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公安部长神秘死亡周恩来下令彻查到底

华国锋多次在国务院会议厅召开会议，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请其他部、委负责人参加。华国锋为了听清每个人的发言，谁发言他就站在谁的后面听。而他们始终就是那几条意见，拿不出“他杀” 的证据。

但是，找不出李震自杀的原因，就难以说服对方。是不是有凶手，只有在一一排查后才能下结论。另外，造反派、军队干部劲头那么大，运动起来了也不是随便能停的，因此公安部内部的清查仍在进行。没有停止公安内部的清查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一口咬定是“他杀”。他想插手此事，专门去了公安部，发现李震上吊的绳子打上了一个结，就老讲打结如何如何。李震上吊的绳子是从办公室窗帘绳上剪下来的，他就抓住大做文章。华国锋后来谈到王洪文当年的表现用了四个字: “实在幼稚。”

“四人帮”深知公安部掌管着专政大权，是国家的重要部门，早就想插手，既可名正言顺地安插人，又可打击周恩来。王洪文出于政治考虑，一味地支持造反派。他既不懂技术侦查，又不明事理，不断制造事端，为搞清问题增加了许多困难。王洪文见案子拖下来，迟迟没有按照他的预想找到凶手，不甘心，准备指定中央委员祝家耀为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但周恩来不能让“四人帮”控制公安部，他在11月14、15日研究公安部事项的政治局会议上针锋相对地说: 调去的同志都不熟悉地方工作，我看还是让杨贵去吧。王洪文不得不同意。但李震死亡的原因有争议，结论定不下来，问题不能妥善解决，一直是压在周恩来心头的一块石头。

他杀证据一一被否，确认李震是自杀

这个杨贵为何许人?他1942年参加革命，1943年入党，1954年任河南林县县委书记，1965年任安阳地委副书记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1960年在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领导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1968年杨贵进入林县革委会，后任洛阳地委副书记、河南省委常委，在十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周恩来提起杨贵的名字是有原因的。他在1973年10月6日接见中央读书班第二期全体学员时，杨贵的资历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会后，周恩来还向纪登奎了解杨贵的情况。于是当王洪文提出祝家耀时，周恩来马上提出了杨贵。

害人太多怕被鞭尸周恩来火化日现诡异

八路军大规模盗墓蒋介石当面怒斥周恩来

2758决议让周恩来最悔恨官媒不敢说的5大漏洞

11月17日下午，华国锋找杨贵谈话:“对于李震之死，公安部说法不一，有些人说是他杀，也有人说是自杀。现在还没有发现李震有什么问题。他为什么会自杀呢?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这两位副部长以及李震的秘书等十几位同志被保护性地隔离审查，要很快将问题搞清楚。你明天就去公安部报到。”杨贵是候补中央委员，到公安部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却排在中央委员祝家耀的前面，这是周恩来、华国锋的有意安排。此举引起王洪文、祝家耀的不满，但是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他们无可奈何。

杨贵、祝家耀参加了破案组工作。破案组由吴忠、罗青长、郭玉峰、施义之、祝家耀、张其瑞、刘湘屏、刘传新、邹平光、杨贵等10人组成，仍由吴忠负责，经常在北京卫戍区召开会议。

王洪文通过祝家耀、徐海涛之口说出自己的看法:“能定他杀就定他杀。定不了他杀，就拖它三五年。否则，公安部右的势力又该活跃了。”他们是从派性斗争出发，根本不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祝家耀来后能直通王洪文，明目张胆支持“他杀”的观点，使问题更加复杂，确定自杀更加困难。

毛泽东一直很重视公安部的事情，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他列举了明代发生的三大疑案，拿出《明史通俗演义》送给周恩来，请他转交华国锋，要他们读第80回到第82回。这三回讲的是明朝末年发生在宫廷内的三个案子，这三个案子一直没有查清，成为宫廷斗争的话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