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言专栏: 拖着影子的行走(之二) －－析《落地》中的几个关键词

家庭

　　当族国意识强烈地困扰着新移民的时候，我们同样地想到一个相关的关键词：家庭。这个词仍然指向它们身心异处的存在。我把族国与家庭这两个关键词放在一块儿来谈，主要是因为在小说里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们的现实语境折射出极富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信息，从而成为特殊的文化符码。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那样更注重国与家的关系。在西方，“国”（country或nation）与“家”（family）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而在中国，“国”与“家”构成一个词——“国家”。之所以能够构成一个词，是因为二者具有同构性。历史上，在中国，国家的统治秩序往往通过家庭的治理方式来实现，“君为臣纲”其实与“父为子纲”是异质同构的，“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老人统治成为中国特色，“克己复礼”的伦理规训成为政治原则。残酷的等级制度的钢性管理就转化成了温情脉脉的人性枷锁的柔性熏陶。所以，政治的伦理化和伦理的政治化，二者水乳交融地浇铸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为什么中国人离开祖国把自己称做“游子”？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妨。”离国与离家是同样道理，无论离家还是离国，都是“游子”。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把祖国称作故乡、为什么把对祖国的思念叫做“乡愁”。“传统是游子的影子，一个没有影子的行走，接下来的，必然是孤独。于是，他明白了，他渴求苏南、渴求何芳的愿望何以那么强烈，他是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可以匹配的影子。”这句话似乎可以看作小说的题眼。曹嘉文之所以把去国之孤独通过对成家的愿望来补偿，把苏南与何芳比作游子的“影子”，原因就在这里。他苦苦追寻的东西，既是对个人家庭的渴望，又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二者都是“游子”的精神和灵魂之“家园”。小说所展开的双重叙事其实是异质同构的。

　　由于，不同的民族与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国家观念所制约下的家庭、婚恋观念也有很大的不同。曹嘉文、苏南、何芳、汤姆，还有方海伦，他们都是处于不同国家文化相冲突的背景下来寻找作为灵魂家园的家庭的。小说隐隐约约地流露出这么一种信息：对感情与家庭的追寻应该与国家的认同一致。这个信息具体说是客观事实（fact）还是主观见解（opinion），我尚未分辨清楚。加拿大女教师詹尼弗也表示了对曹嘉文的好感，甚至有挑逗他的意思，但他并不为所动；他在何芳和苏南这两个中国女性之间进行选择而不是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作出选择，西方女人已经先在地被排除在选择项之外，可见，曹嘉文对女性的追求、对家庭成员的组成，是极大地受制于民族的认同的。而何芳与汤姆的离异、方海伦的悲剧则是在潜意识地向我们表明：来自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成员所组成的家庭是不牢固的。

　　这些新移民家庭的困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民族文化背景的冲突，二是人性内部的耗散。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东西方在家庭观念上虽然有很多相同点，比如稳定感、温暖、亲情的渴求，但是也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特别注重在家庭中获得的享受，享受生活，享受生命，强调结果；中国则是注重奋斗，强调过程；西方强调个人的独立与公平竞争的现代观念，中国强调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传统的生死依恋；中国强调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西方强调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民族文化背景之不同带来的家庭内耗主要是通过何芳与汤姆的关系来呈示的。

　　何芳，作为一个现代女性，较多地秉承了中国传统美德，吃苦耐劳，挚爱丈夫，关心孩子，但她倾注精力最多的还是事业，后来自己注册了一个光纤通讯器件有限公司，她的事业越做大，为了生活、为了融入主流社会，她付出了很多很多。她成功了，但在家庭上失败了。汤姆无法容忍她的拼命工作。尽管她也想“去卢浮宫欣赏那幅嵌在墙里的蒙娜丽莎，去巴黎圣母院抚摸卡西莫多敲过的大钟，我们还可以沿着赛纳河漫步，透过那些精致的铁门，看几眼法国人精心照看的花园。我们还要在街边喝咖啡……”，但很快就说：“我现在需要时间，需要自己支配的时间。我满脑子都是主意，需要我投入百分之两百的精力去实现它们。”她和汤姆都需要温情与享受，但何芳可以为了事业暂时放弃家庭，汤姆却主张家庭第一，他最怕的就是何芳没有节制的加班。何芳说：“你有你的事业，我也有我的，这对我很重要！”汤姆说：“什么都没有教育下一代重要，我多么希望你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我回家看到你们的笑容，会开心得要死。”汤姆一脸憧憬。“工作固然要紧，家庭才是第一位的。”他说：“你工作那么卖命为了什么？你完全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工作无非是为了赚足够的钱享受生活，家庭才是生活的核心。我们都几年没有一起休假了？我班上的犹太同事，星期五下午太阳落山以前是一定要赶回家的。周末他铁定了要和家人在一起，公司出了天大的事儿也休想叫得动他。结婚这么多年，我们的家像个正常的家吗？”小说有这么一段叙述：

