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与董必武鲜为人知的恩怨往事

2015-05-27 | 来源: 一青博客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中共开国元勋董必武与毛泽东，是仅有的两位于1949年后担任高层领导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被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然而在一系列疾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中，董必武却无施展之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撰文《一块被丢弃的“抹布”----红旗下的法官之董必武》指出，如今，大家都在赞颂彭真对法治的贡献。当年他协助毛泽东拿下董必武，此一段旧事，已无人再提。

　　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前排右起：吴玉章、经亨颐、陈友仁、宋子文、宋庆龄、孙科、谭延闿、徐谦、顾孟余、丁惟汾；第二排右起：朱霁青、林伯渠、毛泽东、彭泽民、于树德、陈其瑗、邓懋修、丁超五、董必武、江浩；后排右起：谢晋、许苏魂、邓演达、恽代英、陈公博、詹大悲、夏曦、王法勤、王乐平、周起刚

　　红色司法的元老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1954年9月，当选最高法院第二任院长。与他搭班子的，是副院长高克林、马锡五、张志让。[1]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班子，专业与非专业、党内与党外完美结合，都有革命的热忱。这个班子里，董必武资历最老。他是前清的秀才，1903年到武昌参加乡试时，因好奇地朝衙门里张望，被衙役饱以拳脚，“从此恨死当官人”。

　　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1934年江西苏区成立最高法院，他是首任院长。1945年3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他逝世后，联合国秘书长专电悼念，称他为联合国的创始者之一。在延安，他和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被尊为“延安五老”。建国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彭真是副主任。这个委员会类似于今天的中央政法委，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等机构的工作。他任劳任怨，不在意个人得失。他对子女说，自己是一块抹布。虽然不起眼，但总有用得着的时候。他告诫子女要甘当配角，不要老想当主帅，他自己是跑了一辈子的龙套。

　　雄心勃勃

　　董必武到最高法院任职后不久坦言：“如果各地法院、人大代表请我汇报我们法院是怎么办案的，我无可奉告。如果外国的朋友问我法院是怎么办案子的，我难以作答。”他接手的法院，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国民党《六法全书》已废，“人民的法律”迟迟不来。共产党沿习根据地时期的运动传统，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一波接一波运动。人们迷信运动而不是法律。

　　虽然接手一个烂摊子，但他雄心勃勃。

　　他安排最高法院法官到全国调研，制定刑事和民事程序审理规则。他提醒热衷于运动的人，运动“有副作用，应当以依法治国代替运动治国”。对于党政不分，他说：“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2]他还明确地说：“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他要将人民司法纳入正轨。多年后，薄一波回忆说：“在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是很可贵的。”[3]

　　他台前台后卖力地跑龙套，不料有人认为他跑偏了。1957年10月9日和10月14日，《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警惕说“政法战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集中的部分”，指责政法工作“忽视专政倾向和忽视党的领导”。

　　1957年底，各行各业开始“大跃进”，各地法院不甘落后，口号震天：苦干一年到三年，实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强奸”甚至“无民事纠纷”；审判工作要做到“党委满意，公安、检察机关满意，当事人、群众满意”；公检法三机关要联合办案，三个机关的首长“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暴风雨就要来了，他好象无动于衷。1958年4月，最高法院召开了司法工作“跃进”座谈会。董必武委婉地说：“提口号要实事求是，不着边际不好，……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决后就执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的前面，也不能摆在检察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