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局爛牌到美國名校全獎博士媽媽的選擇改變我

2025-06-09 | 來源: 谷雨星球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大家好，我是張駿。

我有兩個生日。一個是2003年1月23日，那是我來到這個世界的日子；另一個是2005年6月11日，那一天，我的人工耳蝸開機，我第一次真正聽見了這個世界的聲音——

我稱之為自己的「聽覺生日」。

我出生時被診斷為重度聽障。在母親兩年的堅持與奔波下，我終於在2歲那年，接受了人工耳蝸植入手術，重返有聲世界。

■小學第一節課，我和健聽孩子們坐在一起（左），到高中畢業的照片。

然而，聽見只是開始。由於語言發育窗口期的錯過，我的語言能力落後同齡人兩年。醫生曾警告：「六歲前不開口，終生難言。」

但真正的挑戰，並不在於「聽不聽得見」，而是「能否變成普通人」。

從此，我開始了與時間的賽跑。從那時起，媽媽教給我的第一課「爭取」成為了我生命中最核心的關鍵詞。

每一次「不好意思打擾了」的主動聯系裡，都藏著人生的轉折點，我在高中、大學裡主動找老師、聯系教授，盤資源，爭取機會，兩年讀完四年制紐約大學，今年去美國西北大學讀全獎博士。

不管開局拿到一副什麼樣的牌，「爭取」讓我打出屬於自己的王炸。

這是谷雨星球的聽聽孩子們的真心話系列，用真實的故事緩解焦慮，找到方向。尤其是在動蕩的大環境下，

1、「土方法」的科學性

人工耳蝸，是為重度至極重度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者設計的植入式電子裝置，能夠通過電極直接刺激聽神經，實現「聽見」的奇跡。它不是放大聲音的助聽器，而是一位「聲音翻譯器」。

我的童年，重復的語訓練習、機械的發音模仿和旁人異樣的目光，構成了我的日常。

比如，我小時候學不會/k/和/g/兩個音，無奈之下，媽媽想出了一個土辦法：她讓我一遍一遍的喝下一整杯自來水，讓我嘗試通過發「ge～」的音來顫動喉嚨讓水在喉腔翻滾。

在一次次嗆到嘔吐後，我終於學會了發g和k兩個音。

「爭取」是母親教會我的第一課。

上小學前，母親多次與校方溝通，終於爭取到我成為那所學校歷史上第一個聽障學生。

走過漫長的語言康復期，我逐漸融入了健聽同學的世界。小學時，大家對我腦後的「小吸盤」充滿好奇，但更多的是善意的包容。

然而，在我自以為已「正常」之際，老師和同學偶爾流露出的擔憂眼神提醒著我：我仍是一個人工耳蝸佩戴者。

「健聽」與「聽障」這兩個身份標簽的拉扯伴隨我進入青春期。

直到高中我進入UWC（世界聯合書院），才迎來真正的轉折點。同學們來自全球各地，有人走出戰火中的難民營，有人來自非洲偏遠村莊。他們的夢想不僅關於自我，更關乎社區。

正是這種「社會回饋」理念激發了我：作為聽障者，我能否用自己的經驗去改變更多人的命運呢？

■和在高中認識的萊索托好哥們（左1）5年後在紐約重逢

我開始主動了解聽障相關行業，第一次接觸到溝通科學與障礙Communication Sciences and Disorders（CSD）專業，並通過與國內聾協官員和聽障群體的交流，深入理解了這門學科。

它是一門兼具科學與人文關懷的專業，融合了語言、聽覺、神經科學。更吸引我的是，我發現許多童年康復經歷中模糊不清的問題，在CSD中都有嚴謹的理論解釋。

比如在語音學教材中我才知道，我才得小時候我發發不出兩個音主要區別在於清濁性（voicing），它們在發音部位和發音方式上是相同的。

而「喝水法」恰好鍛煉了聲帶顫動，這竟然是有科學驗證的。

從那時起我決定：我不想讓下一代人工耳蝸佩戴者依靠「土辦法」摸索語言。

我選擇這門學科，不是為了逃避障礙，而是為了理解它、解決它。

■CSD職業發展方向匯總

2、兩年大學畢業的「爭取」

因為熱愛，2023年春季，我進入紐約大學CSD項目。

入學前，我就與導師反復溝通，將四年課程壓縮至兩年完成，依靠IB學分兌換，春季入學、暑期課程和跨學院學分轉換，爭取時間、節省經濟壓力，也為職業探索騰出了更多空間。

從小就因為「爭取」改變了軌跡的我，在每一門課、每一節office hour中，我都主動提問、記錄、總結。

我繪制了職業路徑圖，從語言治療師、聽力師，到研究型教授、產業研發人員，一一梳理路徑、了解所需技能。

得益於大學豐富的課程資源，我也接觸到臨床、學術、行業多個方向的導師。我也會以「用戶身份」預約了多家紐約本地的聽力與語言診所，體驗服務的同時與從業人員深聊他們的工作內容、壓力與成就。

實踐讓我漸漸感受到自己的學科方向：我對語言康復興趣不大，更關注聽力機制。

然而此時我依舊在臨床與科研之間反復權衡，真正的轉折點發生在第三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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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David Landsberger教授（右）在北卡參會前一天體驗當地特色燒烤

