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被亲叔叔猥亵后,一个家族的集体沉默

编辑丨雪梨王

这是一起发生在家族内部的性侵害：2022年4月，22岁的宋辰报警，说自己从2007年到2014年，一直遭受宋金宇的猥亵。宋金宇是他的亲叔叔。案子在2024年5月9日一审开庭，6月24日，深圳市宝安区法院判宋金宇犯猥亵儿童罪，刑期4年6个月。宋金宇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2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在深圳见到宋辰时，案子还没开庭。那段时间，他待在家里，日夜颠倒地打游戏，只有不得已要见律师和心理咨询师的时候，才勉强出门——他患有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接受过药物和物理治疗，并因此中止了高中学业。他说自己没法过正常的生活，能活到现在，“不过是死命撑着而已”。

这条自救之路漫长且艰难。宋辰第一次把被猥亵的事告诉家人是在2016年3月，他16岁那年，却在2022年4月才报警。心理咨询师、律师、医生、警察、法官都问过他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晚才报警？”而亲戚们问得最多的则是，“为什么不拒绝，还继续去给他搞？”

答案是复杂的。发生家里的性侵害，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所有人都看得见，却集体选择沉默。宋辰告诉我，比起叔叔，他更恨自己的父亲宋海江。16岁那年，当他终于鼓起勇气把儿时被猥亵的事讲出来时，父亲的不理解和不作为，让他几近崩溃。他把“想死”挂在嘴边，也“想杀了我爸”。姐姐宋欣告诉我，“弟弟随时都有可能从自己面前消失”——在这个家中，比宋辰大四岁的宋欣是唯一坚定支持他的人。

原本，我试图搞清楚这起发生在少年时期的性侵害会给受害者带来怎样漫长的伤害。接触宋辰一家后，我意识到，他的经历或许折射出一个更普遍的困境：当伤害发生在家里，受害者往往要对抗的不仅是施害者，还有整个系统的沉默与失能。

而它造成的阴影，往往比伤害本身持续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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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与被厌弃的

宋辰拿到二审判决书，是在今年4月16日。其实更早一些的时候，姐姐就告诉他，二审的事情了结了，但他没怎么在意。他甚至记不清宋金宇被判了几年，“就算他进去了，关我什么事？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这个惩罚对我来说有任何意义吗？”当初之所以站上法庭，宋辰说，是想“给那件事一个了结“，让自己“在某种层面上得到解脱”。

提起宋金宇，宋辰总会用“那个人”代称，因为内心深处觉得“恶心”。这些年，他努力让自己切换到第三方视角，“把它当作一件事情而已，可以不在乎”地去讲述出来。

3月初，宋辰搬去了贵阳，和朋友住在一起。他试着过上正常的生活，在晚上好好睡觉，等哪天想工作了就先随便找份工。他告诉我，最近“状态比之前好一些”，并把这归因为“不用再见到我老爹了”——这是他又一次逃离“那个环境”的尝试。

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2024年。宋辰身形单薄，一米七的个子，体重不到100斤，眼睛里总透出一股介于质问和愤怒的神色。他说自己上学时基本没交到过朋友，似乎永远无法融入某个群体。过去某次在饭桌上，爷爷用嫌弃的语气说他“很凶”，他才意识到自己面部表情通常很糟糕，“让任何人都不想接近”。

2024年5月9日的庭审现场，他用这双“很凶”的眼睛镇定地瞪着宋金宇——那是他时隔7年后再次见到后者。起诉前，检察官建议宋辰本人出庭，在案发时隔多年、证据较弱的情况下，这样“更有说服力”。

“他连正眼都不敢看我。”宋辰向我描述法庭陈述时的场景，“他哪儿敢看我？”

从出生那年到11岁，宋辰一直住在爷爷家的老房子里。那是位于城中村的一栋6层自建楼，宋辰一家住4楼，长他17岁的叔叔宋金宇跟爷爷奶奶住在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