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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力工专栏: 与徐绰先生商榷 安全考虑还是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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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徐绰先生商榷:Engdahl是个“阴谋论者”吗? 作者:俞力工‏


安全考虑还是阴谋论?

  保钓人士里不乏反转基因作物、反克隆、反核能发电人士。其出发点应当不在于反对科学研究,或主张回返“石器时代共产主义”,而是,反对这些科技领域的冒然商业推广。具体而言,就像欧洲联盟的官方态度一样,大家担心这类未经长期考验的产品会对生态造成意想不到的污染,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害。这种朴素的安全考虑,不能就因为拒绝买单,而横加指责为“反转基因技术”或“阴谋论者”。


  如果日本福岛核电站不发生事故, “主核派”今天依旧会振振有词地提出“核能最为清洁、价廉与安全”,至于切诺比事件,“那是集权社会的必然,绝对不可能发生在自由民主社会。”如今,不需再多做解释,大家都明白那其实是“最昂贵、最肮脏、最不安全的能源”,而且今后再谴责那些“主核派”的官与商,也不必担心让人指责为“阴谋论者”。

  Engdahl先生(下文简称恩先生),据我所知,出发点与我们并无二致,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积极探索资料汇编成书,而且“捞过了界”做了一些不当的解读,于是让徐先生在若干专业问题上“逮了个正着”。

保钓圈里的某些基本态度

  二十年来,或说冷战结束以来,大家眼前明摆的是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的扩张。大西洋这头,该战略布局的具体结果就是阻扰了欧洲联盟的“独立外交与安全政策”(GASP)的发展,而将其转变为美国的帮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不待言,从一个冷战时期没开过一枪,没跨越自身领土一步的协防组织,蜕变为涉足阿拉伯海与中亚的战争机器。

  至于第三世界,迄今凡具有经济、地缘战略价值而又无法自保的国家,也大多先后为西方集团所摧毁或制服。我们似可这么认为,自16世纪发现新大陆以来,延续近500年的白种人扩张政策,除了冷战时期短暂冷冻之外,不但再度死灰复燃,甚至还把早已形成的“白种人盎格鲁萨克森新教集团”(WASP)小核心,扩大为囊括天主教、东正教文化圈的“多边性侵略集团”。

除了上述新保守主义扩张政策之外,西方国家同时又遍及全球地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就是说,试图把全球纳入一个可供跨国集团“自由取得资源、自由组织生产和自由销售产品的一条龙作业框架”。他们的表面理由是,自由经济有只“无形的手”在背后协调,使得全球人民获得好处或相对利益。

实际上,根据我们的观察,这只“无形的手”不过是各个跨国企业的“触角”,他们图的是,把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隔离,肆意发挥不负社会责任的自由。正因为如此,诸如孟山都的企业能够在越战时期不眨眼地大规模供应恶毒的橙剂,而在三十年之后,这类企业广泛发展转基因作物之际,也绝不会突变出一个对社会负责的良心。企业要求投资回收、科研回报,要对迫不及待的股东负责,要照顾CEO之流的年终奖金。这些无法回避的压力、冲动,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潜规律!

  徐先生毫无疑问是位生物学界最具资格评论恩先生的权威人士。可惜的是,在提供宝贵专业知识之余,也同样在非专业问题上过度发挥;同时,又很遗憾地对大家普遍担忧的问题,没有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说。

  我无意歧视性选择负面议题,而后对徐先生作出“XX论者”的指控,仅仅为求方便列举几个例子,以说明自己的如何失望:

一, 徐先生一方面举出“終結者技術確實很霸道…引起全球各國強烈抗議,2000年聯合國生物多樣化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正式下達暫禁令。”这信息,其实是从法律上替恩先生的主张做了注脚。随后,徐先生却又指责他“超限”解讀,把終結者技術形容成一種可以攻打敵國,隨時陷害它,可以任意讓它顆粒無收的基因科技武器。這種由於不瞭解,把一個使用 範圍有一定限度的科技,曲解為一個神乎其技、法力無邊的技術,把它神奇化,再進一步妖魔化,變成陰謀論的立論根據,這三段式的推理模式,是貫串本書的思維 主軸。

  该问题其实有点像全球定位系统,大家和睦相处时相安无事,一旦发生冲突,谁能保证美国不突然切断卫星服务?基于此,俄罗斯、欧盟、中国都在发展自己的卫星系统。出于类似的安全考虑,世界上不会有哪个国家心甘情愿地让粮食种子控制在他国政府或企业的手中。这方面不只是上述国际公约加以禁止,欧盟也不同意,恩先生提出同样的警告为何就成了“阴谋论的理论根据”?此问题涉及国家安全政策的长远战略部署,与转基因科技毫无关系。

二,2002年非洲饑荒,尚比亞`辛巴威領導人因轉基因作物的理由(13-14頁),悍然拒絕接受許多國家運去的救濟糧,寧可老百姓餓病、餓死。本書對這種草菅人命的行為,不但不批判,還把它歌頌成反轉基因的英雄行為,這是何等錯亂的價值觀!

