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之弊远大于利

2015-09-15 | 来源: 梁建章博客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2015年5月30日，金刻羽教授在TEDxChaoyangWomen大会上发表演讲《面对中国未来的领袖》（Meet thefuture leaders of China），谈及独生子女一代的特征和他们对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意义。金刻羽生于1983年，于2004和2009年分别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博士学位，2009年至今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

　　根据网络资料，金刻羽的父亲金立群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中投公司监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2015年8月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候任行长。2012年，金立群和金刻羽联名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欧洲应向亚洲取经》(Europe should stop arguing and look to Asia)，批评欧洲各国只会没完没了地争吵，建议他们向亚洲学习务实精神。

　　金刻羽在演讲中表示，独生子女政策提高了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和女性地位，但也坦陈该政策的诸多负面影响。金刻羽是来自中国高层财经官员家庭的独生女，在中国完成初中学业并在海外接受后续教育，她的观点在中国城市精英乃至高层官员家庭中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鉴于此，我们以此文来述评金刻羽教授的演讲。

　　一、独生子女是否优于非独生子女？

　　金刻羽提到：“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一点说起来非常简单，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过去，每个城市家庭都有3到4个孩子，现在却只有一个。平均来讲，96%的城市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数量的减少换来的是质量的提升。因此，在我们这一代，每个孩子都获得了巨大的教育投资。”

　　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人力资本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在相同的质量下，人力资本与数量成正比。只要质量上升不足以弥补数量的减少，就不能说人力资本会增加。至于质量与数量是否可以换算本身就是问题。比如，中国目前职业高中毕业生供不应求，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则相对困难，很难说一个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就大于两个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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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本的培育涉及家庭、学校和社会。从家庭因素来看，比起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平均确实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投资和父母关爱，也更多地承载了家庭的希望。这点早就为不少研究所证实（如陈科文，1985；风笑天，1992）。但至于这些条件和愿望究竟对独生子女的成长会产生什么影响，并没有明确的结论。

　　有人认为，更多的家庭教育投资提升了孩子的成绩，但也有人认为由于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造成孩子心理压力过大，太早失去童真，不利于保持学习和工作的后劲。还有人担心，由于缺少兄弟姐妹以及从小更可能被长辈溺爱，独生子女比较容易产生孤僻、任性、敏感和自私等性格缺陷，缺乏吃苦耐劳、冒险进取和团队合作精神。

　　在我们检索的中文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可以证实，在扣除父母教育和家庭收入等背景因素后，独生子女在学习成绩上要显着好于非独生子女。曾满超（2012）曾研究了山东省济南市的高考生，发现独生子女的高考成绩要好于非独生子女，但并不清楚这种差异，是否是因为两个群体的家庭背景不同所致。黄琳、文东茅（2008）曾比较了首都高校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状况，发现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文化背景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在校支出更高，但学习主动性的不足导致他们在学业成绩上落后于非独生子女。

　　规范性的研究（风笑天，1990、2002；李学斌，1998；肖富群、风笑天，2010）也表明，同一代人中，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性格特征各有所长，两者间的差异比人们预想的要小，很多差异会随年龄增长逐步消失。中国在城市和农村普遍实行的分别是“一孩”和“一孩半”政策，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也使得相应的教育学和社会学研究，无法分辨出政策对整代人的影响。

　　相比之下，国外对家庭孩子数对学业的影响要更系统和深入。比如，Zajonc（1976）、Taubman和 Behrman（1986）、 Downey（1995）和Joger（2009）等认为，孩子的成绩与兄弟姐妹的数量成反比；但至于这种差异究竟是否真的反映了因果关系则存在很大争论（Guo, VanWey,1999; Downey, 2001）。更不清楚的是，兄弟姐妹数量造成的成绩差异是否可以延续到成人阶段。

　　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拔苗助长也许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孩子的相对成绩，但未必能在宏观上提升大家的整体能力。微观有效不一定表示宏观有利。只有一个孩子时，家庭的希望和投资都会集中在这个孩子身上，不要输在起跑线会成为常态。但如果所有人都提前偷跑、提前冲刺，那只是徒增大家的压力，并不能在整体上让大家跑得更快。如果每家平均两三个孩子，人们也许不会如此焦虑，养育孩子的方式可能更从容、更健康，孩子的后劲也许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