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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性與愛 女性緊缺男性劇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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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資源緊缺,男性之間的爭斗自然就會加劇。蕭軍與蕭紅分手後,與丁玲談過戀愛,後與青年女演員王德芬訂婚,輾轉赴延安。但延安後,大概王德芬又與蕭三粘粘扯扯。一次邊區文協開會,蕭軍、蕭三、艾思奇、吳伯簫等十來人出席,蕭軍從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蕭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覷。還是老實人艾思奇慢慢說了一句:“蕭軍,你有什麼意見,可以說啊,不能那麼野蠻。”蕭軍才把匕首收起來。


  本文作者葉文龍,選自其個人博客,原題為《延安時期的女性資源及其流向》。

  


  毛澤東曾說:“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

  1938年,詩人何滿子與志同道合的女學生郭維瓊經武漢到延安。何在陝北公學學習;郭進入安吳堡青年訓練班,兩人保持著親密聯系。約半年後,何忽然接到郭的來信,說組織上安排她陪同一位老幹部到晉察冀前線。何滿子在名為《跋涉者》的自傳中回憶:“‘陝公’與安吳堡青訓班常有人來往,我得知一些情況,知道我們的關系完了。”


  延安中央黨校的女學員們曾約定:不嫁老幹部。但是,在現實面前,很多知識女性卻在知識分子和老幹部之間,面臨兩難抉擇。丁玲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三八節有感”一文中,這樣描述延安女性的尷尬:女同志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麼?”詩人們也說:“延安只有騎馬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著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


  一位40多歲的江西老紅軍娶了一位城市女生。老紅軍是八路軍120師某旅政治部民運部部長,上前線後,收到女學生情書,最後一句:“我給你一個親愛的吻。”部長持信找到捎信人:“她給我捎了東西,東西在哪裡?”捎信人一臉茫然:“她沒有捎東西啊?”部長指著信:“這不是給我一個親愛的物?這個物在哪裡?”這則笑翻故事很快成為“老紅軍”與“女學生”結合的經典段子。

  一位歷經千辛萬苦投奔延安的浙大女生,經“組織介紹”嫁給一位出身佃農的老幹部。最初,革命熱情很高的女生服從組織決定,照例周六回到老幹部窯洞,往往一宿無話。日子一久,女生漸漸厭煩。一次,她邀丈夫月下散步,老幹部說:“月亮有什麼好,圓圓的活像一個燒餅。白天幹了那麼多的工作,晚上在外面亂走有什麼意思?”浙大女生哭腫雙眼,悄然離家,留下一道詩:“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將明月比燒餅;從今不盼禮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從此不歸,組織上也無法說服女生。官司打到毛澤東處,毛寫詩回應女生,替老幹部辯護:“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間兩畫餅;寒來花月不能衣,饑時一餅勝千金。”

  老幹部窗前選美,24小時閃婚的“革命愛情”,“演出”不斷。林立果未婚妻張寧之父張富華,1929年參加紅軍,時任膠東軍區某團政治部主任。女兵連晨操,軍區司令許世友在窗前問張:“你看上哪一個?”張指著一高個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馬!”此女就是張寧母親,膠東文登縣侯家集方圓百裡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組織談話,三言兩語,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歲的“大洋馬”背著行軍包進了張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紅棗、一瓶土燒酒,就算結了婚。“媽媽為逃避包辦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產黨員後,卻又由‘組織包辦’嫁給了比他大16歲的我爸爸。”張寧在回憶錄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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