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餐飲酒死亡同桌人被索賠77萬

2025-05-31 | 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一場朋友飯局，最終以一人身亡、家屬索賠77萬元收場。近日，雲南昆明的朱某丙與11人聚餐飲酒後死亡，其家屬將同桌11人訴至法院的新聞，引發輿論關注。

法院審理後認為，酒局組織者、駕車送朱某丙者和另一位親屬因未盡照看及救助義務，承擔次要責任，合計賠償近20萬元。其余同桌的8人屬正常“敬酒”及未飲酒，不構成侵權。

然而，就在一個月前，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的一起類似案件卻作出不同裁判。盡管無證據證明存在勸酒或“斗酒”行為，法院仍認定共飲者與醉酒者死亡的事實存在一定關聯，判令所有共飲者承擔賠償責任。

在共同飲酒引發的死亡案件中，同為共飲人，有人賠償數萬元，有的分文不賠；有人送醫仍被追責，有人不照護飲酒者反而免責。這類“同酒局不同責”的判決差異，頻頻在社交平台引發爭議：共同飲酒是否必須擔責？責任邊界應如何劃定？

中國新聞周刊梳理多起相關判例發現，司法實踐中共飲人責任大致分為三類：飲酒者與共飲人共擔責任，勸酒或酒局組織者擔責比例更高；飲酒者自負其責，共飲人免責；共飲人自願對飲酒者適當補償。

無明文規定的共同飲酒“注意義務”

多位法學家曾撰文指出，“同案不同判”現象的根源在於，在現行法律框架中，關於共同飲酒所引發的侵權責任並無明確條文予以規定，導致法官在認定共飲人應承擔的責任來源和責任大小時存在認識的不同，進而出現適用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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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裁判依據來看，2021年正式施行的民法典成為相關裁判邏輯的一個轉折點。根據其第1165條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依照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其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在此之前，法院多依據侵權責任法、民法通則、民法總則等條文進行裁判。

在此類案件中，注意義務是核心概念之一。三峽大學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盧以品曾以“共同飲酒”為關鍵詞，檢索2015年至2019年間的4708份民事判決書，發現有82%（3874份）裁判文書提及注意義務（含安全保障義務）。其中，超過八成（3381份）因未盡合理注意義務判決共飲人承擔責任。

關於注意義務的來源，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雷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共同飲酒行為屬於情誼行為。共同飲酒作為先行行為在特定情形（共同飲酒行為過程中的作為或者不作為置某同飲者所處的醉酒不能自理或者其他危險狀態，即先行行為及由此導致的危險狀態）下可能引發注意義務，共同飲酒組織者和參加者未盡到合理注意義務，要承擔情誼侵權責任。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何謂“合理”？“合理”的邊界又該如何劃分？依據為何？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綜合處副處長李春香等人在2020年發表的《共同飲酒致人身損害侵權責任糾紛中同飲人責任的裁判規則探析》一文中指出，司法實踐中對於安全注意義務的來源、內容和范圍存在爭議。

關於注意義務邊界的分歧，在司法實踐中被反復投射。在一些判決中，有法院將沒有勸酒或 “斗酒”作為盡到合理注意義務，共飲者不需要負責任。但也有法院則認為除了不能勸酒，對醉酒者還負有看扶、照顧、護送的義務。

例如，北京二中院曾公開一起送至家中及醫院不能視為盡到合理注意義務的案件。趙某與王某等人聚飲後突感不適，王某雖將其送醫，但在醫生初步判斷其可能為新發腦梗後，仍將趙某送回家中，且未告知其家屬。後趙某病情加劇，經搶救無效死亡。法院判決王某未盡到通知義務，對趙某的死亡承擔相應責任，賠償趙某家屬5萬元。

根據共同飲酒活動的規律，王雷將同飲者違反注意義務的侵權行為劃分為飲酒期間與飲酒後兩個階段，主要包括以下五類情形：勸酒、拼酒、押酒、端酒或者迫酒等行為導致某同飲者醉酒並受到身體健康損害乃至生命喪失；雖無積極勸酒等情形，但對某同飲者過度飲酒行為未加提醒或者制止；在某同飲者醉酒而處於危險狀態下未及時送醫治療；未將醉酒者妥善安全送回家；對醉酒人（不限於醉酒）酒後駕車離開的行為未加有效提醒及勸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