未撤销“芬太尼关税”的有关反制措施。那么，美国社会内部的芬太尼危机究竟是如何演化的？

本文指出，20世纪后期，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原本持续上升，但最近几十年却掉头连续下降。这在美国工人阶级中尤为显着，自杀、滥用成瘾性药物、酒精性肝病成为致死主因。伴随着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芬太尼等阿片类止痛药愈发泛滥。大规模的“海洛因合法化”虽引发了超高致死率，但制药公司通过政治游说，规避了政府的监管强化。如今，美国医疗服务市场上的三大主体(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已构成“旨在增进医疗供给者财富”的隐性联盟。他们具备强大的市场主导能力，并通过政商联盟实现了变相垄断和寻租，导致医疗价格不断上升。

本文指出，美国拥有世界最发达的医疗技术，但其独有的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对工人阶级并不友好。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加剧了“低技能”人群失业，而医保由企业承担的现实，导致用工岗位进一步缩减，普通美国人陷入到药物滥用和失业的泥潭之中。另一方面，伴随家庭、社会、国家福利等传统保障网络的衰落，医疗供给者联盟却逐渐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底层美国人愈发弱势。这意味着，以芬太尼为由打压中国，可谓是特朗普转移内部矛盾，向底层选民投喂的一粒止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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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系列，编译自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原题为《The Epidemic of Despair: Will America’s Mortality Crisis Sprea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此为旧文重发。本文主要关注美欧的健康问题，但其折射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之变、医疗市场化等问题，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当然，由于美方立场、议题设置等原因，本文也可能仅仅反映局部信息，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一直在遭受“绝望之死”（death of despair）这种流行病（epidemic）的困扰。这个术语创造于2015年，旨在形容由药物过量、酒精性肝病或自杀造成的死亡。如今，“绝望之死”的人数不断上升，已成无可阻挡之势，连同长期以来因心脏病死亡人数的再度回升，最终呈现出一个惊人趋势：从2015年到2017年，刚出生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连续三年下降。上一次美国出现这种情况，还是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大流感（译者注：Great Influenza epidemic，1918年1月-1920年4月）。

二十世纪时，美国在降低死亡率和提高预期寿命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许多重要的健康改善措施就起源于美国：如禁烟和推广使用抗高血压药，降低了心脏病死亡率；发展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此外，随着知识、药物和技术的传播，全球其他地区的死亡率也随之下降。

现在，美国可能正带领西方国家走向相反的方向。美国人的“绝望之死”是否将蔓延到其他发达国家？

是，也不是。一方面，数据分析表明，美国的糟糕情况有一定的例外性，尤其当涉及到“绝望之死”时，美国与其说是风向标，不如说是对其他国家的警示。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有理由感到担忧，因为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英国，死于药物过量、酒精和自杀的人数已在逐渐上升。尽管这些国家拥有更好的医疗保健系统，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络，以及比美国更好的阿片类药物管控，但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公民，同样面临着全球化、工作外包和自动化的无情威胁。经济威胁正侵蚀着整个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并推动美国“绝望之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