我爭取進入一門實驗室實習課程，初步進入系內科研系統。在一次與PI深談中，我表達了對聽覺研究的興趣，她將我推薦至NYU Langone醫院的合作實驗室。

同時，我還在寒假回國期間爭取到國內前沿醫療設備研發商的短期實習，深入了解人工耳蝸從技術研發到用戶服務的全流程。

我的科研之路，也就此開始。

在CSDb部門實驗室PI及其他任課教授的推薦下，我向NYU Langone的David Landsberger教授發去自我介紹和研究興趣說明。沒想到，他迅速回復了我，我得以加入他的實驗室，開啟了真正意義上的科研訓練。

起初，我只是作為一名受試者參與實驗。那段時間我從受試者的新奇視角，不斷吸收科研流程的細節，從受試登記、刺激呈現到數據采集和處理，每一個環節都讓我新鮮又震撼，我甚至靠被試者的補貼賺了一筆伙食費。

但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科研不僅關乎數據，更關乎「提出正確的問題」。

■我本科兩年半的學術會議「集郵」

在之後的日子裡，我爭取參與每一次組會、數據討論和reading group，逐漸從「觀察者」成長成為了「參與者」。

在一次自己調試試驗軟件的過程中，我注意到我雙側佩戴人工耳蝸與單側佩戴時在語音識別表現上的明顯差異，便提出了建議對後續受試者進行類似對比測試。

這個想法獲得了教授的認可，並耐心和我一起討論，第一次讓我感受到作為「提出者」的價值，進一步堅定我成為研究者的決定。

與此同時，我也不斷擴展自己的學術人脈。

一起參會、主動自費去其他會議、提問、記人，我得以和多個前沿研究者積累認知與信息差，我逐漸能判斷不同子領域（臨床、工程、心理物理）之間研究重點的差異，最後確認了自己的興趣——聚焦於聽覺認知機制。

此外，我還主動聯系了多倫多大學與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兩位教授，申請赴其實驗室各短期訪問一周，參與他們真實科研項目，與實驗成員一同開周會、動手做demo項目、聽反饋。

這段經歷讓我完整地站在科研者的視角審視不同方面研究者對人工耳蝸研究的方法。也讓我一步步堅定了攻讀PhD，成為「問題提出者」的決心。

■陽光燦爛的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校區

3、「爭取」是最好的准備

種種探索後，我也意識到，自己不適合重復性高的臨床路線，也不希望只服務某一產品。我想做基礎研究，理解人工耳蝸用戶與健聽人群在聽覺認知機制上的根本差異。

就這樣，我正式確定了PhD的研究方向。

此時我驚訝的發現，我的PhD申請的很多前期工作在之前科研經歷中已經完成了。

在David教授的指導下，輔以我在峰會和各個教授面對面溝通的一手經歷，我早早就精准篩選了幾個項目和導師。通過會議交流得到的聯系方式，我和各個項目進行了後續通話，進一步了解他們後續PhD培養計劃，把目標最終確定為三個。

我積極構建的社交網絡也給我了意想不到的收獲。

有一次，在學術會議上與某校PhD學生聊天時，我意外獲悉一位我之前心儀導師即將從醫院跳槽至西北大學，我立即行動，第一時間發郵件與她聯系。

我從之前曾通過會議跟她面談過的經歷入手，展示了我的研究興趣。成功的讓她有對我進一步了解的願望。不久後，我便獲得了西北大學的面試邀請。

■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的一次會議，在這裡我第一次見到了我西北大學的博士導師

申請過程中，我圍繞著「自我身份經驗+科研動機」構建了個人陳述的雙主線——

既講述了人工耳蝸如何影響我的生活，又強調了我如何將「聽障視角」轉化為研究動力。我的推薦信來自實驗室PI、臨床導師與行業實習導師三位代表人物，這也全面展現了我的多元能力。

面試環節，我遇到了不少挑戰，有人質疑我兩年讀完本科，科研基礎是否薄弱，我便詳細展示了自己的時間管理策略、項目成果與研究計劃。

有人好奇「你只是用戶，怎麼做研究？」我則用在NYU醫院實驗室參與者-觀察者-提出者的成長路徑進行反駁。

最終，我順利拿到了西北大學和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的CSD PhD全獎offer。

到底選哪個？很多行業前沿研究者的自身經驗為我提供了重要的參考量尺。

同時，他們也更了解行業內的前沿政治風聲，這幫我最大可能得消除了未來的不確定性。最終我決定了去西北大學。

很多人以為，逆襲靠的是一次翻盤。

但對我來說，我是個很幸運的人，很幸運的有一個不放棄我的媽，無私支持的實驗室教授，熱心給予的指導的從業人員。

然而，這些幸運不是憑空而來的。

它們也是每一次「爭取」的水到渠成——從爭取第一次發音、爭取入學資格，到爭取實驗室機會、爭取學術舞台。一次次爭取後，回頭再看而選擇去很多曾經不可能的機會都被創造出來了。

在這個全是抱怨聲的當下，與其總是看見自己沒有的東西，不如關注自己有的，也千萬不要等准備好了再行動——

因為「爭取」本身就是最好的准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