　　

　　汤姆的薪水一涨再涨，何芳的工资也不低。她争取到加薪以后，工资与汤姆旗鼓相当。眼看买房子的贷款即将提前付清，汤姆心里说不出地舒坦。何芳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辞职自己办公司，汤姆当然不同意：“亲爱的，我们奋斗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总算安定下来。你现在的工作不坏，老板不管怎么说还是很器重你。你把这么好的一份工作丢掉，自己去冒险，成功有多大把握？”何芳双眼充满藏不住的兴奋：“我看重过程胜过看重结果。”汤姆依然耐着性子，但语气已经略带嘲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该有的都有了，孩子有了，房子也有了，各人有各人的汽车，工作也有保障。假如你真的不高兴再给你老板工作，你可以辞掉工作呆在家里嘛！我的工资完全可以养家糊口。

　　

　　可以看出，我们不能怀疑汤姆说的话也是真诚的。同时，汤姆对何芳也有一种性别歧视，他一开始没把何芳的小公司当回事儿，觉得只有他们的飞机才叫产品。“似乎从来没有把她的公司放在心上，说起来总是玩笑的口吻，仿佛她的公司充其量只是一个妇女聚会的俱乐部。她与汤姆谈话越来越困难，多谈一次，就多一重隔膜，恶性循环，积重难返。何芳心里充满悲凉。”在关于FSC 公司想要购买何芳公司的事这些生死存亡、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汤姆表现十分冷漠。他们的分手最终还是异质文化导致的。西方文化注重人本主义，中国则往往在人本身之外寻找意义。这其实也颇值得我们深思。假若我们所寻求的身外意义最终指向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时，这个意义是正值的；假若有的时候，身外意义却会成为对个体生命的异化，则是负值的。历史上有多少知识分子象屈原一样愚昧地把生命寄托在腐虚幻的君王理念最后绝望而死！现实中又有多少普通人拼命地追求金钱从而成为物欲的奴隶！也就是说，身外的意义有正副两极。西方的人本主义文化，找到了最根本的社会发展基点。这可以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尺。但不要把这一标尺过度神化，因为，个体的享受也具有两极价值，它同样需要正值意义的规约。

　　在家庭观念中，中国特别强调对家庭的责任感，强调家庭关系，形成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西方则强调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注重个人自我思考，自我作出判断，自我掌管命运，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尊重。曹嘉文和苏南的家长一再地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重新考虑个人问题”，很能体现中国家长的责任感和关系神话内涵。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曹嘉文很羡慕阿米莉尔，洋人的父母把决定权完全交给孩子自己，不管孩子的选择和自己的期望相差多少，他们都能坦然接收。20多岁的姑娘与一个40多岁的还有一个上高中的女儿的路易交朋友，父母与他们平等友好。中国的父母哪能有这样的宽容？在对待前妻及子女方面中国人责任感会更强。一个在国内是跳独舞的朋友出来以后离了婚，自己带一个女儿，后来嫁了一个洋人，那洋人对她倒是千呵百护的，但坚决不负担她女儿的生活费。中国人对此会大惑不解，因为中国男人接纳一个女人，就会接纳她的一切。曹嘉文在中国大陆的儿子一方面作为曹嘉文的精神温情所在，另一方面，他把儿子带过来发展又是在尽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他的儿子难道不是中国家族文化传统的小尾巴似的象征？

