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大跃进惨绝人寰的红色恐怖

2014-09-01 | 来源: 多维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在世人印象中，大跃进运动似乎只是放卫星、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类早为大众所熟知的荒唐举动。其实，大跃进运动是一场全方位、全局性的“跃进”乱象。1958年起，全国公安工作也跟风搞起“大跃进”，公安机关集公检法权力于一身，滥抓滥捕，制造了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结果造成了历时数年的全国性“跃进”红色恐怖，让人不寒而栗。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正是当年公安工作“大跃进”的亲历者，《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刊发他的文章《公安工作“大跃进”》，详细披露当时情况。

　　大跃进时期比大炼钢铁更荒唐的还有公安部门的草菅人命

　　笔者生来有幸，赶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能够亲身体会到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明白很多道理。尽管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我也曾险象环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过。比起那些遭到灭顶之灾的无辜的同时代人，我是很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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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暑假，我还是一个上中学的少年，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安徽省在芜湖市举办的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任务是帮助老师交代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为期三个月。思想运动改造结束后，一些老师神秘失踪了，后来听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了。

　　1955年、1956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母校舒城中学最好的语文、数学和历史老师，两个自杀，一个被逮捕判刑，死在劳改农场（1978年后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动了我。余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正赶上反右派斗争，入校不久的一天，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从印度访问归来，学校从机场将他直接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初期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钱端升和学校很多老师、同学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乱语，安然度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

　　1961年秋，我大学毕业，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当教师。可是公安部到学校挑学生，偏偏把我挑去，不去还不行。北京政法学院三个应届毕业生直接进了公安部大门。去报到后才知道，中央已经把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到青海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王昭去了以后，发现那里的公、检、法机关在“大跃进”运动中，违法乱纪十分严重，需要彻底整顿，充实力量，于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们三个进入公安部的大学生和部机关几十名干部调到青海省，充实政法部门，主要是公安部门。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厅，分配的工作是接待上访群众、处理申诉案件，配合省委复查案件办公室，调查、处理重大冤假错案，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公安机关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自己也搞起“大跃进”，运用专政工具，压制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

　　公安工作“大跃进”运动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