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高薪逃离大厂最后一批"提前退休"的80后

2026-01-27 |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在许多人看来，1980年出生的徐春柳踩准了时代风口，职业生涯遵循着一条清晰的上升路径：千禧年初纸媒处于黄金时代，他是冲在一线的调查记者；互联网大潮来临时，他进入“大厂”，飞快晋升，薪水翻了三倍。他拥有过工作价值感、同行尊重、行业话语权，以及令人羡慕的收入。然而，面对新技术的冲击，传统内容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徐春柳所在公司也经历了多轮裁员潮和架构调整，他在5年里换过14任直属领导，小组成员最后只剩3名处于孕期和哺乳期的女职员。职场动荡中，他在2021年检查出重疾，为了不被裁员，请假的七天里，除了手术当天因为麻醉昏迷，其他时间都在处理工作信息。2024年，44岁的徐春柳觉得自己已经难以适应职场竞争，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他也成了最后一批法律意义上因病提前退休的80后。如今，他带着每月五千多元的退休金，转向一种缓慢而具体的生活：像候鸟一样随季节旅居，陪伴1岁多的女儿成长。他也终于有时间停下来审视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重新思考工作的价值，以及自己在其中的得与失。

口述｜徐春柳

记者｜吴淑斌

黄金时代我于2002年从苏州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北京当记者。我对人文社科类知识一直很感兴趣，从高中开始，每个星期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到邮局去等最近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然后买回家。

我的性格挺适合当调查记者、跑一线突发新闻。我很喜欢接触新信息，每天都花大量时间摄取信息，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我不怯于和陌生人交流。当记者会面对许多对你“无所求”的陌生人，我会用自己已知的信息去换取对方的新内容，这样至少能得到一些新线索。有时候，做监督报道还需要与人“对抗”，但我很享受这种“对抗”和克服困难的感觉，这是一种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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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大事》剧照

印象比较深的突破性采访是在2005年，李敖来北京的那次。当时，凤凰卫视独家代理了他的所有采访，其他媒体的记者根本无法靠近。后来，我打听到他要去颐和园，在一艘游船上和他的姐姐见面，我就提前上了那艘船，跟船工们混熟了后，把相机藏在了船舱里。李敖和凤凰卫视的高层一起上船，以为我也是船工之一，没人注意到我。船开到湖中央时，我突然跳出来采访，他们愣了一下，但也无可奈何——总不能把我从湖心扔下去，最后我抢到了唯一的一次采访机会。当记者那些年，类似困难的采访我做了很多。

当记者时我很有成就感和职业荣誉感。记者这个工作和社会历史进程沾着点边，记者是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看到社会发展时会有“与有荣焉”的感觉。我们那时候是真把自己当成“第四权力”，出去采访，尤其是去某些地方做监督报道，当地政府对你是“又怕又敬”，我在现场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种无形力量的存在，而且有信心：我做的这个报道最终一定能发出来，对事情有所改变。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在上海的一家媒体工作，他父母跟别人说起儿子，会自豪地提“他那篇报道被总理批示过”。这种职业带来的认可是很实在的。

此外，“记者”这份工作的收入也不错。我那会儿还是新记者，只要肯跑，一个月拿一万多块钱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做深度报道的记者，一个月能完成两篇稿件，月入过万也很轻松——那可是零几年，这笔钱在北京能过得不错了，用当时我们领导的话说，“能给大家一个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