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藏画失踪,分明是一次恶劣的国有资产流失

如果以范勇先生估值国有可移动文物“50万亿到2000万亿元”计算，那么文物部门的“富有”，完全可以碾压国资委了。稍微啃食一点，不是“硕鼠”，而是“硕象”。

12月23日，澎湃新闻《独家调查｜从6800元购买的顾客到8800万元的送拍人》的深度报道，堪称年末精彩大戏。

另据港媒报道，最新的消息是，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已被带走协助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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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着，疑惑着

读完澎湃新闻的报道，细细梳理，有几个问题萦绕脑间，不能散发：

一、1961年11月和1964年，前后6位专家鉴定为“伪作”的结论是如何做出的？

澎湃新闻引用鉴定专家之一张珩其后的手写报告，其中记有：“南博的文物共五万一千多件，鉴定历时两个多月，平均每天最多鉴定一千七百多件。采用的不是正规的鉴定方法，而是迫不得已的特殊方法。”

以一天工作10小时计，相当于3分钟鉴定一件作品，纵使张珩先生天赋异禀，难道没有头昏眼花之时，时刻清醒，绝无过失？

鉴定专家之一谢稚柳之子接受采访时称，在他父亲生前并没有听他说1961年的南京之行，“也没听我父亲说过这一《江南春》图卷的真赝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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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郑重的《谢稚柳年谱》，并未记载谢稚柳先生1961年11月的南京之行。在1986年谢稚柳、启功等几位鉴定专家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背景下来到南博鉴定书画，从目前的文献看，并没有提到这一《江南春》图卷。

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张鉴定结论是“假”的？毕竟，即便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不法分子也可以造出真假难辨的假币。

窃以为，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文物鉴定全靠经验和主观判断，这个行当“人”的因素决定一切，是“人”就会犯错误。此外，排除经济因素，文物鉴定的真假，就是个学术问题，因此真假可以争论，谁也做不到100%正确，有争议，只能选择“相信”谁，近乎是个信仰问题。

但正是这种不得已的似是而非，很可能给不法分子的不寻常操作留下空间。

二、“伪作”结论做出后，为何不及时通知庞氏家人？

这或许是早有人觊觎这个宝贝，也有可能是特殊年代做事方式的确“与众不同”，我们不能简单以今日之人情，圈套昨日之理法。

三、鉴定为“伪作”之后的几十年，该画作放在哪里了？

有可能是一直待在南博的仓库里吃灰，但有没有另一种可能，被人“借”走了几十年，一直在等着机会办“手续”，走合法化程序？

四、被鉴定为“伪作”的“仇英江南春图卷”，1997年调出南博的“江南春卷”，及2001年6800元卖出的《仿仇英山水卷》和2025年准备公开拍卖的仇英《江南春》卷，是不是同一作品？

澎湃新闻的调查发现，被鉴定为“伪作”的《江南春》图卷（鉴定评语上称为“仇英江南春图卷”），在以6800元卖出之前，就已经流出南博，到了私人收藏家手中，被视为珍宝。而1997年调出南博时，档案称为“江南春卷”，2001年的售出票据，售出文物名称是《仿仇英山水卷》，是改名了，还是根本就是两件东西？这如何解释？澎湃新闻引用艺术收藏人士的分析，不排除“先上车后补票”的可能。但也仅仅是“可能”而已。

如果同一件商品（物品）乃至于一个人，至少三次任意改名换姓，即便没有猫腻，对公务机关出具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来说，也是极不严肃的。如果存心如此，那不得不以“阴谋论”视之了。就比如，如果有人要把“上海中心”改名为“上海商店”，你说他想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