  据我所知,这些非洲政府并非“宁可老百姓饿死”,而是像欧盟一样地对转基因作物的可靠性质疑,而希望捐赠国改为提供正常粮食。我觉得非洲国家即便出于饥饿状态,提出如此要求也属基本权利。如果西方国家宁可让他们饿死,也不愿违抗转基因作物企业的利益而提供正常的粮食,才真正是乘人之危,价值错乱。不食嗟来食向为中国古训,合理性固然值得商榷,却不必因此而对持不同道德观念者口诛笔伐。这点,也不属科技范畴。

三,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各種轉基因作物問世15年多,到現在還沒有充分 可信的人畜傷亡事件。反觀傳統作物,在美國每年約100人死於花生過敏(26),而0.3 – 0.5%的人對麥子(小麥`大麥`燕麥)麵筋(gluten)蛋白不適或過敏,所造成的腹腔疾病(celiac disease)不勝其數(27)。但是,我們可曾聽說有人呼籲禁止栽種麥子與花生?或有人說應該長期追蹤觀察吃花生`小麥的人的後代,觀察其遺傳變異?若真有人這樣提議,可能會被送進瘋人院。

  徐先生这段阐述大概可说是全文的最大败笔。转基因作物短短15年的的实践考验与人类食用麦子食品的近万年经验之间有任何可比性吗?迄今固然有若干人士对麦子蛋白过敏,但原因或是本身的生理病变所致,或麦子蛋白受到工业污染。把问题演绎到“疯人院”程度,的确让人觉得强词夺理,而且丝毫不能缓解我们对转基因作物短短15年实践经验的担忧。

四,在人類历史上,所有的安全要求,都只能限定在“具體的危險”上。當“具體的危險”被清楚地界定之後,才可能用科學的方法測試它存不存在,以及發生的機率多 大,才能形成一個現實可行的`有實質意義的安全標準。當我們使用一個產品的經驗與時間增加,用來檢驗“具體的危險”的內容才會與時俱進,日趨完善。


  徐先生专注于学术问题时,却忽略了人们还有自主选择商品与品味的自由,拒绝充当实验品的自由,以及拒绝服从美国行政命令的自由。如果连欧洲联盟都拒绝接受美国单方面通过的“實質等同”(substantial equivalence)法令,为何要强人所难地拿他人的健康开玩笑,以表明大家对新科技的支持?美国佬习惯于制定法令来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他们认为非常合适的东西,譬如“台湾关系法”,中国人为何一定要买单?食品还涉及品味问题,每个民族单单品味、习惯不同便有充分权利拒绝进口某类粮食。硬性制定标准,甚至依靠世贸组织施加压力,非但是将霸权主义表现无遗,甚至更加让人担忧是否图谋不轨。

五,221-222 頁說:“美國政府必須將獲得專利的轉基因作物視為與一般作物“實質上相同”,因此美國政府不需要對轉基因植物進行特別的衛生和安全檢測。”這要不是對事實完全無知的胡扯,就是有意造謠。

  本人认为,徐先生如果指称恩先生“胡扯”、“造谣”,起码得说明美国政府“认定转基因作物为一般作物”之后,如何在法律上、行政上进行安全检测?如果提不出什么证据,就做出如此严重指控,似乎也有些操之过急。

六,但是,在如今鋪天蓋地的反轉基因聲浪裏,不但本書不提這樣成功的正面例子,任何反轉基因作物的言論都不提它。

比起黃金水稻來,轉基因木瓜實在是非常幸運的,由大學科研單位直接轉移給農民使用,只花了短短的幾年時間。當年(1995-1998)正值轉基因作物萌芽時期,註冊費用遠低於現在每一作物一千萬美元。否則,以夏威夷大學這樣的非營利機構,恐怕是無力承擔的。

  本人无意继续摘引其他论述,部分原因当然是恩文涉及疫苗、血样和基因武器的部分是他的“软肋”,因此让徐先生批驳得体无完肤。不过,我认为可以理解的是,该领域属于高度机密的黑箱作业国防情报,以恩先生之处境、身份与专业训练,对美国这“大玩家”的生化武器研究的了解,或许还不及徐先生。这也大概是为何徐先生把恩先生当做“阴谋论者”一拳打倒在地之后,想想不妥又补充道:“我并不排除任何“阴谋”之可能性。毕竟,新老帝国主义谋我之心不死,断不会坐视中国和平崛起。“阴谋”不但是可能,而且是必然。”

  我愿意按捺自己的好奇心,不追问徐先生为何会做出“必然”的结论或推论?但是,却要强调当前真正严重的问题绝不是铺天盖地的“反转基因声浪”,而是铺天盖地的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据最新报道,单就东北地区,美国进口的4000万吨转基因大豆已使4000万农民的传统作业受到威胁,且当地大多大豆加工厂已落入美国企业之手。(注一)

其次,今年一位意大利哲学教授罗苏窦先生(Domenico Losurdo)以《帝国的语言》为题(注二),推出了一本讨论后冷战时期,美国为推行新保守主义战略,而在政治语言上的一些布局。他以George Orwell 提出的“新话语”(newspeak)概念为蓝本,检验当前帝国主义如何地把传统负面概念采用新包装的方式给合理化。譬如,对“国家内政的干预与侵略”说成是“国际保护责任”;把“削减社会福利”说成是“提高国家竞争力”;把“发动侵略战争”说成是“反恐”等等,而其中最重要的章节,就是讨论如何把所有“对新保守主义、霸权主义的批判”,说成是“阴谋理论”。我绝不认为尊敬的徐绰先生有任何为霸权主义辩护的意图,但是,希望他能理解恩先生数十年来从事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批评”是一件性质艰巨,范围广阔、风险极大的工作。Engdahl先生纵然经常在专业领域外犯了些常识性错误,但以他在国际评论界所享有的崇高声誉,绝对不是一句“阴谋论者”的指控,便可轻易打翻在地。如果采用歧视性选择办法汇集每个人的错误,则徐先生也讨不了好。

201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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