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专访长平:假如我可以回到"八九六四"

中国媒体人、六四参与者长平向DW诉说他最深刻的“六四”记忆，以及为什么“屈辱”伴随着他的一生？如果回到1989年6月4日那天，他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DW：长平老师除了是中国资深媒体人之外，本身也是六四运动的参与者跟见证者。您是出生在四川，那个时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后来到1989年“六四”发生的那一年之间，您是学生。您在四川做了很多组织游行，或者是参与集会，还有宣讲的活动。您好像写了很多六四的故事，可是6月4号当天到底（在四川）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比较少听见，可不可以分享一下6月4号当天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六四前后？

长平：对六四当天的记忆，第一个画面就是鲜血。首先是我看见的鲜血，一个又一个青年学生捂着被警察打破的头，满脸是血，衬衣也被血浸了，被人搀扶着，爬上一个临时搭建的讲台，控诉中共当局的罪行。当时我是那个讲台的搭建者和现场活动的主持者之一。

其次，我们从BBC和美国之音听到北京屠杀的消息，我们可以想见很多学生和市民都倒在血泊之中，到处都是鲜血，其中有些是我们的熟人朋友高中同学。中共用坦克和机枪对付和平抗议的人群，让人们想到不可思议，让人们感到震惊。当天很多人都是光着脚回家的，尤其是很多女士，她们把高跟鞋或者运动鞋脱下来砸向警察。

另外一个画面就是，在一条贯穿南北的大道，叫人民北路和人民南路上，军车风驰电筹的呼啸而过，一辆接着一辆。我从来没有在城市里见过那么快的车速。当时已经是6月5日，当局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当时街上有很多围观的人群，这些军车如入无人之境，完全不顾人们的死活，好在人们总是能够迅速的散开。在我看来这就是毫无必要的炫耀武力，就是耀武扬威进行恐吓和威胁。就跟今天对台湾的军演一样，它可能也是屠杀的一部分。

DW：那个时候害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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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那个时候的主要情绪不是害怕，而是屈辱、愤怒、痛苦和幸存者的愧疚。这种这些感觉一直持续到今天。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中说：学生抗议运动到了关键时刻，你也赶紧来吧！广场需要你！写信者是我的一位高中好友，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在北京上大学。那位给我写信的朋友他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他的一条腿中弹了，被送到医院进行了及时的手术，但是公安干警找上门来要带他去审讯，医生坚决反对要带他去审讯，说对康复不利。他仍然被带走，他个性倔强不肯配合，大约一天之后他才被送回医院。后来他留下了终身残疾，两条腿长短不一。

后来我对自己说，中弹的人也可能是我，毫无疑问，我是屠杀幸存者。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我。在无数的同辈和同道都倒在血泊中之后，我感觉到自己没有资格害怕。

DW：这个“耻辱”或者是说“六四”经验跟记忆，会不会影响到你后来踏入新闻媒体这个工作呢？

长平：六四对我的整个人生和后来的职业选择，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想先解释一下屈辱——屈辱伴随着我的一生，这种屈辱来自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杀，世界没有公义，整个国际社会眼睁睁的看着暴行发生，它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助长了其他暴行。

假如当年六四胜利了，中国实现了民主，乌克兰会怎么样？香港会怎么样？台湾又会怎么样？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黎明前的黑夜，它不会持续太久，然而36年过去了，正义仍然在考验着人们的耐心。

六四镇压的后果之一，就是让很多中国人不再相信正义的价值。（很多抗争者）在严密的囚禁中孤独的死去，或者在没有亲人的陪伴下在异国他乡生活。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吗？还有人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可以长期忍受一党专制。它是值得为之奉献生命的一个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