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政策: 中国的职场跨性别女性：让我补上了职场歧视这课

2024-02-24 | 来源: 希德尼尼尼Sydney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2023年初，封控放开之后，我从欧洲回国，到《南方周末》做记者，见识到了国内职场对跨性别女性的歧视会以怎样的方式发生，理解了“中国特色的”性别暴力到底长什么样子，只是这学习成本有点儿高。

“你在这个办公楼见过有男人留长发吗？”

我在南方周末的前编辑姚忆江，在我提交入职所需文件后，谈论起了我的发型。姚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顺直男。在这次谈话之前，我知道他对我的长发有些意见，因为他曾多次试图让我剪掉头发，但当他开始讲“你的发型在编辑会议上被讨论过，我们的总编辑对此不满。你知道，外面有很多求职者在等着找工作”时，我仍然极度震惊。他的语气很温和，但言辞却很刻薄。这一刻，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时遭受的歧视从微侵害（microaggressions）变成了公然的威胁。

那时，我刚刚回到中国待了两个月。此前我在欧洲生活了四年，这一方面是因为要完成我的硕士课程，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冠封控和清零政策让回国机票和隔离变得太贵了。作为一名跨性别女性，我预料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会受到歧视，尤其是在一个没有特定法律保护边缘群体免受仇恨犯罪侵扰的地方，但我并不知道歧视在中国会真正如何发生。这主要是因为我的社交过渡（social transition）主要发生在欧洲。留长发，尝试女性服装，参加女权研讨会，参加游行等等，我会说能有幸身处开明的人群中是我的一种特权。在欧洲生活时我的过渡得到了朋友们热情的支持。然而，当我踏上我曾经熟悉的土地中国时，情况就开始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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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Endl?sung”

我于2023年1月抵达广州，开始在南方周末担任记者一职。我为这个职位努力了三个多月，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测试。我非常期待这能让我迎来疫情后的“正常生活”。当时姚是我的编辑。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是在广州南方周末办公楼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那时候我刚到广州3天。他带着一名女性下属朱莉（Julie）和我一起在那里开了个会。我凑巧几年前因为工作原因在网上认识了朱莉。会上我们主要谈论了一些关于我即将开始的这个职位一些细节，以及第二天去北京出差的事情。他在会议上形容我的发型“像个艺术家”。就在那时，他开始督促我剪掉我已经留了五年的头发。不过这是我在一个月之后回想起来才认识到的事情。这种评价有个术语叫“不受欢迎的评论（unwanted comments）”，是权力骚扰（power harassment, パワハラ）的一种。也就是在那时，我终于明白他不会停止因为我的发型而骚扰我，除非我剪成“男性化”的短发。

我是在二月初看透了姚玩的把戏。当时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地区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地震。国内外的新闻机构都将摄像机对准了这样的灾难。南方周末也是如此，但只是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晚了一些。他们几乎是在全世界都知道两国民众正在死去的两天后才开始组织工作。姚用被派往边境地区做新闻报道的机会引诱我，但前提是我要根据他的要求剪掉头发。那时我一个北方人在广州初来乍到，还在适应这座城市里的生活。那时候我新租的公寓，连被褥都还没置办齐全，晚上我还要睡床板。因此其实当时如果真要派我去，我其实有很大压力。所以，我决定对他的“善意建议”不做任何反应。其实我一月份的时候也这么干过几次，不过他在这件事上展现了惊人的毅力。他前后用这个诱饵尝试了两次。第一次他只是暗示交易的条件，即用剪发换取去土耳其的机会。但没有什么可以与他的第二次尝试相比。为了打破我的防线，他试图运用三十年来磨练的宣传技巧。误导信息（misinformation）。他试图通过树立榜样的方式对我施加同侪压力。根据他的说法，有一名顺女同事莫妮卡（Monika）为了新闻事业牺牲了她的头发。他的逻辑很简单：“一个女人都能做到，为什么你（作为一个男人）不能？” 姚口中的"真相"是被曲解了的，故事里的“修剪”被替换成了“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