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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 "攢下一筆錢":一天2000元 中國背包客澳洲打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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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五點,天蒙蒙亮,在地球的另一端,世界各地的年輕人正趕往農場大棚。來自中日韓、馬來西亞尼泊爾法國等國家的上百位年輕人,有人還沒睡醒,有人正互相打氣。


今天是摘藍莓的第一天。他們是采摘工“picker”。

每年,成千上萬名年輕人通過打工度假簽證進入澳大利亞,在農場、肉廠、牧場之間流動,在一年裡經歷兩種截然不同的工作世界:一端是熟悉的辦公室校園,另一端是以體力勞動計酬的流水線與果園。


近兩年,“澳洲WHV”“肉廠打工”“農場日記”等詞條鋪滿社交平台。點進帖子,最常見的不是悠閒旅行的風景,而是一篇篇記錄體力勞動的日常:肉廠刀手、烈日下摘藍莓、谷牧場掃地。

與之相伴的,是一套極具吸引力的“高薪敘事”——“我的青春146一小時”“一天賺2000塊”。在這些標題中,體力勞動被包裝成一種短期、高回報的選擇。

這種敘事並非只停留在網絡層面。近年來,澳大利亞政府放寬打工度假簽證政策,2024年澳大利亞打工度假簽證持有者首次突破20萬,達到21.3萬,比2019年疫情前的14.1萬增加了約7.2萬人。

是什麼促使這些原本在辦公室的年輕人,願意脫下長衫,走向以體力勞動為主的打工度假生活?



藍莓農場采摘現場,與陸皓月和陳青青一同工作的年輕人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受訪者供圖。


還能靠什麼生活?日子並沒有出什麼問題。

本科畢業時,米婭身邊幾乎所有同學都在准備讀研,她卻說不清自己還想繼續學什麼,順勢進入了職場。畢業前,一位好友曾邀請她一起去澳大利亞打工度假,她沒太當回事。那時,她更願意相信另一條更“正確”的路徑——“預設自己在職場會像《穿普拉達的女王》一般,過上Office Lady的生活,升職加薪,走上人生巔峰。”

她在一家澳大利亞留學中介工作了三年。“老板挺好、同事也挺好、工資待遇也不錯,工作很輕松。”這幾乎是一份沒有明顯短板的工作。


正是在這樣的狀態裡,離職的念頭開始反復出現。

“我到現在也會問自己,為什麼想不開?”米婭停頓片刻,“一份工作做了三年,已經全在我的舒適區,甚至是沒有一點成長。所有東西都一樣,你就覺得自己日復一日,每天都在復制粘貼。”

2023年,米婭辭職。之後,她前往菲律賓的語言學校學習了三個月,又回國創業。那段時間,她給自己設下一個並不對外說的“分叉點”:創業成功,就去澳大利亞度假;如果失敗,就去打工度假。

創業最終沒有成功。

真正落地墨爾本時,米婭帶著一張幾乎空掉的信用卡。沒有現金、沒有訂好的住處,也沒有工作。她在青旅裡按天續住,一天天算著賬。一連串的斷檔讓她意識到,過去的白領經驗在新環境裡幾乎無法使用。“如果不再依賴我在國內學的那套白領技能,我還能用什麼養活自己?”

西悉尼大學(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文化遺產與旅游研究專家堂娜·詹姆斯(Donna James)將這種狀態稱為一種“閾限性”——當人暫時脫離原有的社會角色、職業身份和評價體系,既不屬於出發地,也尚未真正融入目的地。“在這種階段,人會獲得某種自由感,但同時也會失去原有結構給予的安全。”她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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