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专访香港导演周冠威:抗争很痛苦服从也很痛苦

周冠威说，外界一般认为他是一个很敢“抗争”的人，其实自己亦有服从的时候，“我怎会不服从呢？我现在仍然在香港生活，你一定要面对这个制度。我做的事不是画一幅画，我做的是电影，我需要和很多人合作，而很多人不是和你一样抗争的。”

他找合作伙伴时要小心翼翼，对方婉拒后就不再游说，怕会连累他人，就算接受访问也不太愿意提起合作过的演员。周冠威说，这也是一种服从，“我永远不会单单是一个抗争者，我同样也是服从者，我服从得仍然很痛苦。”

这种服从如影随形。访问在台北一间书店进行，周冠威随手拿起作家香港陈慧的小说《弟弟》，说很喜欢陈慧和韩丽珠的作品，转念又想，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作者？“你说多惨，我拿着她的书，我怕影响了她。”

周冠威说，服从恐惧气氛，人的心灵就不自由。试过有香港的朋友表示，不敢在社交媒体分享他电影作品的帖文，那位朋友移民后，仍然不敢分享，“移民原来同样恐惧，解决不到这种恐惧，你说那种恐惧多么讨人厌、多么需要痛恨，为何会钳制我们心灵到这个地步？”

今年10月，他来台出席《十年》10周年重映的映后座谈会，慨叹现时《十年》短片《冬蝉》最触动自己。该片讲述一对情侣把旧日的物品、甚至把自己做成标本保存的故事。

周冠威语带哽咽说，就像2025年的香港，很多东西已经不能讲，很多关系都要封存起来，“这些人性、这些演员，不再能够跟我合作......即使他们支持我、但都不能跟我合作，所有事已经不同了。”

走窄门的人

今年11月周冠威最新作品《自杀通告》在台湾上映，这部作品“香港”成份大减。全剧的香港演员只有黄秋生一位，剧组在香港找不到一间学校愿意借出场地拍摄，唯有移师台湾拍摄。周冠威笑言，自己一直习习用广东话执导，现时要改用国语沟通很难，“其实我用国语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电影今年8月4日送交香港电影报刊办进行电影检查，至今仍然没有回音，暂时在香港上映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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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好悲哀。香港电影以前不会有政治审查的，《国安法》之后（国家安全）入了电检这个条例，我的新电影就是被政府压着了。”周冠威说，电影探讨学童自杀问题，无关政治题材，亦是架空世界的故事，若香港无法上映就很难回本，对他会是很大打击，日后要游说投资者开拍新电影更困难。

根据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规定，电影必须要在香港首轮公开售票放映，方可报名。一旦《自杀通告》不能在香港上映，意味日后无缘竞逐奖项。

这方面周冠威看得开，他明白很多人想保存和争取香港价值，但他认为探究是否仍在拍“香港电影”，本身是很悲哀的事。“你恐惧没有了这个身份，你恐惧不知道怎样去定义（香港电影）。你的身份不够肯定，你的心不够踏实——因为你受了伤。”

他说，香港社会今日太少眼泪能够宣泄，但电影能够明白政治伤痕、甚至疗愈。“被政局、被恐惧牵制的时候，你找些方法。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我是电影。我拍《十年》我哭，我拍《时代革命》我哭，我拍我的新片《自杀通告》我都在哭。”

本身是基督徒的周冠威用窄门比喻自己电影的路：“我的信仰就是走窄门，我电影的路是窄门的，那就窄吧。其实不要紧要的，它仍然是一个门，仍然是我可以进入。”

尽管被贴上“禁片”导演的标签，但他笑言凡事不要看得太窄：“我10年里面有5套电影，比很多香港电影的导演其实都很幸福，非常幸福，我怎会很悲情呢？”他说，未来的电影作品不会局限在特定地方拍摄，香港、海外都有机会。

被问10年后的香港又是怎样？周冠威说理性上要悲观，但他选择乐观，“如果不是，我怎样积极去面对我的人生？”他想像，2035年那是一个自由的香港，戏院可以重映《十年》、《时代革命》。

“我希望我的下一代，可以在香港的戏院自由地去观看，或者让他感受到，我们香港历史这么多的血与泪，所有的意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