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洋捕捞谈耽美小说:谁的情色,谁的秩序?

2025-07-16 | 来源: RFI 华语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流文学中对性的再现方式。无论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的“阳刚叙事”，还是以生育为终点的“功能性描写”，都未能提供耽美中这种复杂且细腻的情感—身体—身份联结。在某种意义上，耽美小说中对“Ta者身体”的书写，正是作者在表达自我渴望、重塑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的过程。

这一类“身体写作”（body writing / writing of desire）在文学史中并不罕见：无论是法国的萨德、日本的谷崎润一郎，还是中国当代女性作家余秀华、陈染，作品中都出现过带有肉体细节的叙述，这是挑战规范、挣脱道德与身份规训的表达自由。体制内作家如莫言，其作品中同样存在大量露骨甚至暴力的性描写（如乱伦、性侵等题材），但因其创作者拥有国家认证、出版资质与评论体系的加持，这些书写被赋予“身体政治”“文学象征”“民族心理”的合法性。

而，耽美小说的性写作却往往被执法者与主流舆论一刀切地等同于“淫秽”，无视了其中丰富的情感维度与社会意义。这一点，正是耽美写作最容易被误读、被打压的地方，也是在这次事件中最大争议之处，有些网友会觉得“早该清理了”，官方批评耽美小说“宣扬不健康性别观念”“妨害未成年人成长”。

诚然，无论在欧美还是日本，含有色情内容的写作，尤其是女性和酷儿的身体欲望式写作，文学和文化上地位同样很低，但是在学术与出版体系中有承认空间，几乎不涉及法律问题。

为何是海棠出事？

中国现行法律中对“淫秽作品”的定义极为模糊，缺乏统一透明的标准。其执行的重点，往往不依赖文本内容本身的“尺度”，而取决于：平台是否具备合法出版资质、是否设有内容审查机制、是否服从监管，以及作品是否纳入国家认可的审查与盈利系统。这种模糊性为国家审查机制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从而构成了事实上的“执法双轨制”：主流平台享有“预防性豁免”，边缘平台则面临突击式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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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在《从结构调整到公众领域》中指出，主流公共领域的逻辑是排除性的——它规范谁有资格发表意见、以什么形式发言、哪些议题能进入政治可视空间。因此，诸如耽美创作者、同人圈写手等非主流社群，往往只能另辟蹊径，建立属于自己的「替代公共领域」（subaltern counterpublics），在边缘化空间中发声与共鸣。这些「圈内」书写本质上是对主流性别制度的微型抵抗，但也因此处于危险地带：一旦被国家权力或平台审查机制窥见，便被重新编码为非法、淫秽、危险。

主流“男频”平台（如阅文系的起点中文网）曾刊载大量性描写内容，如都市爽文中的强制性爱、官场小说中的“潜规则”描写、甚至对女性身体的物化与暴力情节，因其平台具备正规出版资质、配有“行业自律”编辑机制、能与监管达成默契，在“内容调整”“自查锁文”之后得以继续运营。即便踩线，也可通过内部删改机制“合法化”其色情内容。

许多耽美写作者原本依附于晋江等主流平台。自2014年起，晋江将其“耽美频道”更名为“纯爱”，以标示“无露骨性爱内容”的男同性恋题材。耽美圈中流传着一句话：“晋江禁止描写颈部以下。”在这种语义审查的高压之下，头部作者往往选择遵守平台规范，以换取市场化红利；而一批更强调身体感与情欲表达的作者，则转向海棠等边缘平台，以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而主流平台上的作者，即使含少量色情内容，也常常能通过平台自律机制避免触法。”这一转向并非仅仅为了书写“色情”。匿名作者141曾在一篇自述中写道，她几乎不写成人向内容，她离开晋江，是因为“每次更新前都要使用敏感词替换器”，一个词常常被拆解得“千奇百怪”，“口口口’成了互联网上用来互相嘲讽的梗。她最终选择前往海棠，并坦言：“我不能再忍受把我的文改成工业糖精，或者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正派作品了。我必须有一个自由的地方。

与主流平台相比，海棠等平台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缝隙中的抵抗：它们采用境外服务器与支付系统，规避国内出版审查机制；平台盈利依赖会员订阅，用户多为女性与酷儿，创作者多为个体写手，没有编辑部、内容审核链，也缺乏与官方接轨的行业话语。这种去中心化、去资质化的平台结构，直接绕开了国家对网络出版、金流与意识形态的权力控制，也挑战了国家对网络出版、文化产业与金流监管的权力控制。

然而，这种自由也意味着风险。作者在海棠上发表的作品，极易因“涉黄”或“非法出版”被定罪警方以“非法出版”“传播淫秽物品”为由直接介入，甚至以刑事罪名处理海棠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