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问题的出路与治疆战略

2014-10-18 | 来源: 穆尧博客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一解决新疆问题的目标底线

　　思考解决新疆问题，首先要注意“以道统器”原则和“理想与现实”相并重原则。如果抓不住新疆问题的症结、大方向、大原则，而只是从具体的“器物层面”着眼，哪怕用意良好，结果也可能事与愿违或事倍功半。如果只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置公平、正义、民主原则于不顾，且不说不可能找到解决之道，就算是退一万步找到了，也是不正义、不可欲的;但反之，如果单纯地从美好的理想出发，而不考虑现实条件，那么结果不仅难料，而且也可能导致灾难后果。

　　那么解决新疆问题的基本原则或基本目标是什么?就是谋求两千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和谐、共存、共荣，这是衡量其他一切目标想象或方案设置的基本底线。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实际却未必如此。一方面，谋求新疆人民的共同福祉，得到国家和社会主流舆论的肯定，但实际中并未得到有效、全面的落实，族群边界与贫困富裕边界重叠明显，而不少人则将其简单地归因于市场竞争的自然优胜劣汰，从而理所当然地放逐共同发展原则。另一方面，有人则认为，新疆是属于维吾尔人的新疆，汉族是外来者，持这种观点的激进者，以实际行动谋取新疆分裂，而非激进者，虽不否认国家的权威，但在内心却认可或同情分裂之为。反过来，政府则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说法，在严格控制、打压分离主义思想时，又常常过分压抑、伤害一般性质的维吾尔民族的自豪感与族裔文化认同;而被压抑者，也同样祭起“自古以来的”逻辑，公开或私下里来证明新疆是维吾尔或突厥民族家园的合法性。结果在新疆内部，新疆究竟是属于谁的之争，相当程度上就放逐了新疆是各族人民共同家园这一理应具有的共识。如果没有这种共识，那么新疆问题则就永无解决之日。尽管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无法讨论这一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将谋求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福祉，作为我们思考解决新疆问题的基本底线。所以像谋求新疆独立这种诉求，虽然不是不可以讨论，但其作为一种排斥性的解决方案，自然不被纳入这篇篇幅有限的文章中，更不用说分裂是一条根本走不通的、只能将两千万新疆人民陷于种族仇杀之境的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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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制度路径的思考

　　现有解决新疆问题的看法，大致可分为“制度路径”和“措施方案”两类。不满于现行民族制度而谋求变化的制度路径大致可分为三种：实行联邦制、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放弃现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于联邦制之设想与落实民族区域自治之观念，都可归为“自治”这一大类中，前者属于高度自治范畴，它需要国家现行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前提(即由现行一党执政的中央集权制，变为多党制的宪政体制);后者或可名之为低度自治，即在不改变现行国家基本制度的条件下，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治权。尽管两者存在自治强度的差异，但它们共有相同的前提性判断，即现有的制度无法很好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所以要通过更有效的少数民族自治制度的落实，来还权于少数民族。而这恰与近年来广为热议的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判断大相径庭。“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立论者认为，新疆、西藏等地的民族问题之所以日益激化，主要原因就在于建国以来所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培养、强化、固化了民族意识、民族差异;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也造成了公民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所以必须放弃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施行公民在法律、政治上的一律平等，并大力促进民族融合(这里主要针对的是胡鞍钢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观，他与马戎先生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理论的重大差异，请参见姚新勇：《中国大陆民族问题的“反思潮”》)。两类观点之分，既是理念的差异，也是实事判断的差异。限于篇幅理念之分存而不论，让我们来看哪种观点更靠近事实。

　　首先，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培养、强化了特定民族意识之看法，对于某些少数民族来说(如白族)可能是全然如此，但对于像藏、维吾尔这类“大少数民族”来说，则就有些似是而非了。这些民族因为人种、语言、文化、信仰、“世居”地理等因素，早在现代民族意识建立之前，就具备了相当的“民族潜质”，就是国家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独立、民族自治为人类一般标准的今天，他们也会自然将差异性潜质，发展为特殊的民族意识，而且这一进程至少早在现代中国时期就开始了。所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客观上有强化民族意识的作用，但没有这个制度，在全球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逻辑下，这些“大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也是很难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