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波民主化的失敗說明了什麼?

2015-12-15 | 來源: FT中文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11年的中東“茉莉花革命”，又稱第四波民主化，現在看來並不成功。僅突尼斯一隅還算差強人意，利比亞有成有敗，埃及和敘利亞則是全面失敗。在敘利亞的失敗尤其慘烈，不僅置敘利亞於長期內戰之中，更令ISIS崛起，恐怖主義陰影籠罩全球。

　　劉瑜對“茉莉花革命”有過定量分析

　　跟第三波民主化比較，第四波的失敗更明顯。學者劉瑜對第三波有過定量分析，發現第三波有超過一半的國家實現了民主體制的相對穩固。劉瑜據以認定，第三波屬於“脆弱的有限成功”。

　　第三波的結局不算理想。即便不認同負面評價的劉瑜，對第三波的評價仍不得不非常審慎和克制。但相比有一半國家過關的第三波，第四波就只能用慘淡兩字形容了。如果說因第三波而生的民主受挫論、民主悲觀主義大謬，第四波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可以證成這些結論。

　　第三波第四波的反差何以如此之大？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相關國家的社會生態不同。最大不同，則在第四波都是伊斯蘭國家，第三波多數是世俗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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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蘭國家與世俗化國家對民主的回響，有雲泥之別，同在中東的土耳其和伊朗，即是兩個鮮明的例子。土耳其先世俗化後民主化，在世俗化的基礎上推行民主化，民主化成功了，土耳其最終走向了自由民主。民主雖然也曾遭遇危機，但從未被顛覆。伊朗反其道而行之，中斷已經啟動的世俗化，在逆世俗化的基礎上推行民主化，結果民主化不僅沒有帶來自由民主，反而強化了極權。民主化在伊朗的變形，其實已經埋下了第四波失敗的伏筆。

　　事實上，這是中東國家普遍面臨的困境：或如伊朗那樣推翻威權實行民主，結果是世俗化中斷，重新伊斯蘭化、政教合一；或為避免重新伊斯蘭化、政教合一，不得不拒絕民主，強化威權。第四波的失敗印證了這個邏輯。正如民主沒有讓伊朗變得比威權的巴列維時代更美，第四波也沒有讓中東總體上變得更好，反倒給基地組織和ISIS提供了趁虛而入的巨大政治真空。

　　所有這些說明一個問題：即便民主革命可能無條件，如非洲一些實際處於部落狀態的國家，仍可以推翻專制而建立民主制度；但民主制度的運行，民主的鞏固和發展，卻一定需要客觀條件配合。中東國家就需要一個基本條件，即世俗化。否則，民主化只會帶來更大災難。這大概也是埃及革命後，美國政府默許埃及軍方發動政變推翻民選政府的原因吧。

　　但世俗化絕非民主制度運行和民主鞏固的唯一條件。我們所說的民主指現代民主，亨廷頓已有斷言，現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這即意味著，民主化需要以西方文明作為主體的現代文明為基礎，這些文明基礎包括但不限於亨廷頓列舉的社會多元主義、階級制度、市民社會、對法治的信念等要素。這些文明要素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趨於成熟和系統化，始有歐洲的民主化。

　　這即是說，民主化不可能是孤立的進程，有賴現代文明的整體推進。在非世俗化國家，首要任務是世俗化。而在已經世俗化的國家，則需要進一步文明化，即需要如十七、十八世紀之前歐洲經歷過的整個文明化進程。世俗化但沒有進一步文明化，民主制度的運行、民主的鞏固和發展同樣是不可想像的。非洲一些國家的民主制度，不過徒有其表，實質上仍是酋長統治，甚至一些亞洲國家也如此；辛亥革命後中國民主制度屢起屢仆，最終跌落黨國威權甚至黨天下的深淵，歸根結底，都是社會整體文明水准制約的結果。而西班牙、韓國等第三波成功的國家，無一例外，其社會整體文明水准都有長足進展，奠定了民主化的深厚基礎。

　　民主是文明之花，文明之果，是文明哺育民主，民主反過來再深化文明；而不是倒過來，先有民主再有文明。由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其一，不是所有國家都適用民主，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就不適於民主。其二，民主革命可能無條件，不等於民主的鞏固和發展可以無條件，必須為民主的鞏固和發展培育文明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