　　小说《前言》说的好：“如果说何芳是一个异邦的中国化存在，那么年轻的苏南则是一个中国的异邦化演绎。虽然苏南的北美化还不够到位，但她在精神上的主动投入，使她势必在心理上超越何芳。对于苏南，从来没有什么异邦，脚下的土地就是自己的家园。”苏南本是积极主动地要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的，特别认同加拿大的家庭观念：“人人都有权利享受生活。周末属于个人，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儿。在加拿大，家庭第一，亲情至上。”不过实质上，苏南也是中西文化的骑墙者。她也像何芳一样曾经与一个加拿大人恋爱。她公司的项目经理卡尔四十出头，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他在乡下有幢别墅，一帮朋友聚会的时候，他请苏南去过几次。苏南的洋作派已经很到位了，但还是受不了卡尔人前人后，张口闭口就说前妻如何如何。从祖上沿袭下来的生活习惯，代代相传，毕竟不是可以轻易模仿的，许多骨子里的东西，就算硬性模仿，也让模仿者如鲠在喉。苏南还是在异质文化的疏离中与卡尔分手了。关于个人感情问题，她一方面表面上象西方一样那么达观，当曹嘉文表示出不愿结婚的意向时，她知道他们也许没有结果，却说：“我知道，我不在乎将来的事儿。”几年来，苏南生活在这个国度，倒也耳濡目染，见身边不结婚的人多了，比那些同床异梦的夫妻还要快乐。安慰自己今天的誓言干吗要变成明天的束缚？——连《圣经》都说：“你看天上的飞鸟，既不种也不收，上天尚且看顾它们，你们做人的为什么要忧虑明天呢？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虽这样说，但她内心绝对需要一个结果，“要么全部，要么不要，这是苏南一贯的生活原则。”她与何芳的默默的较量足以说明了问题，而且在她与曹嘉文的交往过程中一直有不稳定的感觉，这种不稳定感有二：一是曹嘉文是不是真的不结婚；二来是何芳的潜在竞争，在她的眼里，爱情的竞争就象“幸存者节目”一样残酷。平安夜里的不平安的事件，正是她长久压抑的不稳定感的骤然爆发！后来，曹嘉文反思到：“他和苏南，也许是因为各自太独立了，人格独立经济也独立，一方不依赖另一方完全可以很好地生活。他们不象贫贱夫妻那样休戚与共，也不象同桌读书的小夫妻那样共同拥有简单而纯真的往事。”其实他对苏南还是误读的，苏南对曹嘉文的决绝，不是因为她已经西化得“太独立”而失去了中国人的“休戚与共”，而是由于曹嘉文对她的深深的杀伤力！他对她的伤害使得她产生了报复心理，而“报复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享受快意的时刻，自己的心也遭割锯，正如眼前被切开的树干和一只只挂在树干上承接枫糖浆的桶，枫糖是甜的，代价是树干上不可复原的刀口”。她内心深处深深地积淀下来的仍然是传统的婚姻与情感型式，一种浓得化不开的结。而她表现出来的其实往往都是表层，比如：当老万为她和曹嘉文再次牵线以消除误会时，她以西方的观念默默地责怪曹嘉文：“都生活在国外这么久了，曹嘉文怎么还使用国内找领导、找妇联、找工会的方式？这本来是非常个人的私事儿，怎么可以随便跟老万说？看来曹嘉文连这点儿基本的西方文明还没有学会。”而她的内心也不是真正的西方文明。

　　造成这些新移民的家庭的困境的第二个方面来自人性内部的耗散。比如忠诚与背弃、奉献与利己、责任与享乐等对立因素往往是不同程度地并存着的。德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曾经说过：“说人是伟大与渺小、光明与黑暗、崇高与卑鄙的混合体，我不是在责备人类，而是在给人类下定义。”他看到了人的复杂性与人类的弱点。人性是不可以简单地进行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归类的，在特定情境下，对立的因素可以互融与转化，每一种情况又都有它的合理性。曹嘉文给何芳回信说：“感情天生不服从驾驭，人生最难的从来都是选择，也许选择放弃比选择争取更让我们快乐。你说的那种感觉我懂，但那感觉有时让人想哭，倒不完全是痛惜眼前，大概更多是悲叹未来。不管我们怎样做，心中都会留下遗憾。到底什么是理智，什么是感情，什么是罪恶，什么又是可以原谅的？”大家阅读《没有影子的行走》中复杂的情感纠葛，是很难分得条理清晰的。而这正是尊重了人性之复杂性。