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不要相信那些把中国大学排在第一位的排名

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作者阿里尔·普罗卡恰是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

我在哈佛教计算机科学。过去，哈佛在衡量全球大学研究产出的莱顿排名中一直稳居第一。但最近，哈佛跌到了令人沮丧的第三位，而前十名中有八所大学来自中国。

哈佛在《自然》指数和学术表现大学排名中仍然排名第一，但这些排名的前列也越来越多被中国高校占据。

值得注意的是，唯一仍然对美国大学评价较高的，是一个中国主导的排名。

有观察者近日对《纽约时报》表示，这说明“全球高等教育和科研的主导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正出现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诚然，中国高校近年来取得了显着进步，一些学校确实拥有出色的研究与教学中心，但远没有排名所显示的那么强大。

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许多中国高校是“纸老虎”：虽然论文产出惊人，但这些论文的质量常常令人质疑。

在真正重要的竞赛，吸引世界最杰出人才时，美国大学仍将领先，除非我们的联邦政府继续削弱对顶级科研的支持。

排名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可以用“古德哈特定律”来解释：当一个衡量指标变成了目标，就不再是一个好的衡量标准。这就像试图用冰敷体温计来治发烧——你把仪器冷却了，但病人仍在发烧。

中国将提升大学全球排名设为国家战略目标，结果是在制度层面制造出一种只注重“看起来像优秀”的激励机制，而不是构建健康的科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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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高校普遍实行“论文奖励金”制度，以提高本校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上的发文占比。发表在越高等级期刊上的论文，奖励越多。

有分析显示，2016年在《自然》或《科学》上发表一篇论文，平均可获4.3万美元奖金，有高校甚至提供高达16.5万美元的单篇奖励。

显然，美国学者同样有发表论文的动力，尤其是在争取终身教职的过程中。但即使是适度的金钱激励，也会诱发粗制滥造甚至造假，这正是为何美国普遍反对类似做法。

2020年，中国政府发布新规，禁止论文金，提倡“重质不重量”。但过度的“发文压力”仍然存在，学术诚信的问题也依然严重。

一项2024年的研究中，一位中国研究员称科研考核要求“非人道”——高强度又不切实际，以至于“几乎让学术不端成为必需”。

这样的环境催生了“论文工厂”，大规模贩售伪造或抄袭论文的产业链，其中一些甚至敢在中国医院走廊发名片招揽客户。

论文撤稿率也是衡量学术诚信的一个指标。一项评估发现，中国撤稿率超过美国7倍，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

问题不仅在于大学如何对待排名，还在于这些排名本身的构建方式。不同指标的组合可以得出几乎任何想要的结论。

比如，英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设有十多个指标，过去十年，这个排名每年都得出同一结论：牛津大学第一。

一个更实质性的评估方式，是看“谁在聘用谁的博士毕业生做教授？”

毕竟，聘任一名教职人员是对其学术训练机构的长期信任投资。按这个标准，美国高校依然明显领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