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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令铊中毒: 孙维世六姨披露孙维世之死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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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均,冯友兰的妻妹,孙维世的六姨,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梅兰芳”,五十年代的外交官夫人。苏联期间,有妇之夫林彪怎样苦苦追求孙维世?文革中,孙维世为何被养父周恩来亲自下令批捕?批捕前的那段时间孙维世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在监狱中又受到怎样的非人折磨?与孙维世无话不谈的同龄人、她的六姨任均,也许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任均晚年在口述回忆录《我这九十年》(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中,罕见披露孙维世不为人知的往事。


  

  1956年,孙维世与其六姨任均等亲人在北京和平宾馆合影


  孙维世,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女演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兼副院长,在演艺、导演、翻译等多方面建树颇多。不幸的是在“文革”中被江青等人迫害致死,年仅47岁,实在令人惋惜。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早年战友,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孙维世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申请要去延安,可谁也不认识她,只有16岁的孙维世一个人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后来周总理回来了,他不但认了孙维世为干女儿,后来还一直把她带到延安,有“红色公主”之称。


  孙维世是我二姐任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孙炳文。从幼年时候第一次见面,到“文革”开始后最后一次见面,我叫过她的小名“小兰”,也叫过她的学名“维世”----这都是她的名字,她却一直管我叫“六姨”。但是,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一岁,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


  维世小时候常住在外公外婆家,也就是我父母跟前。不管是在河南新蔡老家,还是在我父亲外出做事的住宅,维世都来住过。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姐姐们都大我许多。她们跟我玩儿,都是哄着我,不如跟一般大的小伙伴儿一块儿好玩儿。而且姐姐们常不在家,我觉得闷。维世生性活泼好动,她一来,我就特别高兴。两个小女孩儿,一会儿悄悄地商量这商量那,一会儿就撒了欢儿地疯跑疯玩儿。

  我二姐住在北京的时候,我也随父亲住在那里。我虽然是维世兄妹的姨母,但我比维世的哥哥宁世(孙泱)、济世还小几岁。因为宁世最调皮捣蛋,自然就成了这群小孩子的头儿。于是,我、维世、济世,就都跟着宁世跑这儿跑那儿地玩儿。那时我五姐在北京上学,也住在那儿,她身体不好,喜欢安静,最受不了宁世的淘气。二姐后来告诉我,那会儿,我五姐有病时,只要一听到宁世的脚步声,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可想而知宁世有多淘了。谁也没想到,宁世后来能变得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做过朱德同志的秘书,当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一次,孩子头儿宁世带领我们偷偷溜出去,到街上买东西吃,被我父亲发现了。我父亲----维世他们的外公----生气了,厉声说:“你们在街上乱花钱乱吃东西,一点儿规矩都没有!这还了得!都给我跪下!”于是,我这个小姨母,跟我的外甥、外甥女宁世、济世、维世一起,在屋外走廊里跪成一排。父亲骂孩子最爱说“狗东西”,我就跟外甥、外甥女们一起成为跪在那里的“狗东西”,听我父亲教训,谁也不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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