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父子与毛邓江胡的恩怨(图)

　　1989年9月，金日成应邓小平邀请再度访华，邓退休前安排中朝两党领导人交接事宜。金向邓提出，如果朝鲜发生类似中国“六四”事件，朝方处理不了的话，请中国务必协助平息，不要见外。邓告只要朝方有请，解放军一定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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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是朝鲜国家体制的核心，金日成死后，金正日把全部精力放在军队身上，一方面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关键岗位上，同时着手实行军队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直到1997年4月他亲自为123位人民军将领晋升军衔，标志着军中人事安排基本完成。目前的朝鲜人民军领导层与金日成在世时已面目全非，元帅吴振宇、崔光，次帅金奉律、金光镇、李河日，大将朱道一，全文谢、全在善等或病故、或退役，或被清洗，尤其1997年2月人民武力部长崔光因心脏病去世，绝对是朝军的损失。现朝军统帅部已见倪端，为首的是两名抗联干部，元帅李乙雪和次帅白鹤林（社会安全部长），其后为次帅金永春（总参谋长），赵明禄（总政治局长，原空军司令）、金一哲（人民武力部第一副部长、原海军司令）和大将朴在谨、李中山、上将朴基珠等人，军中真正掌实权的是金正日的亲信、少壮派首领金永春。金正日认为朝鲜统一问题最终要靠武力解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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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时期如何保持军队的斗志和士气是颇费脑筋的事，因此，只要战争尚未到来，小规模的准军事行动就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军队的兴奋剂。1995年10月，两名朝军蛙人化装成韩国军人，沿临津江潜入三八线以南时被发现，一名被打死，另一名撤回北方。

　　最典型的行动是1996年9月18日，朝鲜一艘向韩国秘密输送特工人员的小型潜艇在韩国东海岸江陵附近海面意外搁浅，11名船员自杀，余者上岸，韩军在追剿过程中打死朝军13人，抓或一人，漏网一人。韩国方面则有包括上校在内的7名军人丧生，另有一农民被韩军误杀。韩国防部长李养锆因此事被撤职。韩国军方事后研讨时，对这一事件中的主角3名朝鲜特工所具备的军事素质，尤其是心理素质赞叹不已。这三名特工在配有直升飞机、军犬的3千韩国军队围捕一个半月后不仅没被发现，反而回潜到距三八线仅8公里处，在准备穿越非军事区北返前，3人镇静异常，从容进入一韩国村民家吃饭、洗澡，然后上路，当被韩军发现后双方展开枪战，3人打死4名韩军官兵，打伤7名，复又逃脱，直到临近军非事区才再次被发现，两人被击毙，一人仍在逃。此3人后被朝军授予英雄称号。虽然这次派遣行动由于技术上的故障被韩国军方发现，但没被发现的还不知有多少。通过这次事件韩国军方对朝军战斗力又有了新的认识。

　　金日成死后，朝中关系再次走入低谷，金正日因向中国索要援助达不到其要求，遂重新在报纸上不点名批判中国的“修正主义”，同时再次决定同台湾拉关系，以报复大陆。1996年朝鲜国际旅行社设立了台北办事处，同年5月，台湾省议员访朝，6月，朝鲜国际贸促会副委员长李成禄、金英烈率团去台北。以上行动虽然使中共不快，而1997年1月朝鲜决定为台湾存放核废料一事则作得更为过火，若非此举，中共不会轻易同意放走黄长烨。这完全是金正日自作自受。在此期间，中韩关系继续发展。1995年11月江泽民访问韩国，1996年中韩贸易额为200亿美元。1996年4月，朝鲜单方面宣布放弃遵守维持非军事区的停战协定，此前朝方未向中方打招呼，先把停战委员会中的波兰代表赶走，使中方措手不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被迫狼狈撤离板门店。这一行动极大损害了大陆军方的自尊心，甚至许多人民军将领也看不下去，因此，大陆军方于1996年12月派国防部外事局局长罗斌少将（伍修权之子）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了韩国。

　　众所周知，朝鲜革命深受中国革命的影响，金日成甚至这样评价：从某种程度上说，朝鲜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份。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朝鲜注重革命传统教育，各处均建有博物馆和纪念碑。在朝鲜，烈属、军属受优待，人人以当兵为荣。金日成还设立了专门培养烈士子弟的万景台军事学院，前人民军总参谋长吴克列大将就是由该学院毕业的。金日成对朝鲜革命的元老林春秋、崔庸健、金一、崔贤等极为尊敬，老干部犯了错误也不会坐牢，免职后经一段时间考验又会重新录用。朝鲜党和政府规定，抗联干部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家属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可享受特殊待遇。每逢“2．8”、“4．25”、“7．27”等军事节日，官方都要进行庆祝，金日成只要有空，必和抗联老战士聚会，通常是野餐或在别墅中宴请，席间由烈士后代向金日成和老战士们报告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情况，表演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